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六
看中国的政治演变历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中国在同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恢复的工作。
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纲领》上的。如何好好研究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遗产，俺曾经试图写了一个《也论毛泽东时代经济》的未完成系列，尝试了解那一段时间的一些特色。
可惜的是，限于材料的不完整，还有就是某些历史史实的敏感性，这个系列暂时没有完成。
记得甘阳兄有个著名的提法，就是运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论，将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传统，成为儒统（孔统），然后把1949年到1978年称为毛统，当然那之后的就称为邓统，然后希望俺们可以通三统。
其实俺认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间，中国政治经济的模式，已经有所谓三统的雏形在那里。
就是说孔统遇到的挑战，在1911年已经算是坍塌了。这之后出现的联省自治，或者说独立运动，然后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现的地方势力自治，全国各地的军阀割据，都是冲着中国的郡县制这个基础去的。
当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华联邦共和国，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上要彻底摧毁这个孔统的基础。
在这里还是要把儒家传统稍微区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战国的儒家，和汉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早期的儒家传统，面临的是独立的各个小邦国的国内治理问题，和各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理问题。
虽然当时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但是现实操作的恢复天下次序的方法论，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最终实现天下一体，是提出新方法论（就是郡县制的实践）的法家学派。
在汉朝的时候，董仲舒对儒家的整合，算是将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为一体，而奠定了儒家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体制上的争论，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争论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体的实践上如何运用的策论。
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实际上达到恢复中国郡县制，这个完成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
当时的思想和实践，其实就是在孔统坍塌之后，如何引进西方思想和实践，引进多少，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还是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等等。
在这个中西之争的磨合状态中，是不能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政治分野来划分的。
比如说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三个旗手，一个是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胡适，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大人物。一个是鲁迅，算是独立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中间，有的是欧美、日本、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因此所谓西洋、东洋和北洋的区分也不小。当然最后的主流，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视中国实践的派别。
看1949年的制度，可以大致认为，算是维持了中国传统郡县制，又进行了西方式的现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政府，行政改革比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后，则是在农村进行了现代制度改革。
这两个改革，都是中国历史上开创性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虽然城市的嗓门比较大，造成的影响比较明显，可是农村进行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是比较长远和深刻。
看一下中国的郡县制，和欧洲的各小国林立，和苏联的共和国联邦制，和美国的各州联邦制，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县制，实行联邦制，这个可是一个自从秦汉以后的大变局。
可以说分裂中国，这个算是一个基础。
那么在1949年之后，出现的另一个争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其实把这个名词和概念去掉，就是俺们祖宗在汉朝时候，开盐铁会议，讨论的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
当时的贤良和文学，当然支持的是豪民权势，就是今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当时的大夫，支持的是国进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当时发生的争论，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有一条修正的中间道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市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名声有点差。就像是汉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给拖下水了。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被蒋家王朝的官僚资本主义给拖下水了。
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说的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资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和掌握，使得资本的运用，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利。
比如说任何国家都有某种垄断性的企业存在，比如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如中国银行、共识银行等等，比如说美国的私有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国有银行里面的股权，比如说中国财政部有30%的股权，是国家所有。
你可以把这些垄断收益，用于国家财政支出，也可以拿来搞全民福利。
而私有资本主义的这些钱，就是装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里去了。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主体，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么这部分的好处，就不是用于国家的分配，而是变成了官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那么就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了。
所以俺们后来的名称，就选用了市场社会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国家的公器被私用，而产生了腐败和自私的官僚，那么这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就变质，而成立市场官僚主义了。
这个是路线之争，说到底还是俺说的分配之争（有读者对分赃有过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来主导，还是要有国家来主导。
由豪民来主导，结果就是东汉末年，财阀兴起，国家衰弱，土地兼并，流民大增，黄巾四起。对老百姓非福，对豪民也未尝是好事。
由国家来主导，就要考虑如何监督官僚的行为，而保证国家主导的分配，能够造福于穷民，而不是只是造福官僚。
同意你所说的：中国政府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建立一个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一定要直接操纵结果。
中国政府非常喜欢shortcut，没有透明的游戏规则，这样其实很危险。1989的64学潮就是因为胡耀邦下台是shortcut，没有透明的规则，导致了后来的动乱纷争。shortcut往往表面是过关了，其实危机很深。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shortcut，现在因为热钱滚滚，掩盖了很多，以后都是会表现出来的。
多谢你的深入剖析。看了你的两个帖子（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六、七），觉得你的看法与楼主并无本质矛盾。首先，政治制度的透明化和合理化不是目的，政治制度最终服务于再分配（分赃），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要在分赃中体现出来。其次，楼主从未限定蛋糕的性质，就广义的蛋糕而言，只要进入再分配的过程或者可以被再分配所影响，就完全可以被纳入分赃的概念中。个人以为，楼主在叙述国际关系时，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到了国内政经，就有些吞吞吐吐，为尊者讳状。楼主在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六，七中，只谈了“应该如何”，却略过了“如何如何”。非常感谢你能指出政改的艰难。希望看到楼主的回帖。
先说一下第二点，作者提出抽象的”政府“概念，其重要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有理想主义的思想，以为民牟利为目标，所以即考虑发展，又考虑公平。但实际上，现在政府已经是各自为政，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但又没有一个强大的约束力，所以系统性腐败严重。这好比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利益和草民不远，因为养活一个宫廷不太贵，但这两者与豪门士族的利益冲突比较大，因为豪门士族体量大，草民负担严重。那么皇族如果不太离谱，他们反而是制约豪门的主要力量。如康乾时代。而中国历史上，只有在皇帝非常强势，而且非常头脑清晰的状况下，才能做到，如贞观，如隋文帝。而现在没有强势”皇权“，反而给予豪门士族盘剥大众的方便条件。这点作者引用的历史，不太确切。东汉的兼并，延伸到两晋、南北朝，恰恰是一段皇族实力减弱，而豪门士族雄起的时代。东汉的兼并，到两晋的仓人南度，都是士族凭借几代官宦联姻，互为依靠，而皇族无力阻止的局面，如王谢家门梁武帝都做不了媒人。而这种士族势力，不是因为”盐铁“官办就减弱了，而是因为他们操控了”察举孝廉九品中正“等实际操控政府权力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有变得像南晋的趋势，各个政府部门各自谋取自己的利益，理想基本破灭，而互相又不可能有足够力量制约，民众无力制约，又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强人（如邓）来约束，这是一个”公平“难求的结构。在这种条件下，财富越来越向政府或政府要员的”马仔“集中，就如这几年的房地产现象，是很自然的事情。
再说一下第一点，为什么说“分赃”不应是主要考虑？因为在现代除了少数资源型经济，绝大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靠的是productivity的提高，而不是来分一块已经成型的蛋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中国经济特是依赖于相对劳动力productivity较高，以换的来的发展。这种财富的创造方式，完全不是一块固定的”蛋糕“，而取决于经济体中每个个体是否有生命力于国际竞争者肉搏。而在国进民退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只能在”窝里横“，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面对真正的挑战，他们的生存能力，只在国内有效，因为其实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目前还出不了全球性的大企业，而印度可以。（注：按市值算是大企业，但在境外没有真正竞争力的不算）。你如果看一下国内特别盈利的SOE，基本都是靠行政力量保证他们的盈利的，说白了，其实是从经济体其他人给他们送钱。例如，国有银行，由于利率管制+国家吃坏账，基本是靠国家送利差。在例如电信，没有任何外资或民资可以来竞争，就这样，他们还划地，分块而治。而网络搜索，现在又开始搞什么”人民搜索网“，好像把外资的谷歌干掉了还不过瘾，非要把民营的百度也干掉才算数。网民早就品论过，百度不如谷歌，人民网不如百度是必然的事情。你想想，百度在中国大陆以外打败谷歌的概率已经极低，人民网打败谷歌的概率可以保证是零。所以说，采用”盐铁“官营的办法，其结果肯定是经济效率越来越低，蛋糕变小。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因为这种政府万能论陷入了巨大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两年保8成功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一种海量货币驱动下的虚胖现象，和美国房地长泡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实中国30年来，早期靠破灭政府加在经济上的锁链为动力（如包产到户，如定价逐渐市场化），中期靠全球化，已经把有利因素发挥得不错了。而现在面临全球的产能过剩，以为”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弥补外需，或内需不足，以为海量货币是实体经济繁荣，是十分危险的。”国进民退“，不但不会对草民的生活有帮助，反而会搞坏中国经济结构，后患极大。
你爱祖国，我爱祖国，“井底”更爱祖国，只是你，我，他，她用不同的方式。
“井底”花更多的时间做中国研究，在这一点我非常尊重他/她。
支持
很多人很想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占山为王，吸引人去， 就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抬杠。
看看他的评论， 根本就不是探讨的态度。 我说是， 就是， 不是也是。
香港的第三轮发展，得益的是香港和中国，双赢。
香港是利用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获取中国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你不看到大多数香港人看不起社会主义制度？
看看楼主所言第3点，再看看你对此的回复“香港的发展得益于原有的资本主义，而
非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怎么让人想起那什么就是好来就是好来着：)。
1 + 2：很抱歉，现在我们谈香港，而不是印度。
3: 香港的发展得益于原有的资本主义，而非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简单。
4: 历史是看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要是.......如果........"。
你混淆了几个问题：
1. 为啥英国的法律体系，在香港和印度（人家是300多年殖民地吧）结果不同？
2. 为啥英国制度下的印度，贪污腐败比今天的中国厉害很多倍？
3. 不要被新自由主义那套谎言骗了。香港一直在1940年的时候，一直很贫穷落后。因为英国人本来对香港的设计，就是鸦片中转站。香港的第一次发展，是得益于国共内战。当时上海的很多纺织业资本家进口的纱锭和设备，没有办法运到上海，在香港落脚。
香港的第二轮发展，得益于成为美国越战的商品供应地。
香港的第三轮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开放和改革。
而1974年香港的改革，正是因为英国人发现殖民地的手法行不通，开始培养华人势力的后果。
一句话，香港在东西方竞争中，占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要是中国人不输掉鸦片战争，估计最繁华的城市，还是在中国。那是经历了至少1000年的历史验证的。
明摆着，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高效率的香港人对香港的经济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但如果香港1842年没有被割让和租借予大英帝国，恐怕香港今天不会有此一较廉洁的政府，较优良的治安，较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较完备的法制。
简单的说，殖民地带来了香港英式法律，英式法庭礼仪。香港英式法律制度建于司法独立之上，司法人员执行职责时，基本上不受政府行政和立法机关影响。
1974年殖民港督麦理浩设定的独立反贪污执法机构（廉政公署），扭转了整个香港社会的习惯，也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城市之一。比较今天中国的贪风猖獗，腐败越来越严重，社会道德越来越伦损，贪污比满清厉害一万倍。
大英帝国建立了香港的奉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其经济的重点在于政府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一个小小香港，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富裕，最安全，最繁荣和高生活水平的地区，一个国际重要的金融，服务以及航运中心。
香港成为殖民地，从而得在英语教育，医疗卫生，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从而获得比中国其他地方较为优越的发展机会，同时避过大跃进，土改，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乱局。很清楚一个差别，殖民香港比中国安全稳定。
谈论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问题挂钩。 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社会各阶层分赃。 不要说富人与穷人， 工会与普通大众， 既得利益者与局外人， 蓝领与金领， 不都是在探讨如何分赃。 所谓的民主不就是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到华府去讨价还价么。
如果研究经济，而不把政治因素考录进去， 那么你也只能是个技术型的经济学家。 也就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 很多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
别乱扯了，殖民地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香港的法制，你好好去看一下案例吧，比如说陈方安生的哥哥为啥杀人后，可以无罪。
那么就请您发表高见，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楼主简单的指摘。
而私有资本主义的这些钱，就是装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里去了。"
your understanding is too childish. Or you purposely mislead your reader.
我们应该同意这一点：不是因为香港市民更聪明，而是因为香港成为殖民地，所以香港获得了现代法制和民主。
我想要民主。
中国就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已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接着你仍然在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你活得不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