顾晓阳 | 洛杉矶，乡愁变成了数码的

顾晓阳

大概在1991年到1992年间，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不深刻，也不是特严重。多次在深夜睡梦中醒来，再也睡不着。印象最深的是在圣迭哥我姐姐家过周末，凌晨3点多，我醒了，轻轻走到房门外，坐在台阶上抽烟，思绪万千。

我现在算个什么呢？一日复一日单调地循环着，没有任何意义。日常生活像看不见的蛀虫，星星点点偷蚀着我的生命，恍惚之间，已吞去一大块。日子如同失业者口袋里的钞票，花一张少一张。我的人生目标从未变过，但地域和环境完全变了，在美国用中文写作，无异于死路一条。当然，这不能动摇我。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一边是不动摇的决心，一边是锋利如刀刃的现实，要想调和二者，几乎不可能。

南加州的夏夜冰凉如水，黑如漆。不远处，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西海岸，自如，顽强，不知疲倦。烟头扔了一地，悉心打扫干净，不留一点痕迹。天空渐渐发白了，苦闷并没有缓解。

小穆认识一位台湾老者，舞文弄墨，人称才子。在美国几十年，忙忙碌碌于生计，不知道正业是什么。我到一个小中文电视台做过节目，就是此老站在摄影机后面给予指导：“声音再大一点，情绪要饱满……”有一次，我和小穆在加油站看到了他白发苍苍的脑袋，他开一辆租的面包车，准备带台湾旅游团去拉斯维加斯。我忽生感触，对小穆说：“我到50岁的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样了。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说完寒心，亦不甘心。

消磨苦恼没别的法子，还得写。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回到家就乏了，睡一个小时，写到半夜。后来晚上常有饭局，我又尝试早晨6点起来写，写到8点半，出门上班。

2

比起纽约，洛杉矶的节奏显得缓慢，人们有股子悠闲劲儿，不太着慌，过得挺滋润。四季几乎没有差别的温热气候，使人产生懒洋洋的感觉。

我1991年刚到洛杉矶时，借住在朋友李家。李40出头了，单身，是个大酒鬼兼大情圣。我们一伙人常喝得倚里歪斜。我第一次喝马提尼，就是他推荐的，他刻意隐瞒了马提尼之威力，说一口喝干才过瘾。我一连干掉4杯，就趴在台子上了。

那是一家墨西哥人开的酒吧，有个小舞台，我们就坐在舞台边上。漂亮的女歌手在乐队伴奏下放声歌唱。我时不时抬起头来给女歌手伴唱：“嗷儿——！”一次一嗓子，像狼。李指着我对歌手说：“他喜欢你。”歌手说：“我也喜欢他。”“你把他带走吧。”“好啊！但不是今晚。”最后我是被李和山姆架走的，一边走，还不忘了给歌手助唱，“嗷儿——！”

中国春节那天，我们在饭桌上就开始喝，饭后换了两家酒吧，不停地喝，半夜又全部拥到李家，各挑自己喜欢的继续喝。他储藏有各种酒，我选了一瓶1.8升（3斤6两）超大瓶日本清酒，喝得一滴不剩。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地毯上，都醉了。纽约的朱老板打来电话问候我，李接起电话，对我喊：“晓阳，找你的！”然后就挂断了。我在另一头，支起上半身，手抓空气作握听筒状，放在耳边继续打鼾。

我来的第三天，他开车带我出门。我问去哪儿？他说：“带你考驾照去，笔试。”“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后座上有本笔试题解，你翻翻。”翻了20分钟，车管所就到了，我考了个不及格。当我拿着试卷去柜台约下次考试时间时，柜台里的黑人兄弟满面笑容，看都不看就给盖上了通过的大章。

我买的是一辆马自达323二手车，已跑了8万多英里，1500美元。谁有空了，就来陪我练车。经常来的是凯文，老同学小林的丈夫。事先，小林给我打了预防针：“如果凯文骂你，你可千万别介意啊！他就这脾气。”小林开车就是凯文教的，老被骂。可凯文一次也没骂过我，还教了我许多考试的窍门。不是我开得好，而是夫妻不能互相教开车——你坐在一位菜鸟驾驶的车上，肯定会觉得危险的，夫妻之间无顾忌，张嘴就能骂，但对朋友，就是另一个样了。两个月后，我顺利拿到了驾照。

第二天是周末，阿城叫我去吃饭，我开上车就进了高速公路。第一次在高速路上驾车，很刺激，兴奋加害怕，全身僵硬。聊到深夜2点打道回府，路上几乎没有车，心情也放松了，一高兴，唱起革命歌曲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下一个周末，去机场接人。临出门，忽然想到机场的路纵横交错，不知怎么去接，于是赶紧打电话咨询。一个朋友告诉我：“路牌上有图：机头朝上是送人，机头朝下是接人。”我又是一路高歌去了机场，看图认路，难不倒文盲。

由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在高速路上开车，就高唱红歌，把小时候练的童子功，又都捡起来了。

3

我在一家中文小报上班，主要工作是编辑。为了让笔勤快起来，我开始写人物专访，一年采访了二十多人。后来又另开一个专栏，两周写一篇二三千字的随笔。一年下来，笔头果然活泛了。

我以前北京的同事张利惠，在南加州大学学电影，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老太太90岁了，福建人，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可能是一九一几年，记不清了）与先生来美国留学。先生是美国最早的华人教授之一，很有名。去世后，老太太很怀念他，想写回忆录。但她已超过60年没写过中文，担心写不好，要请人帮助。张利惠推荐了我。方法是：老太太每写出一段，拿给我，做文字上的修改。刚开始确实有点儿疙疙瘩瘩，我一一把它捋顺，很认真。但没过多久，老太太就写顺了，而且越写越好。我一看，这根本用不着改呀！于是每次就是把她的原稿誊写一遍，再交给她。老太太也没说什么，工作顺利完成，付了我大概一千多美元。

二十年后，老太太早已仙逝，我和张利惠等几个朋友在北京吃饭，我讲起这件事，感叹说：“老太太在福建上的小学中学，都是美国教会办的，中文底子真扎实！她的文章有自己的文气，我一点儿都不舍得动，只有照抄。好在老太太也没看出来，要不该说我骗钱了。”张利惠管老太太叫奶奶，大笑，说：“什么没看出来？奶奶老跟我嘀咕，说晓阳怎么也不给我改了？怎么抄一遍就给我了？”又说：“奶奶要是知道你这个评价，得高兴坏了。”“啊？！”我很吃惊，“敢情她知道呀？那她一定认为我是糊弄她。”大伙儿说：“你丫就是糊弄人家！连90岁老太太的钱都骗，你好意思吗你！”

我遇到过骗钱的，不过没上当。

一天，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个台湾老板要成立公司，“想找几个骨干”，让我周末去开会。那是雷克大街靠近210高速路旁的一栋写字楼，离我家很近，我去了。一进去，黑压压地坐了上百人。那位台湾老板正在演讲，小个子，脱了西服只穿衬衣，领带也给拽松了，只听他说：“旧金山的是黄埔一期，我们这里，就是黄埔二期……”屏幕上播放着旧金山的高楼大厦，自称都是他的。

这哪里是什么“骨干”会？分明是用报纸广告招来的社会闲杂人员。我站起来要走，朋友把我拦住了。大会散，有二十多人、包括我，又被引导到一间小会议室里。这些人中倒有熟面孔：赵丹的儿子赵劲、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子弟、还有几个博士生。老板进来，又是一通天花乱坠，把坐在他旁边的一个50多岁老头儿说得激动万分，抓住他的胳膊说：“老板啊，我听了那么多金融讲座，没一个比您说得透彻！真是太精彩了！”老板很得意，继续吹，说以后我带你们去赌城，用我的办法，保证个个都赢钱。最后他宣布：从下周一晚上开始，对我们进行培训，培训一周就可以进公司了，期间不仅不收培训费，每人每天还发20美元车马费。

我当然没去培训。老板说的我不懂，所有关于金融股票投资赚钱的话我都没兴趣、听不懂。此外，我认定他是个骗子。认定方法简单粗暴但很管用：钱是靠劳动赚来的，没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有，也砸不到我头上。谁说要砸我，谁就是骗子。

一个星期后，会上的人给我来了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培训？我说没兴趣。他说：“先把车马费拿了也好嘛！”然后又讲了一遍如何能赚大钱，还说，那二十几个“骨干”都很踊跃（事实是有三五个人和我一样没去），其中一位我认识的博士还托他给老板送了点心。“送点心？”我问，“干嘛呀？走后门？”他看我不上道，就直接说了：“这么说吧晓阳，你有一万块钱吗？”“干嘛呀？”“投资啊！最少一万块，某某已经投了五万！”“我没有。”电话就挂了。

几个月后，台湾老板卷款而逃。旧金山的大陆同.胞受害者组成了团体，向联邦调查局报案金融诈骗。洛杉矶上当的人们也闻风而起，可是已经晚了。据报道，最多的竟有人投资了几十万美元，全部打了水漂儿。评论说：想不到大陆人还真有钱。（那是1991年啊！）

后来，这位台湾老板逃出美国，又去了中国，用什么手法不清楚，反正还是集资诈骗。2000年前后，因诈骗数额巨大，被判处死刑。

4

李的好朋友山姆，也是小个子台湾人。一次我们去大熊湖度假，他穿了件花花绿绿的夏威夷衫，被人起外号叫“小花虾”。他自己做生意，办公室恰巧和我们报社在同一层楼。一间房，一个人，冷冷清清，也不知道做什么。有一天，我担心他太无聊，就在A4纸上写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用传真机给他发了过去。几分钟后，我走到他办公室，推门而入。他一见我就乐了，说：“他妈的，我说是谁呀，发的这是森魔（什么）？原来是你！”我说：“收一份传真，总比一份都没有好嘛！”

我比山姆好不到哪儿去，心里仍空落落的。写随笔和人物专访把笔遛开了，特别想写小说。可心沉不下去，故事就冒不出来。而要把心沉下去，必须拥有充裕的时间。

我订了一份国内的《读书》杂志，看到这么一篇文章：作者早年在美国的大学修写作硕士课程，导师是美国的一位小说家。导师不断地让他们写写写，他却经常写不出来。导师问为什么？他说没灵感。导师说：去他的灵感！你必须每天都坐在打字机前，写，如果什么也写不出来，就把脑子里此刻冒出来的一句话敲在纸上。坚持下去，就能写出来了。

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启发。

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辞职。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有一个特点：每逢来到十字路口，会在一跺脚间，决定往哪儿走，然后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困难是会越想越多的，掂量来掂量去，可以叫深思熟虑，也造成犹疑不决。轻率是缺点，但遇到重大抉择时，轻率一下也许能解决问题。说得冠冕堂皇点儿，这叫听从内心的召唤。

我已在报社工作一年了，1992年4月理事会开会时，我提出辞职。理事们问为什么？我说想写东西。他们都不信。经我一再说明，他们似乎感到释然，说咳，写东西干嘛要辞职呢，你去写好了，不用在办公室坐班，反正把你负责的这一摊事做完就行。

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我大喜。从此，我每天上午在家写作，一直写到下午2点。吃罢饭，去办公室。工作早已驾轻就熟，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然后或者去游泳，或者回家。晚上约饭局，心理不再有负担，该吃吃该喝喝，反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在上午干完了。

多年后，想起辞职这件事就后怕。那是一个愚蠢又荒唐的念头。倘若没了工作，我能支撑几个月呢？即便真写出什么，还不是饿肚皮？早晚总要出去打工的。到那时，恐怕在餐馆后厨洗碗也得认了，前途漆黑一片。

5

这年5月，美国诗歌学会邀请一些中国诗人访美，最后一站在旧金山。其中北岛、多多、顾城是老朋友，让我过去玩儿。我开了5个多小时车，一路唱着革命歌曲，到了旧金山。

我只参加了在伯克利一家大书店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人头攒动，灯火辉煌。每位诗人先朗诵自己的中文诗，然后分别由美国的诗人或作家朗诵同一首诗的英文译本。顾城在朗诵前说了几句话，我是记者，手勤，记了下来，现在应该成为独家记录了。他说：

我是在秋天出生的，因此我常常感到悲伤。我又是属猴的，所以我很喜欢干坏事儿……后来我发现，只有在诗里，这两件事才是被允许的。在诗的世界里，我可以像个孙猴子，想要变成一条鱼，就可以变成一条鱼在水里游；想要变成一只鸟，就可以变成一只鸟在天上飞。

北岛和多多讲得也很好，但有不少敏感词，在此就不照录了。多多大意是说：以前在国内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泛西方主义者”；来到西方后，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泛人”；三年后的今天，我就只是一个“泛”了。

朗诵会结束，大批听众不愿离去，围着诗人们交谈和求签名。我的一个旧金山的朋友想认识多多，我拉住多多，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唱歌的。”多多看都不看她，仰起下巴，转身而去。这位远离故乡的“泛”，还是他妈的那么狂傲。

我们每天晚上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一路上唱的红歌又挨个儿唱了一遍。北岛和多多都学过美声男高音，又酷爱歌剧，居然忍受住我的“民族”唱法，真给面子！

最后一天，诗歌学会安排了晚上9点的鸡尾酒会。之前，我们几个找了一家中餐馆，吃火锅喝绍兴酒。我那天话特别多，酒劲儿一冲，感时伤事，哭了。饭后来到街上，北岛一看架势不对，怕我在酒会上撒酒疯，果断宣布：“晓阳就别去酒会了。”多多抗议道：“你凭什么不让人去呀？凭什么不让呀？”顾城似乎被我的胡咧咧感动了，饭桌上望着我的眼神流露真诚。此时，他与谢晔特意走在我身边，对我说：“你的《胡同》写得好，那篇小说写得不好，《胡同》好……”刚下过雨，地面湿漉漉的，他们一直把我送到住处。

他是在安慰我！我忽然明白了：顾城其实什么都懂，人情世故也了然于胸，并非是个缺根儿筋的诗人或缺心眼儿的书呆子。至于他愿不愿意去应和，就是另一回事了。

6

李早就去了广东开工厂，把一船一船的洋垃圾运过去，那里面有宝。我先是把他的房子租下来，以后又换到隔壁的大套房。山姆与一个北京人合伙做中国贸易，迅速发了财。他从北京进口的家具卖不出去，到处送朋友，我收了一套餐桌椅，虽然傻大粗笨，质量还行。小林和凯文也频频回国寻觅商机，有一次是我凌晨5点把他们送去机场的。

纽约老刘供职在一家大公司，他们招待的中国官员如果来洛杉矶，就让我接待。他们的长期贸易伙伴、某省服装公司经理送我一件自产的衬衣，第一回穿还行，洗过以后，衣襟缩到了肚脐眼、两个袖口够不到手腕子。

美女玛丽安做的生意是购来二手奔驰宝马，把它们锯成两截儿，当废铜烂铁卖到中国，到了中国再给焊上，整车出售。我认识的北京一位电影明星就买了这样一辆奔驰，可能是焊接没对齐，右侧两个车门都打不开，只能从左边上车。

一批批中国官员和国企经理开始组团来美考察学习，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的华人迎来了赚快钱的好日子……中国经济要起飞呀，全世界都跟着蠢蠢欲动。

我接连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心情舒畅。回想刚到洛杉矶时，北岛催稿，我熬夜写了一篇《一夜风流》，虽然刊出，但北岛几次批评我写得不好（亦即顾城说不好的那篇小说）。现在这几篇，总算比《一夜风流》有了进步。其中一篇《煤》，我自己挺满意，但阿城批评说：“写得太完整。”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文革时期的发小田力和他的搭档老童来美国出差，住在我家。田力是一家国企的党委书记，老童是厂长，二人的酒量没有底。正好李从广东回来，酒鬼遇酒鬼，别提多高兴了，从他家源源不断地把各种酒运来我家。

二人喝啤酒是这样：一升啤酒在手，一仰脖，董！董！董！三口就没了，时间仅在5秒以内，把李也看呆了。

老童喝嗨了，对我抱怨：“我他妈跟你这哥们儿（田力）搭档算倒了霉了！花一分钱都看着我，我把企业搞得这么好，个人一点儿好处没有！”又大骂田力和我：“你们他妈的干部子弟懂什么？我6岁捡煤核儿，14岁就有性生活。你们他妈比得了嘛！”我自愧不如，连声说：“比不了！比不了！”

我早就听说，老童抓生产是一把好手，就是“作风”老出问题。田力当书记后，找他搭档，果然干得风生水起，又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二人把一个奄奄一息的企业，迅速做大了。

田力平时寡言，一喝酒话也多了，说起文..革旧事，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童年创伤，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我从酸澌泪下，发展到嚎啕大哭。但醉归醉，还知道大老爷们哭鼻子丢人，赶紧跑到厕所里去了。田力也醉得不轻，追到厕所，抱着我也哭了，直说：“晓阳，我理解你！”

李在旁边看热闹，拿起相机不停地拍。第二天洗出照片一看，我们都大惊失色：四条汉子全都脱了上衣，光着膀子相拥举杯。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脱的衣服？我们一边传看一边笑，虽说洛杉矶的冬天不冷，可也不至于热成这样儿啊！书记一把抢过来，把照片撕了；回到家，连底片也绞了个稀碎。

那一晚我们四人喝掉5斤威士忌、2斤伏特加，以及不计其数的日本清酒和台湾啤酒。我是喝得最少的。

还是年轻啊！

田力和老童后来多次来美国，都是住在高级酒店里了。他俩是我见过的合作时间最长、配合最默契、最终结局完满的一对搭档，实在难得。

7

1993年秋，顾城谢晔辗转来到洛杉矶，在我家住了15天。此事我已写有专文（见《顾晓阳：绝命之前，顾城谢晔在洛杉矶》），这里就不赘述了。

他们是9月21日离开洛杉矶回新西兰。到了10月9日，周六，中午我吃完饭在卧室睡午觉，刚迷糊，电话铃响了，我不想接。铃声过后是录音，只听端午说道：“晓阳啊，今天早上慧燕的同事看到法新社一条新闻，说新西兰有一个中国的著名诗人杀妻自杀……”我噌地跳起来，飞奔到客厅，抓起听筒。过后听录音回放时，我的头几声嘶叫也给录上了，“端午！端午！……”声音颤抖，无比凄厉。

《世界日报》值班编辑看到的这则新闻很简短，说事件发生在10月8日，但没写那位“著名诗人”姓字名谁。端午找我要顾城的电话，想打过去验证一下。顾城家里没装电话，他给我留的是他姐姐顾乡的电话，他们同住在一个岛上。我对端午说：“我的电话本就在手边，但现在我找不着。你让我缓缓。”我的眼睛没有发黑，什么都看得见，但脑子卡住了，看见什么都不认识。

后来《世界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说我“嚎啕大哭”，并无此事。我只有震惊，顾不上难过。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心乱如麻。抽第二支烟时，脑子能动了，向桌上一扫，电话本果然在那里。这时我多了个心眼儿，如果端午或记者贸然给顾乡打电话，而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多不好！不如我先给顾乡打个电话。

电话通了。顾乡一听是我，很热情，彼此寒暄良久。我是不敢提顾城的，倒是她主动说：“他们说了，在你那儿玩儿得特别开心……”我一听，没事儿啊！哪像出了凶案的？很正常。

我就问了：“顾城他们怎么样啊？”

她停顿一下。“出了点儿事儿。”

“是吗？出什么事了？”

“顾城把谢晔打了。”

“打了？打成什么样了？”

顾乡以克制的语调，叙述了这一经过。

放下电话后，我反复想象着最后那个片段的情景：斧子、绳索、手上的血、特别是顾城当时的心理……越细想，越可怕。

他们在我这里住了整整十五天，朝夕相处，亲如家人。分别仅十八天，一变为鬼魂。此刻，满屋子都是他俩的身影声欬，向主卧房门口一望，就觉得谢晔能走出来。

我不能在家呆着，要出去转转。拿起车钥匙，又觉得不行：目前我这恍恍惚惚的状态，开车肯定要撞啊！

暮色下来了，天将黑。既不敢出门，更怵夜里一个人在家守着。想来想去，分别给阿城、朝华、孟悦打电话，请他们来陪我。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都很震惊，马上就来了。

阿城笑说：“你挺大个个子，胆儿这么小。”我给他们作揖，说：“谢谢你们陪着我！我是真不敢一个人哪！”半夜，艾蓓从北加州打来电话。顾城谢晔来洛杉矶之前，先在她那儿住了几天，她刚听说，吓得睡不着觉。阿城对她说：“你睡觉前洗澡的时候啊，浴室别关门，门口放一面镜子。”“为什么？”“他们俩来找你，你好提前能看见啊。”艾蓓“啊”地惨叫一声，骂了句“你个死阿城！”马上把电话挂了——好像那二位能顺着电线一下过去似的。

我们四个人整整聊了一夜。

端午从纽约来了。寓居洛杉矶的一位大人物请他来看风水，完事后，他来慰问我。一进门，我就立刻跟他说：“大哥啊，我这房子可是租的，屋里的家具什么的，你让我怎么摆我怎么摆，可是拆窗户堵门穿墙打洞我可做不到啊！”端午理都不理我，往沙发上一坐，把罗盘往茶几上一搁，厌烦地摆摆手，意思是别瞎呛呛了，扰乱思路。

承他指点，只做了一些小调整：书桌本来是靠西墙的，他让我搬开，坐要“背实面虚”。卧室里的床，尽量离门远一点儿。墙上有一张梵高自画像，他一把扯下来，扔进垃圾桶。还给我五枚清朝铜钱，让我钉在门槛上。门冲着楼道的窗，他嘱我找个小镜子挂在门上。又送我一副风铃，临走，来了一句：“你可别瞎挂啊，挂不对地方，铃一响，他们俩就来了。”吓得我把风铃压在箱底，再也没动过。

谢晔的那个情人大鱼，辞职弃家，兴冲冲从德国来到新西兰。他本是来与心上人团圆的，没想到下了飞机面对的是这样一场惨剧。除了顾城，北岛和杨炼都在德国那个城市住过，他都认识。当时北岛在密西根，他在新西兰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只好投奔了北岛。密西根气候严寒，风雪弥漫，晚上哪儿也去不了。北岛本来就不爱说话，二人四眼对孤灯，可以想见多么难熬。北岛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俩都快疯了，能不能让大鱼到你那儿玩儿几天？我不认识大鱼，自己也还惊魂未定，帮不了这个忙。

杨炼从香港发来一份传真，说不日将来洛杉矶，问能不能住我这儿？我给他回复，开玩笑地写道：请你从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的角度原谅我，我再也不敢跟诗人一块儿住了。后来杨炼夫妇住在另一位朋友家，我也认识。我开车拉着杨炼到附近的山上转，聊的全是顾城，唏嘘感叹不已。山顶上荒草稀疏，放眼望去，夕阳在空气中颤抖，丘陵像岁月起伏不平。

8

阿城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我周围有一些理工科博士生，也经常念叨电脑的好处。我动心了。当时电脑很贵，我请物理博士汤义帮我找个便宜的“笔记本”，他在促销广告上选了一款AST牌的，加税1300美元。我是个“机械盲”，有了电脑也只当打字机用，其他功能一概不会，连游戏也不玩儿。

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在我看来，上网是一项高深的技术工作，只有博士和高人阿城才摆弄得了。花1300美元买一台打字机？对我来说过于奢侈了。这迫使我最后一次问自己：你这辈子真打算跟码字儿死磕了吗？问题不太难回答。1994年5月，我买了第一台电脑。

几年来我入睡有困难，原来是偶尔，后来变得经常。但只要睡着了，质量很好，一觉睡到大天亮，从不起夜。像一九九一、九二年那样半夜醒来无法入眠的情况，再也没发生过。我养成了上午雷打不动坐在桌前工作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年四季都阳光灿烂的洛杉矶，使我的神经变得大条，既不伤春，也不悲秋，无冬历夏，傻吃傻喝，傻玩傻乐。实话说，这种呆傻状态，对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利的。但我适应了这里，爱上了洛杉矶。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莫如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乡愁变成了数码的，可以储存。泪水也能够输入电脑，转化为电子版，而那些存在肚子里的，就不需要通过泪腺来分泌了。

这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