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 1958年“大跃进”拾零

      1958年中国大陆“大跃进”，以期实现毛泽东主席号召“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全国每天都有万马奔腾的新闻出现，几乎每个平民百姓也都处于新闻当中。

 

       当年我接到一个任务，赶往拆除朝阳门的工地。北京市所有四九城楼，尚未拆除的，再不许继续存在了。工人们任务在身，大干快上，偌大的城楼只用了7天即落为平地。我守在现场，忠诚的师傅们全豁出去了，甩开膀子日以继夜，分秒必争，人人拼生忘死,个个有伤不下火线。尤其感人的是在没有任何动力设备和机械的情况下，在这么超高节奏、超大工作量中，可敬的师傅们还将拆下的每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用墨笔认真编上序号，然后再顺大木溜子滑送地面，确保了一个不丢、不坏。为集中运往异地有序储存，为以后建设所需保存了大笔资财。我提笔写通篇报导时，满怀激动流着热泪连夜而就。回忆那时中国芸芸百姓，仅靠着两只大手一往直前、上刀山下火海的献身面貌何等高尚！

 

        1958年北京有个响当当的“大跃进”样板是天桥百货商场。她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真乃叫无微不至。我进商场，没算准买哪样东西，竟不敢靠近柜台。因为你随便一溜，售货员马上近前热情招呼，滔滔介绍商品知识，叫你觉得如不马上掏钱买，实在有点对不住人家。这可不是某个售货员的表现，而是全店水准。只要进了店，浑身暖洋洋；只要问商品，必然得到详尽的知情介绍。这种宾至如归的春风，霎间振奋了京城各行各业。“学天桥，赶天桥”成为当年全城旗帜。可惜到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认为“不能惯（顾客）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呼之来呼之去的习气”，一切自便吧。

        当年各条战线“争上游”、“战鼓摧”，“甩掉一穷二白帽子”，“红旗漫卷西风“，“不做小脚女人”，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遍如雨后春笋。群众动员面已迅速深入各个角落，人人磨拳擦掌，热火朝天的氛围无处不在。谁成想，渐渐夹杂出许多领导不“画出最美图画”誓不罢休，进而大“拔白旗”，头脑发烫，吹起了浮夸风、吹牛风、违背科学和自然规律的谎诞风。不少大会小会、大报小报的大话、谎话赛着说。不许、也不容谁有置疑或反调，进而着实伤害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向心性。

  
       河北省徐水县一度是全国学习的样板：小朋友端坐在“亩产千斤”的稻穗上，密实的稻穗挺着小孩跌不落；棉花干已蹿高成“树”；麦田改种地瓜，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颂“要和粮食平起平坐”。毛主席都去亲手摸、亲眼验过了。于是全国各地各界蜂涌“取经”，以“破除（自己头脑中的）迷信”。我随单位去徐水，一下火车，见脚下路边的大田，竟被前来参观的黑压压人群踩烂，无边无际曝土扬长。展览室内红绸系着毛主席亲手摸过的棉花“树”与成捆的亩产“千斤”稻穗；相片上五、六个小孩儿前拉后拽才能拔出的一个大地瓜，一个大地瓜就占满一辆小推车。红布上豪迈的标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招待我们的自然是地瓜宴：生拌、溜炒、蒸煮、炸烩；有丝、有片、有块、有糊糊。十人一桌四盆八碗，既不上其他菜，也不必给主食。

 

        当年报纸、报告里，铁定农业亩产千斤的“经验”中有“深翻”。我所在的机关，被派到北京西郊东昇农业公社支援深翻。大家排成一字长蛇阵，人手发一把筒鍬，要求把一尺半以下的生土全翻到地表熟土上，来个上下大掉个儿。从顶着烈日干到星星眨眼，接我们的大卡车还等在路旁，因深翻还没达标，不完成任务怎下火线。

 

        1958年本是农业丰收年。又是全民大炼钢铁年。立秋前后，单位派我和同事去北京南郊黄土岗公社替农民拔大田中的草。因农民社员都被整队调走大战“土高炉”，甩开膀子全民炼钢去了。庄稼没人收拾，粮和草已分不出个儿来啦。我拔的草，都疯长得和我腰一般高。连割水渠边的猪草并喂猪的活计，也是由我们机关人员代替。已经成熟的麦粒开始洒落一地，该公社没分配农业劳力顾及。所以该社本到手的丰收就这样眼睁睁地白扔了。

 

         我们机关也在小小后院建了一座小高炉。砖泥结构，三米高，用食堂的吹风机作动力。干部们争先恐后昼夜参战。没有原料，把铁簸乞、铁钉、铁耙子、铁蒺藜。。。。。。无有无不有。北京城“小高炉“处处开花，遍地“炒钢“。只要有炉，只要在炒，就不犯忌。我单位炒出的一堆烂渣，最后趴在炉子里，抠都抠不出来。我因工作必须加班，抽不出时间参加“炒钢”，被群众指名批评，告到党委。

  

        1958年还疯狂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当年北京城内楼房很少，老百姓为抓麻雀，纷纷爬到平房顶上，举着竹竿，竹竿上又拴着长布条，摇旗呐喊恫吓空中麻雀。有的还加上敲锣打鼓，正在飞的麻雀便坠地吓死。一些单位统计战绩，为防虚报要上缴实物，于是出现按个数苍蝇、蚊子，用麻袋装着老鼠或麻雀，抬着去集中验数再掩埋。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当年1-12月统计，仅消灭的麻雀就有21.1亿只。北京平房被无辜踩漏的已不计其数。
 

         当年忽然兴起“超声波嘴子”，报纸介绍有鼻子、有眼儿。安在食堂几十人吃饭的大铁煮锅(上水备用管子)上，炸油饼时省油且炸得快，煮粥时煮得快。安在工厂炼钢炉前加吹，炼的效率就高。一时间驚为“新发明”。北京许多机关、企业都允许职工，把完好铁管锯成一节节一扎长的段儿，再砸瘪一头，仅留一个小迷缝，即成“超声波嘴子”。人们到处试验安装在哪儿会超声效果好。不合格不要紧，“允许失败”。变成废料正好成了小高炉炒钢的原料。

 

         1958年也是大办人民公社年。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程度往往扩大到包拢一个乡。要比先前自然村生产队的集体化程度大多了。为表现公社的优越性、力量大，提倡农村社员不仅集体劳动，也办食堂集体用餐。各地先后下命令砸烂农民每家的锅灶，不论大、小铁锅全被收走拿去炼钢，谁家也没有后路，必须到食堂吃饭。食堂实行白吃白喝。于是逐渐有人疯抢好菜好饭，出现贪多无厌。地上竟有随意扔的馒头和菜。我去南郊黄土岗公社拔草时，正赶上办食堂最火的时候，还没出现败象。我有生以来还第一次见识：食堂供给社员的菜包子比大海碗还大。我和同事俩人分吃已足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