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以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尤其是他发动的“大跃进”。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于1961年中央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提出过反对林彪搞得那些个人迷信做法，毛虽口头上同意邓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纵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胁迫之下，“一线”也只能表面上供奉毛（毛曾气愤地说过把他当成了牌位），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一会儿说文艺界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 …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
毛当年为什么如此害怕按时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恰恰是当时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十有八九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也将彻底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拼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人民包括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时日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文革的整个进程也雄辩地诠释了这个逻辑。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时日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为了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怎能和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革相比？林的讲话应该批判。此事颇为诡异——难道他们不是都多次声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吗？江为何会如此“不顾大局”？
“九大”报告，毛否定了陈伯达按照林彪思路撰写的讲稿，自然也会引起林彪不满。有人美化林彪，将此说成是林要发展生产和毛要“继续革命”的路线之争。笔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林彪和陈伯达为了巩固自己在文革中所获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内情的林、陈太明白了，打着漂亮旗号的文革，决无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希望能以发展生产力来掩盖其非正义性。如果林彪真的关心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在“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的讲话，不会有1966年11月份对“工交座谈会”各与会者的严厉批判，甚至也可以说，决不会帮助毛来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中央委员选政治局，江青还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也有说法是毛虽口头上反对，最终还是默许了江、康去暗中进行了调查。这件事也彰显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的行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国安邦之大胸怀？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遂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一定十分恼怒——“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大局，挑动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苟且猥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
1969年“国庆社论”，张春桥一改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这样，传统提法中的解放军是由毛“缔造和领导”、“林直接指挥”，变成了毛不仅要“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外，还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挥”… …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毛虽然表面大度，称可以改回传统提法，却始终不肯亲手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去，最后还得由汪东兴代笔。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1.“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职责所在，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补救，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2.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更大的可能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之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总之，毛、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戳穿了为文革编造的各种神话，致使文革理论的破产，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1970年8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一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他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2】。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3】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4】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压力下退让，林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对对？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反过来用到了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毛的主要对手和文革目标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休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或言“官大一级”，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 …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913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销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亲手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无疑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的命。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竟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决不允许周如愿以偿。“913”之后，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大骂：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七）
“913”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募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1972年2月12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5】。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50，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八）
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 …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1973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9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对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欲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几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相对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江皇后”张狂无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日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30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压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与此相反，文革派压根儿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1976年3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4.5天安门广场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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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又如庄则栋、张铁生之流。有希望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9级提为5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1968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被朱学勤称之为“68年人”）；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1976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宠妾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嗡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帅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10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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