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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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据说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与著名歌唱家王昆之子，曾在文革中坐过十年牢的周七月虽见证了遇罗克等的死刑，还经历过不少狱中奇迹。他说：如果在中国的摸个地方真的有人兽奸！那我们国家是怎么处理兽奸案例的？据说还有一起案子，叫“反革命强奸耕牛罪”，因为罪犯“对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破坏春耕！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哥儿们被判例10年。
周七月坐牢十年，遇到过的真正兽奸者有两名。他说一个我知道，因为他在监狱里继续犯，夜里偷偷钻进了猪圈……；另一个在饶阳县大狱时和我同号很久，但他真正的事由我是过了几年到衡水劳改队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在饶阳被判刑时判决书上明明写的是“反革命破坏农业学大寨罪”！七年！
“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是毛泽东时代后期发明的一种罪名，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这一罪名通常指两种行为：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利诱下乡女知青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一般是国营或军垦农场的干部，或地方上的基层领导；二是教师与女学生有性行为（不论是否恋爱关系），以后利用权力帮助学生逃避下乡劳动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贯穿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今天依然如此，本质上没变。其实量不量刑，怎么判刑，批不批判都和是不是红色基因有关。1971年老秦在总后某所的副政委在日坛公园婚外恋被抓了个正着，啥事没有，官方掩盖消息。而一对小青年正常搞对象摸了摸被发现却惨遭批判。原来那个女青年的父亲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批判会上不但让他们断绝关系，女方还必须与历史反革命的老子划清界限。
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在北京中山公园调戏妇女，被西城大妈举报，让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但江青和总政主任李德生派人去档案室看了陈亚丁的材料，觉得他政治上没多大问题，大多是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才子多风流，反而被重用调到八一厂主持工作。
“文革”中，邱会作流氓成性引众怒，主持全军文革的徐向前要交群众，叶剑英却把邱会作藏在家里。因此拍了桌子，因此流传成史话：二月逆流时叶帅跟毛主席拍桌子震坏了手腕。后来周恩来亲自去保称邱会作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是历届后勤部长中最好的后勤部长，这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有人揭发邱会作不拘小节等问题，林彪为之辩曰：“要注意政治大节，不要纠缠于生活小节。”并召邱谈话警示之：“玉不琢，不成器。不要因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