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的“力量”-藏地风暴的背后

文/晋美朗嘉（北京）

 

 

      1950年昌都战役失利后，为保全藏族和藏传佛教，西藏地方政府被迫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而且，在五十年代初，达赖喇嘛（1935年7月出生）尚是少年，由于一直在藏地，对内地共产党的一套社会更动的理论和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虽有耳闻，但亲历甚少，而《十七条协议》签订以后，其中一些条款看上去似乎对藏地的未来发展还是有益的，遂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人单纯诚朴，且在中共军政重压催迫之下，无暇细思《十七条协议》深深隐藏起来的主旨，导致其后的8、9年的时间内，赤诚相见，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工委合作，认真执行了《十七条协议》的每项条款”（见《再读《十七条协议》），但“每项条款”都执行了，中共真正的意图也就渐渐展露。在“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后，在“巩固国防”已经完成后， 在中共看来，西藏已经到了要按他们的社会更动思路和计划来进行变化的时候了。达赖喇嘛那时尚是抱着天真的想法，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使西藏社会在不破坏正常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获得良性的进步和发展，而急着动手的中共则利用达赖喇嘛对他们的这种好感进一步行动，当时年轻的达赖喇嘛哪里会想到共产党的这么多心机？我们看到，1954年秋，中共力图更多地控制住年青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又任主任委员，共产党在这时便以为立好“傀儡”可以大行其事了，但是智慧的达赖喇嘛此时已经有所警醒，遂有1956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佛教法会期间滞留达3个月之久的事情，究其原因，除了当年（1954年）在北京时和毛泽东谈话过程中被他有关宗教的肆言无忌所震惊外，也因终于体察到了中共要在藏地进行毁坏根基的社会更动计划。由此警醒，终于在1959年藏地和平抗暴被无情镇压后决然出走，以延佛法精脉。

      如此看来，中共受部分权势集团所操纵的媒体向世人展现出来的达赖喇嘛“反复无常”的真相是，五十年代，处于中共军政重压下的年轻的达赖喇嘛为求藏地和佛法之保全，表示拥护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所签之《十七条协议》，其条款初看上去言辞甚善，遂以为中共产生了真诚的亲近共产党之意，但睿智的达赖喇嘛虽然年幼，感知与洞察力均极其敏锐，已经在协议签订后的日子中发现了问题，有所疑虑和担忧，可为了保全藏地和佛法以及以最大的善意来揣度共产党，所以那些疑虑和担忧又每每被一种天真的轻信和希望所否定，但最后希望还是破灭了。现在媒体所展示的那段历史时期中的达赖喇嘛态度上的变化决非“受好人坏人影响”或是他本人“反复无常”，而是他内心为了藏民族的福祉和未来痛苦挣扎的结果，这就是真相：一开始他相信共产党，相信《十七条协议》的内容，相信共产党不会损伤藏地的社会结构、宗教意识和人心，诚朴的藏人本性和虔诚的佛徒心怀使得他尽力与共产党合作，在遇上一些暴露出中共本意的事情上，他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和幻想，一次一次地退让着，世人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痛苦吗？但最终，达赖喇嘛身上也充满着藏人和佛教徒的坚韧和刚强，忍无可忍之际，还是要痛下离去的决心的。

      其实，这个结局早晚都得呈现在历史之中。因为，在达赖喇嘛的视域中，早晚会出现一个佛法的敌人的影子，也许在某段时期某种背景下，这种影子被其它暗光所遮蔽，但迟早还是要在意识和现实中呈现出来。其实，在《十七条协议》中，已经潜荡着这个幽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更动思想，亦可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不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哪片土地，这里最终就得按照中共的意思来搞个天翻地覆。

      请看《十七条协议》之第三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以及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也就是说，就在“和平解放”刚过，中共已经把西藏的社会更动进程纳入到了一个既定的时间表之中（当然具体的时间会有变动，但大致还是有数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搞“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尤其是第十一条，分析起来殊耐寻味，通读下来，藏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中间语义却又前后矛盾，既然是“中央不加强迫”，正常的理解应该是在藏地社会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动因都具备以后，因势利导，自然而然的意思，但中央不会硬性地将其意志强加过来，可是，后面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却又是一个应然判断，这是一个命令句，意思当然是中央政府根据情况就改革对西藏地方政府下的命令了，命令显然是强迫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可见当年《协议》起草者对行文措辞仍未达精擅之水准，否则其意图会隐藏得更深一些。当然，遗憾的是，从以后的经历来看，民主改革并不是人民提出的，而是平叛后趁“胜利之东风”搞起来的，而民族区域也绝对不是本意中首先应有的政治自治，因为作为正常的民主改革后的一个正常结果的民族区域自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一种完全被剥夺了政治自治权的其它自治，在没有政治自治权的情况下，西藏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中的社会主义西藏。

      制造共产主义幽灵的始祖卡尔·马克思会费解地看到，把他的许多歪理又做了更歪曲的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把原本还有些思辨色彩的唯物主义理论变成了枪杆子决定论和有保留的均田理论，把辩证法变成了适用于一切人类个体、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的更动的根据，在中国共产主义最权威的理论“继承”者毛泽东那里，这种更动的本质就是斗争。马克思可能会惊惧地看到，在亚洲的一片传统悠久的佛土上，秉承着他的名头的一群人正在用枪杆子和土地分配来对另一群虔诚信奉佛教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僧俗进行“改革”，要把红色中国的辩证法具象化。

      这就是观念的幽灵，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并且在当时内心信念涣散或沦丧的中原人众那里以物质允诺获得了支持，中原大地一片红旗。毛泽东志得意满，他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要”搞唯物主义的主观主义者，他以为枪杆子打来的天下均可以用对“劳动人民”的物质性允诺来维持，他心里的老百姓只有一条路，今生。他没有想到西藏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彻底解构西藏社会的举动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最关键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基础性决定动因是生产力及其发展，由此会引起或促动其上的生产关系及其它结构的变化，即便我们暂时从节省辩论时间的角度来容忍这个理论，那么，我们应当看到，在不同地域下的社会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会呈现出一定的持续性，地域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速度，对这种限度和速度的反思会有助于我们思考在该地区发展生产力并借此变更生产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藏地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样，可耕作土地资源有限，海拔高，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气候情况特殊，在历史中，藏地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较缓慢的态势，也因此说明了它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一直维持在一种被笼统地说成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状态”，其实，事实上，直至今天，藏地的生产力水平也还是不高的，这是自然条件所限。在藏地，发展生产力只能因地制宜，把内地的拔苗助长那一套拿来一样还是要失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搞过，又在文革的时期，出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劳动资料缺乏、劳动力有限、劳动对象单一，如何进一步拔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等人看来，西藏的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就是落后的表现，而运用生产力决定论的推理自然会进一步认为，西藏是落后的。但是从物质生活一直匮乏从而渴望改变这种生活的马克思直至从无产者打成有田农民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会看到，决定社会进步的除了生产力以外还有其它或许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族群和个人内心的信仰以及以这种信仰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和个人意识。从佛教文化上说，西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宗教所带来的社会的稳固性、丰富的道德体系以及美好的社会理想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看不到这点，紧盯着生产力，更为要命的是他们准备不顾生产力的状态而在这个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全新构建。但一系列事实（尤其是今天的藏地风暴）证明，自治区建立后直至今天，我们在西藏搞的一套上层建筑（无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观念上层建筑）是失败的，是彻底失败的，因为这是强加于藏地的，不管我们在西藏怎么开山建路，不管我们把拉萨和日喀则搞得是如何的“光彩”绚烂，不管我们在僧俗两界进行多少“爱国主义教育”，西藏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中仍旧强烈地、从未间断地折射出佛教文化和佛教信念的色彩，从本质上讲，这种佛教社会的精神在几十年中可以说未有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在这几十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幽灵也一直在不加反省和检讨的中共西藏政策下继续徘徊于藏地，佛教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观念（必须说清楚，今天的这种社会主义观念更是蜕变到民族主义、享乐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田地了）在每一个角落遭遇并且搏斗着。

      是的，半个世纪以来，藏人和整个藏民族一直在艰辛但又从来未放弃希望地勇敢搏斗着，在这次藏地风暴中，大多数和平抗议示威的是僧人们和深受佛教文化熏陶的普通公民，他们一直和先辈那样，在和侵入到他们故土上的幽灵搏斗，这是观念的搏斗，但和历史上的许多对抗一样，观念的搏斗总是需要现实中的人和族群付出甚至是血的代价，但藏民族始终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极富乐观地与幽灵对抗着，幽灵的力量是很强大，但我们坚信不是不可摧毁，因为我们看到，真正的幽灵是那些貌似可怕而实质脆弱愚蠢的观念，我们可以在这个布满希望的世纪中找到许多光明的东西来制伏它，我们可以找到佛教的悲悯，我们可以找到公义、人权，我们可以找到民主和自由，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机遇，在其中，由于全世界都正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正被苦难像皑皑白雪一样覆盖着的雪域高原，以有力的臂膀扶护着我们，幽灵终会退却。我们不想杀死幽灵，我们会宽恕幽灵，佛曾收服过许多妖魔，幽灵的力量也许终有一天会被佛征服之后用在善的地方。
   
    2008年4月某夜 (博讯 boxun.com)

      近期，效率似乎很高但其实用错了方向的中国各大媒体大概是为了给中共里某个主导集团有关西藏问题的论点找一些“论据”，纷纷谈起了西藏的历史（虽然论证方法显然不对），谈起了达赖喇嘛五十年代初和中央政府的那段接触，以及五十年代末在藏民族和平抗暴被镇压以后出走印度之后的言行，更摆出了国家档案馆里的一些文件（其中涉及到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只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拥护《十七条协议》致毛泽东的电报以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给毛泽东的赞文），部分已经被近期各媒体偏颇的宣传搞得心火难消的普通公民一看，原来达赖喇嘛是一个“摇摆不定，出尔反尔的人”，“受了中央那么多恩待，做到人大副委员长，还要搞叛乱，出逃印度”，更有当年从事过具体工作的高官回忆他是一个“可坏可好的人”，表明达赖喇嘛是对不起中共的，原来那么公开地表明要接受我们的统治，现在又搞“藏独”、“大藏区”，“公然分裂祖国”，实在是不像话，云云。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