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涣
爱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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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是否存在是经常被激辩的话题，但激辩双方或许可以在克里希那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的观点那里找到一些共同语言：真理就是神，对真理的忠诚就是宗教情怀。各人心目中的神各异，也决定不会在激辩的疆场上现身加入肉搏，真理却是可以被证明、可以被证伪的。如果神是信仰相近者之间交流的共同语言，那么真理或许可以作为信仰不同的众人之间的硬通货吧。古以色列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为何其中只有极少数几位被后人奉为先知，其言论被载入经典，那当是因为他们的预言被后人证明为真理。古以色列的先知是从神那里得到真理，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是靠对真理宗教式的虔诚来发现真理。
真理是极难得到的。我们所学到的各种知识、所持的各种见解大多都是听来的，被我们想当然认为是板上钉钉的真理。美国大萧条之前的1928年，全体美国人民都沉浸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欢乐气氛当中，于是传奇股市投机家Bernard Baruch在街头就听到了给他擦皮鞋的男孩向他介绍炒股经验。听罢，Baruch转头回去便卖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Baruch 知道连擦鞋的孩子都开始炒股时，股市野马已经跑到悬崖边了，但如果他在地摊上与擦鞋男孩展开股市未来走向的辩论，他不见得能说服那孩子，因为那孩子已经被来自同行、朋友、街谈巷议、报纸杂志等各种渠道的铺天盖地的热量充满了。我在上大学时，一位室友说毛泽东是暴君，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从小到大，官方和父母的教育都是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八九年五月，在天安门给毛画像涂墨的几位湖南人被周围义愤填膺的同学们扭送公安机关。那些同学们离真理的距离大概也跟我在大学时不相上下。
所以真理总是掌握在Baruch和我的室友这样的少数人手里。这少数人就是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不一定要有圣经中先知那般能听到上帝声音的能力。他们只是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在众人的噪声之下发现种种破绽，所以比别人先知道一点真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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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先知大都是愤世嫉俗的倒霉蛋的形象。他们没有俗世的权柄，说出话来当然也被同代人不屑一顾，只是在多年之后以色列的后人们才恍然醒悟他们的先见之明，把他们的逆耳忠言抄入经典。在历史上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 先知先觉者经常是不见容于同代人的。孔子被某些后人称为“丧家狗”，梵高和莫奈被同代人冷落，林昭和遇罗克付出的代价是血。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些人在被同代人冷落和打压之时还能逆水行舟痴心不改呢？我想有两个力量，可以用孔子的两句话来表述。第一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就是真理。因独立思想而发现了真理，真理就为他们展开了一个宽阔的世界。他们与众人大流的世界虽然格格不入，但在真理为他们打开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人在这个精彩世界里徜徉的强烈愉悦是大流之中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发现了真理，死而无憾，逆水行舟就更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句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从圣经中的先知到莫奈与梵高，先知先觉者都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品质。这比他们的智力更为重要。孔子说“闻道”，在后人听起来意思好像是真理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是获得真理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是听来的道理，不管是从什么样的圣贤或名人那里说出，不与听者自己的经历契合就变不成属于听者的真理。在众人的噪声之下发现新的真理就更难了。那需要一生的专注努力。教育家William James认为天才就是持久的注意力(“Genius is nothing but a power of sustained attention.”)。资质再平常的人，如果能穷毕生精力来钻研一件事，不会得不到真理的些许垂青的。
先知先觉者是社会的叛逆，而群众只相信被众人认可的东西，所以先知先觉者发现的真理要被大众接受难免要经历一番挣扎。Pachelbel的乐曲Canon in D 写出来之后被埋没了二百多年，到二十世纪初才因偶然的机会被曝光，从此风行于世。巴赫要不是由于后世钢琴天才Glenn Gould 的大力推介，在当今美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乐迷。高耀洁与霍岱珊都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勤奋努力才把河南艾滋病和环境污染的惨状展现到大众的面前。没得到这样机缘的先知先觉者应该比得到的还要多得多。叔本华说：“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部曲：先是被嘲笑，然后被激烈围攻，最后被大家认为是妇孺皆知的小常识。”今天大家都认为美洲大陆曾经漂移好几千公里和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能飞在天上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在林昭和遇罗克被枪决几十年后，中国人也在渐渐开始认识毛泽东和他创造的“历史”的真面目。
每一个民族对叛逆的宽容度是不同的。在一点上犹太民族可以算是优秀。海外华人都知道犹太人的团结，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异端思想的宽容。从旧约圣经上看，这种宽容从古先知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先知们虽然开始被冷落，其逆耳之言最终还是被收入了他们民族的圣典。这可能就是孔子称许的“和而不同”的境界吧。
反过来，专制社会的特征是“同而不和” – 各人表面上步调一致、没有叛逆者的立锥之地，表面之下却各怀鬼胎、互挖墙脚。在我们面前就耸立着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专制社会。它扼杀叛逆者的能力无与伦比，而它的所有焕发青春活力的希望却正是掌握在它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这些人手中。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吊诡。
我们虽然意见有所不同，但你的问题帮助我分辨清楚了一些概念。谢谢探讨。
按照你现在对“先知先觉”的定义（专业知识），那么大多数人都是先知先觉。这不是变成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哲学是任何理论的基石，它要求人脱离意识形态，个人情感与政治立场。我们就探讨到此。
“我想刘在说“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已经包含了“许多人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的意思。” ？
刘晓波如果不那么二元对立，就不会说要让“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了。在他眼睛里只有东西方对立，他的思想体系是明确的，一贯的。他在说“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是指中国从来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在历史上存在。
你现在对“先知先觉”的解释又和文章原意不同了。现在的“先知先觉”仅仅是一种专业知识了。
“先知先觉”是一个专有名词，经常用在哲学上。可以去看看先验论。
我想刘在说“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已经包含了“许多人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的意思。
一个人也可以既是先知先觉者又是大众。他在他专精的方面是先知先觉者，在他不花注意力的事情上是大众。一个家庭主妇完全可以是厨艺和室内装饰艺术的先知先觉者。所以，讨论先知先觉者不是要把人群分成黑白两群。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这句话是指美国的国家，而不是指先知先觉。
你有很重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你的先知先觉中严格说有两批人。
一是像基督与佛陀那样的圣人。这些人将真理带给人类，但无法创造历史。他们悲悯看着人类，然后发愿再来。佛陀甚至说过，三千年后，佛法将不存在。印度的婆罗门就是以前的先圣留下的，现在面目具非。基督再来也是同一意思。民众与他们的关系有点像（不完全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对历史有影响的人。这些人不是你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了。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他们与民众是无法分开的。否则，将脱离哲学的整一。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偏见。例如刘晓波，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许多人他们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在黑与白之间，很大一块地方是灰色的。而且这灰色将黑白链接为整体。二元对立是极端的根源。
你误解了我说的这个“器皿”的意思。
用一句美国俗话，先知先觉者是of the people (they are people themselves), by the people (they are shaped by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他们生长于人群之中，但他们能超越人群的认识，最后改变人群的认识。他们与人群的关系大概就像书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不能独立于对方而存在，但两者的不同还是值得注意的。
个人、群体、历史都是巨大的话题，不可能在几页纸之中说得清楚。我自己也觉得这篇文章有些缺陷，但一时没有找到修补的办法。希望以后能再找到一些不同的视角来完善这个话题。
盛着真理的器皿是民众，器皿的温度不到，那所谓的先知先觉是不可能产生的。按照你的理论，民主没有意义。文章里许多东西自相矛盾。
神学家Reinhold Niebuhr说：“正因为人类能够接受正义，所以有可能实行民主，但又因为人类有非正义的倾向，所以必须要有民主”。
不能因为反对TG，在理论上可以不严谨。
谢谢评论。世上的确没有孤立的先知先觉。那些人的所知所觉来自群众，他们的付出对象也是群众。虽然我说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些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人也不认为历史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只是盛着真理的器皿而已。
基督不是由犹太人推上十字架的吗？
很怪异的文章。不如说，上帝创造了一切，而人类可以不负责任。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先知先觉。你举的那些先知先觉的人，都是在群体社会的交往中有所觉悟。人类的群体本身就是相互启发。没有群体，那来什么先知先觉。观点没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