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原载于《百年潮》2007年第5期，作者张秀山。

原编者按：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并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2007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张秀山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和高岗共事多年。本文节选了书中他讲述亲身经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略有删节。

张秀山晚年照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总理来到沈阳，随周总理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志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总理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周总理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总理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总理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总理因还要出访，讲完之后即返回北京。

周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问题，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还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在抗美援朝、新区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经济建设、增产节约等伟大运动中，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他说：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应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的检查。

3月31日，林枫、我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作检讨发言。

我在发言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及对我的教育；（2）对高岗本质的认识；（3）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4）我的检讨。

我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的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作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消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42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无林”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过去，我对安子文同志的印象还好，以后由于看到他在使用干部上有缺点，财经会议后，又听到传言说他有圈子，听说他提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我发过义愤。因此，我对他有了意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时，我在会议上讲了话。”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这些意见，都是和毛主席交换过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来讲的，并且是安子文请我到组织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意见的，在大会发言时，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场。发言结束后，少奇同志对我作了明确表态。意见讲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找少奇同志说，这是错误的。”

关于我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经过，郭峰在会上讲得很清楚，会后郭峰还写了我到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详细情况。

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我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对高岗的问题没有护短，也没有夸张。因为高岗的主要问题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东北局的同志并不清楚，这是事实。

会上对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东北局领导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对于涉及到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有关同志的问题，我在发言中作了说明和解释。

一是对东北局执行的路线。有的同志说高岗在东北有一条错误路线。我说：“事实上，那时东北局执行的路线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高岗在东北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条政治路线，也没有说过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高岗到中央工作后，按中央规定，东北局每两个月都向中央作一次书面工作汇报。有重大问题时，随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和汇报都是由专人或东北局政策研究室起草，经东北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林枫和我审批后报给中央的。

二是对干部政策。我说：“几年来，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东北局组织部与中央组织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中央提出如四野南下要干部、为中央政府组建配备干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需要干部，东北局是毫无保留的、挑选优秀的、有能力的干部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负起了重任。同样，东北局缺干部，如需吉林省委书记、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需要的干部，也报请中央批准和委派。如果是宗派还能向中央报告吗？这一点不存在派别性。

当然，“我自己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宗派情绪，对某些同志看得优点多一些，对某些同志看得缺点多，对青年干部教育不够，对犯错误和有毛病的同志帮助不够，对个别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当。过去我担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后来虽不担任组织部长了，但东北局分工我仍管组织工作，因此，东北局干部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我负责”。

对有些同志的工作安排，受高岗的影响，我们在看法上“有错误”，但“在使用上是没有受影响的”；在执行纪律方面“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些是由于我了解情况不全面，处理问题发生了偏差”。“对有些干部的提拔、调动、处分不对的，则是属于一般性的错误，如‘三反’中的问题，不属于宗派性的错误”。

当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时，我严肃地表示：“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我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我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的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他们认为我这是对抗。

三是关于东北局的领导。在高岗问题出现之前，针对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说法，刘少奇曾对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说清楚。实际上，在中央的安排下，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有创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的。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为抗美援朝胜利，“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各尽其责，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

会议开始还是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但是，后来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我、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等人身上，批判和指责我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难以行使职权。

我说：“我与林枫同志没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接近很少，谈心不够，互相批评也很少”。高岗调中央工作后，林枫代理书记，东北局的任何重大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都是经林枫的，两人的“关系有了改进，遇事商量请示，内部团结是不断增强的”。而林枫在会议发言中则说：“高岗离开东北局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察觉。”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少奇同志（提意见）和其他同志（给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为此我们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

1979年，在经“文化大革命”之难后，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

他的讲话被收到会议简报里，毛主席看后，在1955年会议的讲话中就借用了。于是，“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戴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头上。

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这不是事实，我们与高岗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只是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东北与高岗没有什么联系，无非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二人，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调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开始还是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就把他们打成“五虎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林枫在4月24日的总结发言中说：“东北局对于高岗问题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极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这说明对高岗问题的“失察”是整个东北局的重大错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

会议开到这样的程度，我别无选择，出于参加革命26年来受到的教育，我只能服从集体决定，只得违心地、万般痛苦地说：“我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问题的。经过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认识到，少奇同志是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亲密助手，我反对少奇同志就是反党中央。”

4月中旬，林枫、罗瑞卿到北京向中央作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

在我第二次检讨的第二天，也就是1954年4月24日，罗瑞卿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讲道：“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呢？大家知道，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的。”而毛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

罗瑞卿在总结中还说：“或许有人出来要说：‘反党反中央大概是有的，独立王国大概也是有的，但那是高岗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反党宗派，没有什么反党小集团……’请问高岗一个人能够搞起一个独立王国么？”他还说：请问有那么若干人“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做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什么呢？”

之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1954年5月4日，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这样写道：“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写道：“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于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处理完毕。”可见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耗时之长。

但是对我们“反党反中央问题”的处理又是十分快速的。从4月23日，我作第二次检讨，到4月24日，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撤销我们五人职务的建议，再到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决议，撤销我们的职务，仅仅五天。这之中，对我们五个人的处分结论，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没有听我们的申述，只有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即：

东北局转报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会后，中共中央改组了东北局，由林枫担任东北局书记。我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四级降为八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人也被下到工厂或基层单位。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任副省长，20世纪80年代调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在其档案中还夹有与高岗有牵连的材料。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