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笔名凌之，女，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多家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另外多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原题
去年终于写完自传，闲余就想着把自传变成画面。稍微练了练笔就动手了，从零岁开始，画着画着，七十多年的生活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一年时间就画了二百多张，才画到19岁。这将是一个长长的系列，如果你们有兴趣，就慢慢地看下去吧。我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我的画面并不完美，但是我觉得好玩之处就在于其不完美。两岁以前，我们一家人都在大连。关于大连我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后来不断地听妈妈讲起我两岁前的一些事，比如我出生时正值过年，医院里没有什么医护人员，连暖气都没有，我一生下来就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身上冻得发紫，小命差点没保住。我叫刘海鸥，我还有一个姐姐刘海燕。爸爸是俄文翻译，思想进步，说海燕意为勇敢，海鸥意为自由。后来我们的性格真应了这两个名字。一岁多发生在我身上的重大事件是烫屁股。屋子里有一个铜盆，放着刚烧开的水，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下子坐在铜盆里，屁股给烫烂了，哭得接不上气。父母立刻把我抱到医生那里。妈妈说我的忍耐力特强，抹了医生给的药膏后，我就再也没哭一声。
长睫毛
爸爸妈妈对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我的睫毛很长。有一次爸爸抱着我坐电车，车上有两个俄罗斯姑娘，看见我她俩用俄语议论：“看那个小女孩，睫毛多长。”爸爸懂俄文，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件小事他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直到我五十多岁，他还在津津乐道。
从小到大，我和海燕常常为了小事吵架、打架。这张画里海燕在哭闹。据她后来回忆，是因为苹果大小分配不均。上张画的背景是照着这张照片画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背景的小楼。想问问大连的朋友们，这个美丽的建筑物现在还在吗？
一年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克阳，以攻克沈阳取名。这是在大连的鲁迅公园照的。鲁迅公园现在还在吗？1949年6月，爸爸跟随光华书店老板邵公文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妈妈随后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到了北京。爸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俄文编辑和翻译工作，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切手指。大人叮嘱过千万不可碰触菜刀，尽管我才两三岁，就已经知道大人经常危言耸听，吓唬小孩，所以我并不把大人说的话都当回事。一次趁大人不在，我挥舞着又沉又笨的大菜刀，把一根大葱剁成一段段，心里洋溢着成就感。正在得意时，最后一刀落在左手食指上，削掉了指甲和一块肉。伤疤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手指上。伤疤好了疼也忘了，在后来的一辈子里，我仍然要自己去尝试一切。
小瓶
1950年妈妈得了胆结石，痛起来在床上打滚。一次妈妈犯病，海燕站在床边哭着念叨：“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则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两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机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海燕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整个身心都被死的恐惧控制了。
1951年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北京，住在演乐胡同。妈妈带着刚生的四妹刘元住在大鹁鸽市胡同。我从托儿所回来就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我真想回到妈妈身边啊！奶奶也不喜欢妈妈，因为她是“南蛮子”，更糟糕的是她生了四个女孩，没给刘家留下一个男孩。奶奶住不惯北京，不久就回乡下去了。
胡同里有一条大黄狗，和我一样高。那阵北京还没开始打狗，大大小小的狗在街上神气活现地行走。我绕不过去了，只能背靠墙根一点点往前蹭，狗盯着我，我看着它，嘴里念念有词：“死样活气，死样活气，死样活气……”如护身咒语。就这样，我俩对峙着，直到黄狗失去兴趣，转身离开。
一个夜晚，隔壁的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全家人从梦中惊醒，窗户外面红通通一片，可以望见熊熊火光。我们全家人跑到隔壁的博氏幼稚园躲避。园长全老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离开时心直口快的海燕道出了我的心声：“等下次再着火，我们还上你这儿来。”
打解放军
一次在万寿山后山，下了佛香阁有一条斜斜的下山路，我撒开丫子跑了起来，收不住脚了，越跑越快，一下子来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起不来，身边一个解放军叔叔连忙把我扶起来，我恼羞成怒，举起拳头边哭边打，还喊着：“打你，打你！”妈妈赶紧过来解围道歉。
有一次爸爸陪同苏联专家游颐和园，我们一家人也都去了。中午在听鹂馆吃饭，吃的是西餐，第一道是面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拿着西餐刀专心致志地把面包切成一个个小丁，苏联人看着好玩照了一张相，留下了我傻呵呵的样子。上面的画是照这张照片画的。我觉得好玩的是颐和园最高级的餐厅那时真的很不讲究，大桌板靠墙摆着，座椅是长凳，或折叠椅，桌上的西餐具摆得零零落落。三岁时，妈妈送我上了中山公园托儿所。这是一个设备及师资均为一流的市立幼儿园，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因为从进去的第一天起，我首先懂得了，生活不总是自由自在的，有一种权威你必须服从，你必须和大家坐在一起排排坐，吃果果。 每星期一上托儿所之前我必以无尽无休的哭闹反抗。直到快上小学了还恶习不改。我爸在1952年的日记里写道：“海鸥闹别扭，不愿意穿皮鞋，我按住她的手脚，给她穿上后，抱她下地，她不站着，直打嘟噜。坐到地上又把鞋踢掉。气得我把她扔到沙发上。她神气倔强，嘴里还骂人‘死王八蛋’。”
爸爸不知道，我对上托儿所有多么的恐惧和抵触，尽管这时我已经快上大班了。我唯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下午，爸爸妈妈的的身影出现在托儿所。可是如果街上流行传染病，周末小朋友不准回家，只允许家长前来探望。爸爸妈妈来了以后，带着我在公园里逛逛，就离去了。当天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有时海燕的六一幼儿园、克阳刘元的妇联托儿所也同时隔离，爸爸妈妈一天要探三个班，来去匆匆。我捂着他们给我装满零食的小兜，心中无比凄凉地目送着他们离开。托儿所在中山公园里面，以至中山公园都成了我的心病。如果周末父母带我们去中山公园玩儿，我总是抗拒，即使勉强去了，一路上也要叨唠“我不上托儿所”，生怕他们顺便把我送回托儿所。1950年代初，新华社给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在中山公园观鱼的相片登在中外画报上，题曰：“中国的双职工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公园享受全家乐”；照片中我的脸上一片凄风苦雨，一直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回托儿所了。上面的画就是照这张照片画的，看我的表情多煞风景。画中我加了四妹元元，那阵老把她放在托儿所，周末也不接，对她很不公平。我不爱吃洋白菜，觉得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奶味。每次吃洋白菜我都只扒白饭，把菜剩下。一次阿姨决心治治我的毛病，饭后把我单独留在饭厅，逼着我把那盘洋白菜吃下去，否则不准睡觉。我终于屈服了，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便觉得翻肠倒胃地恶心。我是真的不能吃！阿姨看我要吐，知道再逼也没有用了，只好放弃。
换屎盆
每天吃完早饭，小朋友一人一个尿盆坐在活动室里拉屎。我偏偏早上没有屎，可是不把屎拉出来是不允许自由活动的。我只好想招子对付，一有小朋友拉完屎离去，我立即就坐到他的屎盆上，作出努力拉屎的样子。虽然人家暖烘烘臭烘烘的屎熏着屁股非常恶心，但可以换来一个自由。
图中小朋友们在唱抗美援朝歌曲“嘿啦啦”，每天拉屎都是小朋友放声高歌的时间。 我不喜欢窝囊孩子。有一个小朋友叫白娥。她流鼻涕尿床哭死宝，呆头笨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我最瞧不起她，如果她挨我坐着或站着，我就会嫌恶地掐她的手，她就会咧开大嘴，鼻涕过河地大哭。阿姨常向爸爸妈妈告状。爸爸问我：“你为什么掐白娥？”我说：“白娥是个大无能。”人那么小就知道欺负弱者，难道恃强凌弱必是动物以至人类的天性，是进化过程中强者生存的规律决定的？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罚站
罚站是我的家常便饭。通常是站在活动室的一角，然后阿姨就不管了。有一次我站得实在不耐烦，也没有人来过问，就大着胆子离开，阿姨看见竟熟视无睹。于是以后被罚站时等阿姨一走，我就离开。我上小班时，海燕上中班（她大班时转到“六一”幼儿园），一天我突然发现海燕在一个角落罚站，我跑过去拉她说：“走吧，阿姨不会再管你了。”她不敢，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只好在旁边陪着她。
分苹果
星期一有的小朋友会带回一些水果交给阿姨，每天晚饭后阿姨把水果分为若干份，让带水果的小朋友分给大家。我特别羡慕分苹果的小朋友，央求妈妈也给我带水果。终于妈妈给我带了两个苹果，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阿姨把苹果切成小块，却让别的小朋友去分。几天后小朋友带来的水果都分完了，始终没有轮到我。我问阿姨：“我的苹果呢？”阿姨根本就不记得我也带了水果去，她说：“没关系，谁分都一样，都是大家吃了。”她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有多大，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偷小狗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小狗玩具，一寸大小，由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小块组成，可以拆开，拆开后需要动一番小脑筋才能装上。赛璐珞小狗吸引了一群小朋友。我天生好奇，却连摸一下都没有份，于是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夜晚趁小朋友都睡着了，我起身到小狗主人床前，从她的衣服兜里找到了小狗，在被窝里拆开，攥在手里心满意足地睡去。
被抓
第二天一早，小狗的主人哭闹小狗没了。不知道为什么阿姨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为嫌疑犯，把我叫到活动室的一个角落审问，我面露怯色地咬定没拿。阿姨说要搜兜，小狗的碎块就在我的裤兜里装着，我手揣在兜里紧紧抓住小狗块，扭着身子抗拒搜身。正在这时有人通知阿姨去接电话，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摆脱麻烦的时候了，忍痛掏出小狗碎块扔在了一个角落。阿姨回来后，我立即摊开两手：“你搜吧。”阿姨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转变，她肯定知道我做了什么手脚，看看地上，看看四周，放我走了。小狗事件风平浪静，凭良心说，阿姨这件事处理得好，没有扣以“偷”的帽子大作文章，让我下了一个台阶。但我深深体会到了据他人东西为己有的耻辱感，从此绝不再犯。 
其实托儿所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所长易光焕还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这张照片是六一节表演唱歌，二排左二是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平”的呼声响彻云霄，连花布也紧跟形势，我们穿的衣服上面也布满了和平鸽。大人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嘛来签名……”小孩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政府若有什么外事活动，常常从我们托儿所挑选孩子献花。我健康活泼漂亮，献花总是有我一份。第一次是给世界和平主义者戈登夫人献花。托儿所特地为我们做了红色灯芯绒的裙子，长袖圆领胸前打褶，长度刚过屁股。胸前缝了一排飞翔的白鸽，以银色的小珠片镶边。
我生平第一次穿这么漂亮这么奢华的衣服，兴奋极了，以至当我们排队离开中山公园时见到游人在看我们，我得意得双腿跪地噌噌噌地用膝盖行走，被阿姨一把拽起，警告要把我遣回托儿所，我这才自律起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北朝鲜请求入朝参战，中国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为了防止空袭，所有房屋的玻璃窗都要贴上米字条，这也成了托儿所小朋友手工课的一个内容，阿姨教我们把报纸裁成长条（用舌头舔湿折印再撕开），抹上浆糊，然后依次递给站在窗台上的阿姨。
捡传单
经常有飞机飞过，撒下一大片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们跑来跑去抢着捡起来交给阿姨，让她给我们念上面的内容，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类的宣传。
量身高
新华社记者挑了我和几个小朋友照了一张量身高的照片登载在中外画报上，我是画面的主角。下面的说明是：“新中国儿童键康成长。”这张照片在画报登载以后传到朝鲜战场上，一位志愿军写信给全国妇联要求和量身高的小朋友通信，那时我刚上小学和这位志愿军叔叔成为笔友。后来志愿军回国，断了联系。他叫高殿臣，没准网友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呢。 1951年底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被抓出来的三反分子叫“大老虎”。运动深入人心，有一次爸爸吃饭饭粒掉在桌上，孩子们立刻谴责爸爸浪费，爸爸是大老虎。但是我心里总有疑惑，它不是还吃“坏人”杜鲁门呢吗？每个小孩都会唱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老虎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斯大林死
1953年的3月5日斯大林死。9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重大的全国祭奠斯大林仪式。托儿所的阿姨和小朋友全体肃立，静听天安门放礼炮二十一响。阿姨和小朋友们低声哭泣。我身边的“死对头”（他曾咬掉我胳臂上一块肉）哭声震天。我没有眼泪，这使我心里充满罪恶感。
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有多伟大，但是根据当时的宣传感到他比毛主席还“大”，是“老大哥”，所以我的行为必须和其他人一致，否则似乎存在隐约的危险。我“沉痛”地低着头，始终没有流出眼泪。 终于可以离开托儿所了，1953年托儿所毕业，易所长的字多漂亮，她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 小学二年级时回中山公园看易所长，大约是为了显摆胸前挂的优良奖章吧。
记忆超好。。。
三岁住校
茫然一片。。。
谢你佳作
醒我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