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默默地为我的病人祈祷―――纪念“五四”
－医生手记
你们关心国家的命运，我和你们一样地关心。
你们要求言论自由，我尽可能地给你们言论自由。
你们要求平等，我也尽可能地让你们和我一样平等。
……
然而你们最后要夺走我的政权，这我绝不答应。
----------------沙皇尼古拉二世
以上的话，是一个多世纪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对逐渐蓬勃起来的革命高潮所发出的最后政治遗言。不久，随着他政权的被颠覆，全家老小在一阵枪声和刺刀中被杀害。
姑且先不谈沙皇是否口是心非，是否罪有应得。然而他的悲哀和恐惧并没有随着他悲惨的死亡而死亡。对“夺取政权”的忧虑，象幽灵一样始终在关注政治的人们心中弥漫。当权者把反对者看成“暴徒”，反对者把当权者看成“暴君”，而“政权”永远是两者之间不可缺少的矛盾因素。
对古代人物，我们也许会轻松地嘲笑那个流着眼泪将“权印”交给了司马懿后还幻想能做一“富家翁”的糊涂虫曹爽，然而对近代和现代的一些血腥的事实我们却不得不触目惊心。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了，然而每次几经反复，随着“政权”的转移时候，就要牵连上一大批人，以“人民的公敌”为莫须有的罪名，在“自由民主”的断头台上糊里糊涂地葬送了性命。激进的雅格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成功地用《人权宣言》开始对王室和贵族理所当然的“专政”，然而，当王室贵族被杀得差不多了时，他又对那些对自己有异议的“同志”挥舞起了屠刀，人们在血光中痛骂“新暴君”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几乎每一个得到了“政权”的革命领袖，都象着了魔一样地由一个“自由”的暴徒，变成了“专政”的暴君。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又多么戏剧性的循环。所以在断头台上，罗兰夫人的一句：“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不得不地让人们沉吟至今。
无独有偶，几乎在法国大革命的同一时间，同样是一个破落的中国贵族子弟曹雪芹也发出了“…因嫌纱帽小，至使锁枷抗，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音。这个文学家似乎已经把人性中的“野性”看破，然而又无可奈何。
从古到今，被“锁链”禁锢的人们，在解开了“锁链”以后，“锁链”在他们手里又成为了一条无情的“皮鞭”，带着曾经对“锁链”的仇恨，疯狂地鞭打着任何和“锁链”相似的东西，最终，又不得不陷入，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去把别人“锁住”的怪圈中。
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从“禁忌”冲出到“开放”，然后又从 “开放”走入到“禁忌”，然而谁也不能把这两者最终融合，为什么呢，因为都渴望要去主宰对方。
所以，我一点不奇怪，为什么有“政权”在，那么政权的“监狱”也在。因为，你那为了“爱”而去“恨”的抗争，让人家联想到了“你死我活”的恐怖。所以，人家不得不把你关起来，甚至消灭掉。尼古拉二世临死前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每一个去“抗争”和“反抗争”的人心底……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走在街头，依然看见有人给我发“政治传单”，我扔掉了，依然听见有人给我诉说某某政府的“罪恶”，我走开了，因为我从它们一个个红红的眼睛里看到了的是“仇恨”和对“政权”的渴望。它们因此在“仇恨”中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我知道这种带有自虐性质的“自我禁忌”迟早有一天会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既毁了它的敌人，也会毁了它自己。
我只默默地为我的病人祈祷，希望他们的“发烧”是良性的病变造成，希望不要让他们产生恶性的癌细胞，希望人类的免疫力最终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美好。
２００８年五四青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