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正文
记得2008年7月的时候，我在《大国游戏》的系列中的几个系列中，着重探讨了中国的基层政府的腐败问题和改进的对策。
不过我在七十八节中提到的社会必须兼顾保护个人努力成果和防止阶层固化，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义。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因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再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这个看法，经历了西南故事，大家应该更加明白其中的含义。
在第八十节中，我曾经提到：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然后在后面的第八十一节和八十二节中，我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政府的“维稳压倒一切”的思维的不明智性。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
“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那么反观当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了我推荐的政策的反面。
这个政策，就是政法委中的公安一系压过检察和法律两系，不少县级和以上的政府里面，公安局长开始兼任政法委书记，或者成为常委。
公安体系的坐大，自然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宣传这个毛主席说的阎王殿也同时坐大。结果就是该做的宣传工作不好好去做，导致舆论的话语权丧失，几十万皇家饭，搞不过微薄上几句谣言。还得靠自干五们来消炎。
而这帮宣传同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面贡献没有，却通过删贴子，封帐户这些做法，惹得新一代的小年轻情绪波动。简直和公知们交相辉映，不分伯仲，把对方恶心过来的小白们，又毫不客气的恶心给对方。
而抬出大刑伺候的暴力公安，则没有将稳定局面的紧张状态减轻多少。因为很简单，有了公安的头阵，再加上武警的后备，地方老爷们哪里还需要关心小民的怨愤呢。本来我的建议，就是慎用警力，限制武警的动用，迫使地方老爷们必须和小民们达成妥协，结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号召下，稳定就压倒了民怨，你不就越来越多的小民躁动了。
这种局面，在花儿开的时候，就越加明显。结果就是海外反对派的不理智动作，反而成为情治和政法系统坐大的契机，反而导致了希望软性处理和解决国内矛盾的思维，受到重创。
好在这种恶化的趋势，终于开始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新的处理国内矛盾的方式，开始从广东的乌坎到四川的什邡，出现了一些苗头。
本来解决国内的矛盾，应该靠的是推行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治理官僚腐败、争取人民支持等等正道上面。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不是那么笨，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而且还知道有理有节，比如乌坎村的同学们，就把海内外的公知们玩了一把。
对这样的人民，只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态，有难处有问题，也可以请求人民的谅解，自然就可以将紧张的情况缓解。其他的偏门，比如舆论管制和暴力威慑，只应当在非常时期，针对少数的敌对人群，不能成为平时依赖的法宝。
不过忘羊补牢，犹未为晚，希望董事会的新组成，把非正道的功能降低一个级别。然后从上到下，好好拨乱反正一下，当是国家之福。
不过我在七十八节中提到的社会必须兼顾保护个人努力成果和防止阶层固化，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义。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因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再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这个看法，经历了西南故事，大家应该更加明白其中的含义。
在第八十节中，我曾经提到：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然后在后面的第八十一节和八十二节中，我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政府的“维稳压倒一切”的思维的不明智性。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
“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那么反观当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了我推荐的政策的反面。
这个政策，就是政法委中的公安一系压过检察和法律两系，不少县级和以上的政府里面，公安局长开始兼任政法委书记，或者成为常委。
公安体系的坐大，自然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宣传这个毛主席说的阎王殿也同时坐大。结果就是该做的宣传工作不好好去做，导致舆论的话语权丧失，几十万皇家饭，搞不过微薄上几句谣言。还得靠自干五们来消炎。
而这帮宣传同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面贡献没有，却通过删贴子，封帐户这些做法，惹得新一代的小年轻情绪波动。简直和公知们交相辉映，不分伯仲，把对方恶心过来的小白们，又毫不客气的恶心给对方。
而抬出大刑伺候的暴力公安，则没有将稳定局面的紧张状态减轻多少。因为很简单，有了公安的头阵，再加上武警的后备，地方老爷们哪里还需要关心小民的怨愤呢。本来我的建议，就是慎用警力，限制武警的动用，迫使地方老爷们必须和小民们达成妥协，结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号召下，稳定就压倒了民怨，你不就越来越多的小民躁动了。
这种局面，在花儿开的时候，就越加明显。结果就是海外反对派的不理智动作，反而成为情治和政法系统坐大的契机，反而导致了希望软性处理和解决国内矛盾的思维，受到重创。
好在这种恶化的趋势，终于开始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新的处理国内矛盾的方式，开始从广东的乌坎到四川的什邡，出现了一些苗头。
本来解决国内的矛盾，应该靠的是推行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治理官僚腐败、争取人民支持等等正道上面。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不是那么笨，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而且还知道有理有节，比如乌坎村的同学们，就把海内外的公知们玩了一把。
对这样的人民，只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态，有难处有问题，也可以请求人民的谅解，自然就可以将紧张的情况缓解。其他的偏门，比如舆论管制和暴力威慑，只应当在非常时期，针对少数的敌对人群，不能成为平时依赖的法宝。
不过忘羊补牢，犹未为晚，希望董事会的新组成，把非正道的功能降低一个级别。然后从上到下，好好拨乱反正一下，当是国家之福。
中共中央最怕的是控制不住地方，無法中央集權，像唐末，清末一樣，最後地方割據。
只有中國明確了什麼事中央不會管，而且中共不會散架，地方不會造反，
才可能進行體制改革。
而许多所谓的新思维不过是换了个瓶子标签的旧酒水甚至是脏水。比如三代表有什么新意？还不如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学好已经被证明的理论。
在中国要说号召力，孔夫子不行，孙中山也不行，还是毛泽东最有号召了。因为他做成的事情最多，而他的文革理论在他的身后越来越被证明是高瞻远瞩旁人不及。
没看出哪里有奴役的思想了。你不愿意跟着走没人强迫你，但也不至于要把愿意跟着走的人都称为奴才。你难道不是认为自己的思想比那些“奴才”更优越么？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都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你有什么权利去评判别人的选择。典型的自以为是！
——————这些不都是薄督在努力的事么，可惜，干事的被一群不干事的给灭了。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是那个自命的所谓“先锋队”、“three个代表”、“领导力量”中的一员；我还想知道，你作为其中的一员，如果有人不愿认同你的先锋队、代表或领导人的资格，不愿按照你的教导说话，不愿随着你指引的道路走，你会如何对待他们。最后就是想问你，什么是奴役主义者？如果一个人或团体自命自己比其它他人有更大的权利优势，且因此而决定那些比自己权利弱势的人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奴役他人？
试试回答上述问题，然后看看自己的水有多深。
不论什么观点，总有狗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