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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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可我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父亲形同陌路。直至人生暮年，才渐渐了解我的父亲。
遗憾的是，等到我真正懂他，我们父女缘分已经所剩不多……
1955年11月24日傍晚，街道民警敲开我家的门，进门后，拿出一纸公文说：“杨公柱，你被捕了。”那年我10岁。
一天，母亲大清早就拉我起床，说去探望父亲。
去往昆明东郊大板桥劳改农场的路上，我发现有好些人也是去探望被关押的家属。有这么多人同行，我心里“父亲是坏人”的卑微，多少获得了一丝安慰。
到了看守所，父亲并不在。我和母亲一直等到傍晚，父亲才劳动回来。他肩上还扛着一把锄头就跑来见我们了。
远远看到父亲满脸笑容，我生气了。父亲被捕后，母亲没有工作，我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没想到他还笑得那么开心。
母亲在一旁哭得泣不成声，我更加生气，严厉地对父亲说：“杨公柱，你要好好地接受改造！你要好好地交代你的事情，交代好早点回去。”
父亲一下愣在那里，在场的人也都不敢相信，一个10岁的小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看守所的管教干部都会拿我训斥父亲的话教育犯人。
一个失去了男主人的家庭，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回四川老家的奶奶那里，我和3个妹妹跟着母亲留在昆明。母亲为了生计，去找了一份搓麻绳的活。一公斤麻绳，需要一周才能搓好纺出，工钱7毛钱。母亲的一双手因此满是伤痕。
由于父亲的原因，邻居们见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10岁的我深深体会到了受人冷落的滋味。
在1956年春节刚过，我的3个妹妹先后染上了肺炎，没钱医治，在一个月内相继死去。
妹妹们死后，我的母亲整个崩溃了。
母亲的脑子开始变得混乱，明明嚷着要吃米线，我想办法买回来，她又惊恐地说“有毒”，坚决不吃；有时又嚷嚷着要去跳大观河、跳翠湖寻死……看着母亲整天寻死觅活，我心痛得要命。我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
有人偷偷问母亲：“你家杨公柱怎么样了？”
母亲会冷淡地回答：“枪毙了，死掉啦！”
我在母亲跟前也常常抱怨父亲，而这时候母亲却变得非常清醒，她对我说：“你别恨你父亲，他是个英雄。”
我听了无法理解。3个妹妹的死，还有我和母亲的苦，不都是父亲造成的吗？
1957年，母亲病重，家中生活困难，我开始变卖家当维持生活和给母亲治病。
卖桌子时，抽屉里看到了一个薄铁皮筒内放着的父母的订婚证和结婚证，还有父亲交给我的一份“自述”。
1955年初父亲被隔离反省到1955年11月正式被捕期间，他写了厚厚一本自述材料。大约在1955年10月时，父亲将他写好的东西交给我，并叮嘱我收藏好。
吃饭都难，还留着这些纸片干啥？我一把火把几样东西都烧了。
我和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母亲说，她要给中央写信。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外公叫周振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者之一，192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他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追认的烈士之一。
母亲不停地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得到烈属待遇，能有个工作。然而，我后来在偶然间得知，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旧军官的缘故，我母亲变成了有关部门的监控对象，她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
我恨父亲。
父亲被捕后，除了去劳改农场探望那次，父亲在狱中20年，我们再也没有去看过他，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写过。
我在父亲心中，曾经最受宠爱。
母亲是在我外公外婆牺牲后嫁给父亲的。抗战期间，父亲打仗不断转移战场，母亲在后面颠簸追随。一路上，母亲曾经生过两个孩子，因为无法带到身边，都送了人，此后杳无音信。
杨公柱（三排左一）
后来，父亲移防昆明，日子终于逐渐安稳。1945年8月的一天中午，母亲在昆明西郊一户保长家又要临产，父亲着急出门去找接生婆。院子大门一开，一群士兵逃了进来，后面紧追来一个当官的，端着枪就要往屋里扫射。父亲一急，上前一把抓住枪管猛地往上一抬，“啪啪啪”，一梭子的子弹射向了天空。
原来，这个当官的是个排长，前面慌不择路窜进来的都是他手下的逃兵。枪声让屋里的母亲受了惊吓，一紧张，一使劲，“哇——”，在房东老婆的帮助下，我呱呱坠地。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个喜事，父亲不但没有怪罪那个排长，还救下了22个所谓的逃兵。
这天恰逢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晚上，昆明全城欢庆抗战胜利。父亲遇上家事国事两大喜事，白天又救下那么多条人命，大喜过望，觉得是我给全家人带来了福气。因父亲老家在四川成都，又望我将来贤德淑慧，遂取一个“德”字，加一个成都的简称“蓉”字，为我取名“杨德蓉”。
那段时间，襁褓中的我并不知道，身为国民党将领的父亲不仅参加了日军受降仪式，还参加了多场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每天回到家中，春风得意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是多么宠爱。
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或许我的一生真将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即便不是大富大贵，起码也可以衣食无忧，做一颗父亲的掌上明珠吧。
1947年，转眼间我两岁了。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知道的：父亲去南京开了一次会回来，不久就退役了，再没多久，突然没有音讯了。
3个月后，有人传言，说父亲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保山；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母亲，与父亲一起去保山的那个女人自己回了重庆，这次父亲真是消失了。父亲离家时，母亲已有身孕2个月（我的小弟弟）。
1952年春，5年过去了，我长到了7岁。那天，门前的樱花开得正艳，隔壁的邻居忽然跑来家里给母亲传信说：“你家杨公柱回来了，现在在我家里。
杨公柱
母亲马上牵着我跟过去。只见一个精瘦的男人坐在那里，母亲推我一把，说，这是你爸爸。我犹豫着不肯上前，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
爸爸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原来，父亲当初从南京回来脱掉军装，是因为不愿意打内战，申请了退役。后发现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他怕连累家人，匆忙选择了逃离。之后又释放出跟女人出走的烟幕弹，连真相都无法告诉妻女。父亲退役后之所以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是因为父亲是国军高级将领，而我母亲又是国军中人人皆知的共产党的后代。
这期间母亲一直在打听父亲的消息，但兵荒马乱之时，父亲又要处处躲避，找人传信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当然高兴。不过已经7岁的我还是纳闷：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而要去邻居家？后来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年与妻儿失联，以为母亲已经改嫁，他也担心让母亲尴尬。
一家人时隔5年再次团聚，父亲心情好极了。他骑上摩托车带我去西山兜风。我坐在前座上，脖子上围着父亲送我的白绸围巾。摩托车在春天的山中飞驰，围巾被风吹得哗哗直响，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这样的美好仅仅持续了不到4年。
1955年初，在被隔离审查之前，父亲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抽空把我两个弟弟送回了四川老家。在平日里，他时不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和我说，“如果以后爸爸不在，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父亲被审判的那天，我陪母亲去了法院。
根据规定，年满18岁才可以办旁听证。母亲进去了，我在外面候着。后来，母亲是被人扶着出来的。
我听说，当法官问到母亲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时，母亲忽然晕了过去，一句话都没说上。
12岁那年，我被迫辍学。
我找到一份砸石子的活，烈日下砸石子，口渴了只能喝凉水。晚上，帮母亲纺麻绳，白天砸石子磨出的血泡，被麻绳扎得生疼。
看着母亲纺麻绳的手上伤痕累累，我更心疼。
1958年，大跃进开始，13岁的我有机会加入了筑路大军。第一个月，居然拿到了15块钱工资！我欣喜若狂，跑回家交给母亲8块，自己留7块，除了生活开支，大部分用来租书看。
喜欢看书是父亲言传身教留给我的一个爱好。只是后来反复抄家，家中的书早没了，只能租来看。
可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父亲遗留给我的，更多是一个我难以摆脱的一个政治“污点”——国民党旧军官的女儿。不管我再努力，再表现，都永远被人另眼相看。我恨我的父亲。
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
我想到了我的革命家外公。
我想办法将我的名字杨德蓉改成了周德蓉，我要让我的档案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我要从此与反革命旧军官一刀两断。
再后来，我遇到了一名解放军，我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带上母亲跟着丈夫远走河南。
昆明是我的伤心地。我要逃离父亲的阴影，追寻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1955年到1975年，父亲被关了20年。1975年，父亲被特赦，有人到我河南家中，通知我去办理接收手续。
“当初是谁关的，你们找谁去，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我的态度又硬又冰：拒绝接受。
母亲就在一旁，她听到了，犹豫了一下，没作表示。
我随后又给四川的两个兄弟写信：不准接收父亲。
20年了，我的心里满满的全是怨恨。如果不是父亲，我的人生，我和母亲，怎么会过成这样？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父亲到底出狱了没有？出狱后去了哪里？到底过得怎样？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我和母亲都没有问父亲的事，好像杨公柱这个人真的不存在了。
转眼又是8年。1983年，我有一次到四川出差的机会，决定顺便带母亲和女儿回一趟四川老家，看看弟弟。
快要到家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一个老人站在路口。
正是父亲。
走近了，父亲和母亲面对面站着。28年没见了，良久，母亲才说了第一句话：
“向荣（父亲的字），你怎么这么老了……”
父亲说：“这些年，苦了你，对不起了……”
一问一答，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的两个人。
杨公柱夫妇
28年的分离，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了所有的情感与期待。
我站在一旁，忽然就心头冒火，仿佛一个声音在喊：“杨公柱，你就没有发现我母亲也那么苍老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你把我们孤儿寡母害惨了！”
父亲仿佛听见了我心里的这些话，转身看着我。他弯下腰，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说出了让我永远心痛的一句话：
“周同志，谢谢你。”
我定在了那里。
母亲也转向我：“你不要恨你父亲，他是个英雄。”
父亲刚刚入狱时，母亲就这么说，现在又听母亲这样说，我忽然心疼。难道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默默地想着父亲？父亲特赦后将近8年的时间在外流浪，这期间，母亲并没有跟我说过牵挂父亲之类的话啊。
这次相见，是弟弟一手安排的。父亲特赦后一个人在昆明，孤苦伶仃，靠黄埔同学的帮助度日。我要带母亲回老家的消息，被弟弟告诉了父亲。父亲闻讯立即从昆明跑到了老家。
这次见面后，父亲说他打算到北京去做点事，母亲当即表示，愿意和父亲一起去。这时我才明白，母亲原来一直挂念着父亲，只是知道我恨父亲，不便在我跟前提起罢了。
在北京期间，父亲借助黄埔同学的帮助，推销四川土特产。我的父母终于得以团聚。
又是4年。1987年，我决定带一家四口从河南迁回云南。我和丈夫此前一直在河南某军工单位工作，儿女到了高考的年龄，云南的高考政策要好过河南。
还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走出火车站时，我意外地看见父亲来接站。
父亲说：“女儿，听说你要回来，我来给你打前站了……”
这一次，我仔细地看了眼前的父亲。81岁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
我为了儿女举家迁移，他这样做，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我的眼眶一热，终于喊出了一声久违的“爸爸……”
父亲是扎扎实实来为女儿打前站的。他早早为我们一家四口安排好了旅社，他和母亲则租了房子准备长住。
在我42岁这年，父亲真正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只是对我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生活上，父亲都还是陌生的。
在为父亲办理户口的时候，我特意去法院查找父亲当年的判决书。父亲当年的罪名被定为“造谣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实际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20年，因为特赦才恢复自由。
父亲74岁那年，按照统战政策被安置在昆明工商联退休，但时光不能倒流，所有的伤害早已入骨。
我发现，回到昆明后的日子，父亲一直在努力弥补，他很想为这个家做些什么，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已经力不从心。
2005年，周德蓉和母亲陪父亲杨公柱参加飞虎队活动题字
父亲是黄埔10期的学员，晚年常有黄埔同学和抗战老兵来往。一旦听说哪个老兵生活困难，父亲就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父亲年纪大了，我不放心，经常会跟着他去。一来二往，我侧面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父亲。
老兵万云鹏曾被邀请进京参加抗战70周年阅兵仪式，是当年日军悬赏5根金条买他人头的大英雄。万云鹏这样对我说：
“你父亲是个博学的、受人尊敬的人。当年招募10万远征军，你父亲是滇西工作的负责人。当时来了很多东北的青年学生，恨不能立刻就上战场杀敌，你父亲作为一名少将，竟然情不自禁地一个个拥抱他们。”
又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兵探望，一进门就跪到了地上，说：“长官，对不起，我这么晚才来看您。”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让他起身，仔细看了眼前这人，问：“你是不是在我的警卫班干过一个星期？你姓张……”
老兵的眼泪“刷”就流了下来，激动地说：“长官，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父亲“长官”，我更惊讶父亲竟然记得一个只在他身边干过一个星期的士兵。
这个老兵说，他想请我父亲证明他曾在我父亲的部队服役，参加过抗战。我父亲不顾身体不适，当即让人拿来纸笔，亲手写下证明并签字。老兵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事过去不到3个月，我就听说了老兵去世的消息。
和老兵打交道的时间多了，我慢慢了解，大部分老兵都和我父亲一样，因为时代的原因，经历过种种磨难，由此导致夫妻矛盾、子女怨恨。父亲只要得知哪个老兵家里有矛盾了，定要出面去调解。对那些孤苦无依的老兵，父亲尤为关心，每年中秋都要自掏腰包为老兵买一份礼品。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父亲荣获了一枚抗战将领纪念章（这枚纪念章的发放有很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历史终于还他清白，父亲非常开心，他甚至戴着这枚纪念章去乘坐公交车。
杨公柱（前排左二）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在昆明电视台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晚会上，99岁的父亲被邀请上台，他拒绝被人搀扶，独自健步上台，唱响当年抗战时的一首歌，“中国不会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杨公柱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所写书法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亲是个英雄，妈妈没有骗我。
2006年3月，我和丈夫去了北京。父亲天天和我通电话，总问，你在外面还好吗？我说好，他就放心了。由于心里挂着父亲，我们很快就返回了。
一进家门，父亲就拉着我的手说：“女儿你回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4月15日晚饭后，父亲让我陪他说说话。坐下来，父亲突然罕见地伸手过来拉我的手。和父亲生分了那么多年，我从未在父亲跟前撒过娇，此时父亲拉着我的手，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觉得心里好温暖。
父亲说：“女儿，你还有没有什么事需要爸爸来做，爸爸会尽能力来帮助你。”
我说：“我61岁了，还能有个爸爸叫着，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倒是您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的，您别看我是个女儿，我一定做得到。”
父亲说：“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死了千千万了，我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社会，我已经很安慰了。有你这个女儿，还有这么多孙子孙女在跟前孝顺，我觉得我的命比任何人都好。我满足了。”
父亲和我的聊天从晚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9点半。这是我们父女这辈子说话最多的一次，父亲也满足，我也很满足。后来父亲说他累了，想去睡了。
夜里两点，我和往常一样，起来看看父母睡得可安稳。我看见父亲和母亲都睡得很安静，就回房去睡了。
天亮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大声地喊父亲的名字，喊着喊着就哭了。我赶紧跑去，发现我的父亲已经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父亲走了，享年100岁。
殡仪馆里，我看着前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我说了一句：“我爸爸死了！……”之后就再也说不出话。
一位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负责人为我父亲致悼词：
“杨公柱，黄埔10期学员，国民党少将，参加过鲁南战役、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松山战役。滇西抗战期间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任少将大队长，负责飞虎队的物流以及陈纳德和美国飞行员的安全。1944年，杨公柱任常务副大队长，在昆明负责招募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并两次把刚入伍的学生送往印度集训。1947年初正式办理退役手续……”
这些情况，有许多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我忽然感到对父亲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
父亲火化后，弟弟在父亲的骨灰里发现两个金属片。父亲说过他的腰里有弹片，原来是真的。
父亲啊，你一辈子受了战争的伤，又受了时代的伤，更受了女儿的伤，一定很痛吧？
我泪如泉涌。
父亲走后，母亲的健康状况迅速下降，3年后的同月同日同时，她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去世后，通过接触父亲原来的老同学老部下，我渐渐理出了父亲的人生脉络。我后悔了解父亲太晚，现在终于懂了，但遗憾已经无法弥补。
我决定接过父亲关爱老兵的接力棒。我觉得关爱老兵，就像在孝敬父亲，就是在尽孝。
周德蓉去看望抗战老兵万云鹏
由于老兵的年纪都很大了，这几年，我们的老兵关爱团队经常跑火化场。在火化场，我曾经一天跑过5个厅，送的都是老兵。
跑得多了，火化场有一支乐队认识了我们。每次我们去，他们就会主动吹奏《大刀进行曲》等抗战名曲，一直跟到大门外。乐队负责人对老兵家属说：“你们的钱我们不收，因为死者是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
周德蓉被评为2015年昆明好人
2018年4月13日，昆明市委统战部给我们送来一块“盘龙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站”的牌子，我们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内容。此前，我兼任着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云南老兵关爱计划项目办公室主任、飞虎队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黄埔合唱团团长、云南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等好几个职务。
我现在与由近百名志愿者组成的云南关爱老兵团队一起，辛劳奔走在关爱老兵的路上，尽管累，但一想到父亲，想到工作的意义，我就会打起精神。
我今年74岁了，近两年身体也不如以前。由于常常去办老兵的丧事，在精神上、情绪上，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不管多累，我还是要坚持，因为这是父亲没做完的事。
今年5月12日，周德蓉与志愿者为老兵徐金堂过100岁生日
（全文完）
抗日有罪，有重罪，连累全家，是那时代的正剧，是中国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