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败走佛罗里达

第三章 败走佛罗里达 二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佛罗里达的那场影响巨大、受害者众多的房地产欺诈案现在很多人听起来已经变成了坊间的传闻，而其始作俑者则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狡猾的骗子之一。当时纽约和芝加哥的报纸详尽、生动的报道了那些地产商是如何将轻信的游客带到沼泽地去，然后再骗他们拿钱出来购买哪些只有鳄鱼才能住的所谓建在河边的房子。整个事件越传越邪，许多蒙在鼓里的诚实的地产推销员也受到了恶意的伤害，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到佛罗里达寻找机会起因于冬天是纸杯销售的淡季，我们就象冻眠的熊一样要靠在夏天积累的脂肪过冬，而对于我来说，在最初的几年里，“脂肪”显然是不够多的。 在我刚入行的1922年，纸杯还不太好卖。那些经营餐馆的外来移民店主听完我的产品介绍后，经常摇着头、带着浓重的口音说：“不要，我用玻璃杯成本更便宜。”我的主要用户是汽水店，他们认为每天洗玻璃杯是一件头疼的事。因为每当用热水给杯子消毒时，蒸汽就会象云雾一样弥漫在店里，而使用纸杯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而且更卫生，也不用担心客人打破或不还回杯子。这些因素都成了我推销过程中的主要卖点。虽然那时的我初入商海，但我敏锐地感到纸杯这个行业前途无量，只要可以克服传统习惯的阻力，我一定可以成功。然而知易行难，我在自己的销售区域内连续苦干，每天从清晨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00或5：30，如果不是晚上6：00还有一个兼职工作等着，我会干得更晚。当时，爱茜奥和我住在橡树园内一栋楼房二楼的公寓里，距我们住的那栋楼几条街外有一个名叫橡树湾的酒店，每天晚上6：00以后我要到位于酒店内的WGES电台弹钢琴。 我跟电台正式雇佣的钢琴师哈里﹒苏斯尼克合作，被称为“钢琴二人组”，听众可以在耳机里听到我们的演奏。当哈里离开电台而加入著名的ZEZ交响乐团时，我们已经相当出名了，很多唱片的包装上印有我们的照片。哈里演奏了当时很有名的乐曲“礁石上的小猫”，后来又组建了自己的交响乐团并非常成功，他们的演奏成了流行音乐电台的固定节目。这时，我也被提升做了ZEZ电台的正式琴师，这使我同时要做两份全职工作。每天必须在晚上六点钟准时赶到电台，演奏两小时后，八点到十点休息，然后再赶回来工作到凌晨两点。夜里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早晨七点或七点十五分就又要出家门，带着我的样品箱去推销纸杯了。我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个上午，下午还要到电台去。电台每周一没有音乐节目，所以我们称其为宁静的夜晚，但我还是要为播音员休﹒马沙欧的新闻直播伴奏。下雪时，有几次因为堵车我晚到了几分钟。当我冲进来的时候，休已经在麦克风前面准备播音了，他一边东拉西扯说些闲聊的话题来拖延时间，一边对我怒目而视，并挥舞着拳头催促我。我则匆忙扯下外衣和围巾，套鞋都来不及脱就坐到钢琴前，一边读乐谱，一边弹起序曲来。 有时会有我从未见过的女歌手来电台演唱，尽管我对歌手及她要唱的歌非常陌生，从未一起练习过，可也要为她伴奏。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歌手的节奏、风格一点也不了解，但还要装得很熟练，尽量跟得上她，奇怪的是效果居然还不错。休息时间，我就会冲进洗手间，飞快地往脸上泼几把冷水，再洗洗手，这样我就会又精神起来，满怀激情地演奏下去，直到晚上八点演出结束。接着，我要赶快回家吃晚饭，并休息一个小时。第二场节目从晚上十点开始至凌晨两点，演奏的都是活泼的轻音乐，我很喜欢，但就是太累了。通常回到家时，我总是一边爬楼梯一边脱衣服，进家门后脑袋一碰枕头就睡着了。 我在电台还有些偶一为之的工作，例如招募有特殊才华的人来开办不同的节目。有天傍晚来了两个自称山姆和亨利的人，他们给我表演了一些小节目，我认为他们的歌唱得不好，但笑话讲得挺好，于是决定雇佣他们，每演一个笑话付给他们五元钱。他们在自己的风格上形成了一个具有南方黑人对话特点的节目，并且很受听众喜爱。演出大受欢迎，创造了这种对话节目的历史，不久我们就将节目定名为“阿莫斯和安笛”。我还聘用过另一对娱乐演员小杰克和汤米﹒马里。杰克独特的钢琴演奏风格吸引了我，他还组织了一个为舞蹈伴奏的乐队；汤米真的很有歌唱天赋，并创作了很多柔和、抒情的舞曲，如“妒火”和“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等；他创作的歌曲情感丰富，动人心弦，可能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残疾人吧。我本以为汤米可以凭借对音乐的热爱而生活得很好，万万没想到他最后成了身无分文的酒鬼，真是太可惜了。 爱茜奥时常抱怨我不做家务，现在回想起来，我看也是有点对她不公平。但是我是心怀远大抱负的人，不愿意虚度每一分钟；我发誓要过更好的生活和做自己喜欢的事，因此必须做两份工来维持较高的收入。我还经常仔细地看本地报纸上那些富人区如河畔森林、海音赛德以及维敦等地区的售房广告，因为通常在房子售出后，旧房主会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一些高档家具，我就可以把它们买回来。 后来，我终于可以将电台的工作安排在周六晚放假，于是星期六晚上成了爱茜奥和我一星期中最重要的夜晚。我周六必须在位于城里的纸杯公司工作半天，下午放工时公司开出一周的薪水支票，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去银行把它兑换成现金，留下一周的家用后将大部分存入储蓄户口。爱茜奥在家中早早准备好简单的晚餐，吃过饭后我们就换上最好的衣服，搭乘高架铁路火车进城去看戏，当然我们总是买一块钱一张的票坐在戏院楼上后排的穷人座位上。看完戏后，我们也可能会走去亨利斯西餐厅喝咖啡，然后买份星期天出版的报纸回家。 那真是一个百业兴旺的年代，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似乎都是象汤米﹒马里的歌里唱的一样，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如果当时的商业部长荷伯特﹒胡佛认为经济的繁荣会长盛不衰，恐怕没有人会不同意他。当时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去工作，因此得到的纸杯订单一直在增长，同样我的自信心也在增长。我发现顾客比较喜欢直截了当的方式，当我介绍完产品并问他们是否要买时，他们通常就会立刻下订单，从不讨价还价。我见过很多推销员，他们会做很出色的产品演示并说服客人，但他们总是不能发现最好的时机住嘴。而一旦发现客人开始表现出烦躁不安，斜眼看手表或看着窗外，或翻动桌上的文件，我就会立刻停止不再说下去，马上问他们是否要下订单了。夏季有球赛的时候，我会计划好自己的工作，在比赛开始前到达球场。我卖货给一个叫比尔﹒维克的毛头小伙子，他和他父亲在球场租了一个卖食品、饮料的临时摊位。我喜欢比尔，他是一个很能干而有进取心的人，但我认为他的无礼傲慢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我对他的这一看法很多年都没有改变。有好几次我看到他躺在装花生米的袋子上睡觉，我对他说，你应该出去把那些花生米卖掉而不是用来当床垫。那时的棒球比赛比现在进行得快多了，我经常在太阳底下坐在比赛场的椅子上看完九局，等比赛结束时还有几个小时可以做生意，而如今太阳下山前比赛能结束就不错了。同时，我还认为二十年代的球员球打得就是好。正如罗杰﹒凯所说的，“棒球手的技术与他的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技术越好”。我至今仍可以描述出海克﹒威尔森在瑞格里体育场打出本垒打时的姿势。那天我为了看比赛，凌晨两点就开着我那部福特A型旧车去排队买票了。当时天气很冷，一些排队的人点起了火堆并喝酒取暖。起初我还拒绝他们传给我的酒瓶，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喝了一两口。天亮后气温逐渐升了上来，但他们还是接着喝。后来比赛过程中我看见他们横七竖八地醉倒在草地上，我想那天他们什么也没看到。 我们的女儿玛利琳于1924年10月出生后，家庭负担又加重了，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而那一年的冬天对纸杯生意来说真是太难过了。除了医院和诊所，所有客户都减少了订货，但我又没有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客户。我没有卖出多少货，因为这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客人，当那些汽水店的生意也因天冷而不好时，我不愿意迫使他们在不那么需要纸杯时下订单。我的理念是帮助我的客户，如果我卖给他们的产品不能帮他们提高其本身的生意额，我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当时尽管我每周为公司赚的钱还不够我的工资，但公司还是照样付我三十五元的周薪，这令我非常不安，并发誓今后绝不会让同样的事再发生。 1925年春天开始，我的订单量大幅提升。芝加哥南边有一间名为沃尔特﹒鲍尔斯的德国餐厅，其经理是一个叫比特纳的普鲁士军官。每次我向他推销纸杯时，他总是耐心地听完，然后很有礼貌地说：“不，谢谢”。有一天，当又一次来这家餐厅时，我看到后门外停着一部闪亮的豪华轿车。就在我崇拜地盯着这部车看时，一位绅士从餐厅里出来并向我走来。“喜欢这部车吗？”他问道，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您就是鲍尔斯先生，对吗？”他告诉我是的。我又说道：“鲍尔斯先生，如果我能买得起您这样的车，那您就要什么有什么了”。我们又谈了一阵关于汽车的事，大约聊了半个小时，他才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如实回答了。他问：“我们跟你买纸杯了吗？”我摇摇头告诉他还没有。他跟着又说：“那么你就接着努力。海耳﹒比特纳是比较难对付的，但他也是个公正的人。如果你值得，他会给你机会的。” 几个星期后，我得到了比特纳一个非常大的订单，随后他所有纸杯都跟我订了。这时，来自其他客户的订单也开始增加了，我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公司也给我加了工资。凭着这些再加上弹钢琴的收入，那年八月份我终于可以到福特汽车的经销商那儿去，并以波西米亚人特有的付款方式 - 现金，买了一部全新的福特T型车。这时，报纸上已经有文章报道说，南方的佛罗里达州的经济繁荣，有人甚至将其与发生在1849年的淘金热相提并论，于是我向爱茜奥建议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她说如果她妹妹梅芭丽也去她就去，这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人多更热闹嘛。 不用说，我在纸杯公司的上司非常愿意在冬天这样的销售淡季给我放长假。我通知了所有客户，告诉他们五个月内我不会拜访他们，但我承诺夏季来临之前会回来给他们准备好存货的。爱茜奥和我把家具寄存了，退掉租住的公寓就开车沿着迪克西公路向南进发了。这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我们离开芝加哥时，车上的五条轮胎还都是崭新的，但到了迈阿密就全部都被换过了，看起来就好象每走十五或二十英哩我们就要爆一条胎。我经常要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拆下轮子换胎，有时正在用胶水补胎或用气泵打气时，另一条胎又爆了。当然，这些年久失修的路太难走了，尤其是那些横贯佐治亚州的红粘土路。最惨的一次，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不见了，挡在前面的是一个烂泥潭。我只好让爱茜奥抱着不满周岁的幼女坐在驾驶座上把着方向盘，而我和她妹妹则趟着没膝深的泥浆推车前进。我们的窘状引来一群衣衫褴褛并光着脚丫的孩子们看热闹。当我们终于通过了那段烂泥路后，我心里明白前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们前进了。 迈阿密到处都是象我们一样来碰运气的人，几乎不可能找到住宿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在城里发现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厨房和储藏室里分别放了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其他房间里都放满了帆布床，住着各种各样的男人，虽然我们还必须跟他们共用那唯一的洗手间，可至少我们找到住的地方了。谢天谢地，爱茜奥这次没有抱怨。但这些都仅仅是刚开始，对她来说更糟的事还等着她呢。她的妹妹找到一份做秘书的工作，并自己租了一个公寓，不再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在W.F. Morang & Son 地产公司找到一份地产代理的工作，销售一个位于福特劳德达奥地区拉斯欧拉斯大道边的新开发的地盘。真是太神奇了，我以前听说的所有有关房地产热的传说都是真的。这家公司有二十部七座位的旅行车，销售额排在前二十名的代理每人可以配有其中一部，连同司机一起供你带客户看地时使用。这简直就是为我定的制度，因为我很快就达标了。我跑去迈阿密商会，在他们的资料中找出所有来自芝加哥地区的商人，并给他们一一打电话，一个传一个，告诉他们说我在这片长满棕榈树的投机乐园里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地盘。他们都相信了，于是我带着他们乘车沿A-1-A公路前往福特劳德达奥，让他们亲眼看看这条新挖的内陆航道边将是什么样子。这块地原本低于水平面，但它的下面是坚实的珊瑚岩，而且随着内陆河道的挖掘使它高出水面，并建在永久性的拱基上。尽管售价在当时来讲可算是天文数字，但那些买了地盘的人真是买到了便宜货，因为这块地现在是全佛罗里达州最美丽的风景区之一，地价已经比他们出售时上升了许多倍。 我的工作是找出想买的人并带他们到现场来。在那里有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带领他们参观，而我们这些人就跟在参观团里；当我们发现哪对夫妇的目光流露出想买的意思时，另一个负责签合同的人就会过来，并把哪对夫妇与其他人分开，单独与他们交谈。生意成交时每位买主要付500美元的订金，我每次都可以收到几笔订金。当时我打交道的多数是老年人，我觉得自己这张只有二十三岁的年青面孔，不足以令人相信我可以做一个地产代理，于是就决定留起胡子来，岂不知这对我来说真是糟透了。大多数男人的胡子与嘴唇边是有一条没有胡子的分界线的，而我的却不同，我的胡子可以直接长到嘴里去，而且颜色是可恶的棕红色。爱茜奥讨厌我留这样的胡子，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不再需要它了，因为专门报道坏消息的北方报纸很快就捅破了已经涨得很大的房地产泡沫，我也不用再担心有没有人信任我了。泡沫真是太大，就在我刚刚入行不久，整个行业好象一下子消失了。 这天早上，我坐在那所与其他人分租的房子中的起居室里，呆呆地看着那架陈旧的立式钢琴，沉思默想我他妈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我真的想回芝加哥去，重新开始电台和纸杯公司的工作。当我正在沉思时，一个小伙子在门外叫了我半天我都没听见，他叫了好一会儿我才开门让他进来，原来他是来问我愿不愿意去弹钢琴。我跟他去了天主教堂试演，他要求我穿夜礼服，我当然没有，后来他说深蓝色西装也凑和了。我告诉他说，如果他们接受我的芝加哥音乐协会会员证并同意我在迈阿密演奏，我还可以回住的地方去拿条黑色的领结来。要通过当地音乐协会的考试，我必须当场看一下考试的乐谱，并边看边弹。恰好考官让我弹的曲子以前没弹过，所以他一让我变调演奏我就弹错了，当时我真是心都沉下去了。我想他一定不会让我通过考试并发给我演出许可证了，就对他说：“您看，我其实是会变调演奏的，但让我边读边弹，速度就跟不上了”，他回答说“那没关系，我就是看你会不会”。我就试着又弹了几曲，直到他让我停下来并挥手叫我到教堂后面去。我绝望地看了带我来的小伙子一眼就跟着考官走了过去。谁知考官却开了一个演奏许可证给我，这让我一下子解脱了。我只听他说道：“交五块钱手续费”，然后他可能是看到我因过度担心而变得青白的面孔，又对我说：“嘿，高兴点，你干得不错。你的变调很准确，符合我的要求。”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真是觉得佛罗里达的天又亮了起来，当时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的新工作是在位于棕榈岛的一个名叫“寂静夜晚”的豪华夜总会里跟维拉得﹒罗宾森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维拉得﹒罗宾森本人的钢琴弹得也很好,但当时他面临严重的个人和家庭问题，离婚以及被迫出售在长岛的住宅（就是他后来在那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待出售的小屋”中唱到的），使他沉缅于借酒消愁，演出中几次失误后，乐团的管理机构告诉他说，他依然可以领导这支乐队，但不能再亲自演奏了，必须另外聘一个钢琴手，于是我被招了进来。 真应了那句谚语：时令不好时也未必人人都遭殃。话虽这么说，我潜意识里还是有一点内疚，毕竟我的好运是由维拉得的倒霉带来的。直到几年以后，听说维拉得在纽约重获成功，我才心结释然。 我们在“寂静夜晚”的演出也不错，因此不久我就可以挣到每周110美元了，那在当时可是相当好的收入。这下我们全家终于可以搬出那个暂居的厨房而在一栋全新的大楼里租了一个三个睡房外加书房的公寓。 在此上班第一天的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家夜总会不仅装修豪华、美仑美幻，而且还涉嫌非法经营老板从巴哈马运来的未纳税的走私酒。整栋建筑被高大的木篱笆围起来，入口处站着一个门卫，他负责分辩试图走进来的人是顾客还是缉私人员。他们告诉我，门口有两个按钮，门卫在打开大门之前会按动其中一个。两个按钮作用不同，一个是通知经理出门来迎接客人，另一个会启动屋内的警报，告诉人们税务局的人来了，同时门卫会尽量拖延联邦工作人员入内的时间，等他们进去后就会看不到有任何卖酒的痕迹了，只是有些客人面前可能有一杯酒或饮料放在桌子上。税务局不能仅仅据此指控夜总会方面非法出售含酒精的饮料，因为后者完全可以争辩说，法律只是禁止我卖，但没有禁止客人喝呀。 我们的乐台是在一个纤巧、浮华、令人看起来眼花缭乱、具有欧洲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小亭子里面；舞厅的地板用大理石铺就，四周环绕希腊风格的柱子。乐队里的另一个小伙子指着码头上停着的一艘船告诉我说，那曾经是日本天皇的游艇，有时舞会也会安排在游艇上。奢华的环境以及那些上了年纪的温文尔雅的老顾客，对我产生了一种震慑力，行为举止自觉地收敛起来。这里面提供的所有酒水，不论是香槟、白兰地、还是威士忌，均为一美元一杯；也不需要印制菜单，因为只有三种主菜可供选择：龙虾、牛排和烤鸭。尽管我当年还不怎么饮酒，但这种固定菜单、简单明了的餐饮服务方式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我仍然据此经验给麦当劳制定了第一条经营箴言：KISS – Keep it simple, stupid (意为保持菜单的内容简洁、容易选择 – 译者注)。另外一件令我着迷的事是，那些瑞士来的厨师们，将烤鸭用木盘端出来送到客人面前，当着客人的面，面带神秘的微笑，象魔术师玩“帽子变兔子”的戏法儿一样把烤鸭削成一片片的，我对他们的专业程度表示由衷的钦佩。 当天晚上，我无暇傍顾身边发生的其他事，只是一直不停地演奏着。每当休息时间，乐队其他人都可以走开，我却不可以，因为这时候罗宾森会将一个丝帽子放在钢琴边，而想自己唱歌的客人走上台来，边唱边将小费扔进帽子里，我则为他们伴奏。起初，看着不停扔进帽子的小费，我还挺高兴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费是要与乐队其他人分享的。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听到后简直要气昏了头。但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习惯，如果我想要这份工作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我满怀怒气继续弹下去，因为用力过大，手指都弹痛了；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想个法子出来，不能这样当整个乐队的替罪羊。 第一天甚至第一个星期，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想出任何方法。我甚至开始担心能否坚持下去了，因为每天回到家时，我的手指就象要爆裂一样，几乎要淌出血来，我不得不把双手泡进温水里来缓解疼痛。这天，当我看到罗宾森没有喝过头、显得比平时心情好时，走过去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罗宾森先生，我认为我得到的待遇不公平。我知道我接替你以前，你也是这么做的。但我跟你不同，因为你是明星，客人专门来看你演奏，他们给的小费也多；同时你是队长，你的薪水也高，因此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小费。而我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付出的时间更长，收入却完全一样！他面无表情地斜眼看了我一会儿，对我说：“这样是不好，不过你该学聪明点，比如学会吹长笛或其他什么乐器。” 好吧，我就去学聪明点，不过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一天晚上，有个举止怪异的老头，看起来象是刚刚在赛马场赢了不少钱的样子，搂着一个年纪可以作他孙女的时髦女嫏；他们扭曲地跳着贴面舞步来到我身边，那老家伙挥着手里的一美元钞票问我是否会弹“我真的爱你”这首歌。我冷眼看着他摇了摇头，他却惊呆了而不知所措。那女孩从他手中抢过钱来丢进帽子里，并冲他喊道：“你这吝啬的老东西，怎么只拿一块钱来寒碜人家！”说着，又抓出他胸前口袋里谷鼓囊囊的钱包，抽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塞进我兜里。“嘿，等等”，我一边叫道“你说的是‘我真的爱你’吗？”一边试着弹了几下，那老头高兴地笑了，我也努力地回忆整首曲子并弹了下去。乐队的其他人就算是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也没有人说什么，于是，负责弹钢琴的人多分些小费从此变成规矩了。我甚至还想出了更聪明的方法，那就是跟小提琴手合作。休息时，我在台上弹，他则在台下边拉琴边穿梭于每张桌子之间，在客人面前演奏。此举使我们得到的小费翻了一倍，大家的收入都大幅增加了。 一天晚上，税务局缉私队的人设计骗过了夜总会的保安而闯了进来，我们所有在里面工作的人都被抓进了监狱。我是冤枉的，如果父母知道我跟那些真正犯罪的人一起坐牢，他们会不要我了。虽然仅仅在里面呆了三个小时，但这的确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百八十分钟！ 这次事件令得爱茜奥很不开心。尽管当时我们的财政状况不错，而她也很喜欢那套公寓，但爱茜奥还是越来越想家了。在芝加哥时我虽然也是一天到晚的工作，但她至少还可以不时地见见家人或朋友，因此并未感到孤单。而在迈阿密，她谁也不认识，她妹妹又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约会，相互间更是难得一见，就连温暖的气候对她来说也是冷酷的，于是我们决定回芝加哥去。当时我们的公寓租约是到三月一号，而我也要给乐团两周的通知期，以便他们找人替代我，可爱茜奥等不及了，所以我就让她带着女儿先乘火车走了。 独自一人开着我的福特T型车长途跋涉回家，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一路上，我除了断断续续地把车停在路边睡一小会儿以外，总在不停的赶路；随着逐渐靠近北方，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而我却连一件外衣都没有。接近芝加哥南郊时路面上已经结冰了，我的车终于在63号公路与西部公路交界的地方失去控制，冲向路的另一側后，撞在马路崖上停下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飞驰过来，冲着只穿了一件单衣、坐在那儿冻得不住地发抖的我喊道：“怎么了你，是不是喝多了？”我当时真的担心会再次被抓进监狱，但当我向他解释了我的困境之后，这好心的警察放了我一马。象大多数芝加哥人一样，尽管他们认为所有在佛罗里达房地产丑闻中上当的人都是大傻瓜，但也只是对你表示同情而已，不会嘲弄你。 那天当我到家时，父母对我表示出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热情欢迎，爱茜奥也准备好了热汤和暖好的床被，让我吃饱喝足后美美地一觉睡了十五个小时。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那时离开佛罗里达真是做对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不断下滑，在我离开不久，那间夜总会就关门大吉了，棕榈岛的名字也一再在新闻中出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景况又好了起来，名人们不断移居那里，但我再一次看到佛罗里达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