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延安、「西北風」與「宗法情感」------苏晓康

延安、「西北風」與「宗法情感」

【按：漢字有文化、意識形態的積澱，不易讀出，茨仁卓嘎解讀「老鄉」，甚為精闢，他說習近平欲將「小粉紅」下放到「革命老區」，令我驚艷；我這裡拿「西北」再做一例，講講它背後的含義，前陣子有個美國獨立製片人想拍攝流亡者題材，我建議她去拍王軍濤，因為他代表著一個很豐富的文化政治背景，將他詮釋給西人，很不容易，我也發了此文給她。而今回想「精英要與痞子賽跑」的預言，有點悲涼，中南海不是坐著一個比「痞子」更壞更笨的傢伙嗎？】

黃河是所謂「水沙異源」，蘭州以上是清水，河口鎮至龍門之間才變成泥河；這一段就是黃土高原。

我發現，這個「異源說」，用來區分「地理黃河」與「人文黃河」竟也恰如其分；即地理上的黃河源頭在青海，而文明、歷史、水文上的黃河源頭在黃土高原。從文明起源上說，北方中國的一個獨立產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向認為是在黃河流域的中游，即黃土高原的南緣。華夏先民據說是順北洛水南下至渭河流域的。中國文字史的開端夏商周三代，夏的疆域有爭議，但不出豫陝間；代之而起的商朝，建都豳，則在涇河流域；後來被來自西部岐山下的周所滅。總之，華夏起於渭水之間，已是農耕文化，黃河源頭則尚在「化外」之境。

當然，我們也不會忽略一個更迫近的「源頭」：六十年前打造出「新中國」的，是來自黃土高原深處的一個征服者，並攜帶著一整套所謂「延安精神」的意識形態。設若此處再借用一次李澤厚「歷史做圓圈遊戲」說，則一九四九年的江山易幟，頗可視為歷史遽然回到暴秦，那個贏氏原在「秦穀」（甘肅天水），後被周室封地在關中，漸次強大，遂滅六國、一統天下……。

受到一種克制不住的「源頭」誘惑，我們一行五人的攝製小組，在夏駿帶領下，八七年十一月從北京直飛延安。我們當然不再對青海河源地區感興趣，因為在我們的期待中，「黃河」已然在人文之境，甚至更在短促、迫近的當代史中。

黃河上下五千年、東西一萬里，說什麼不行？我們偏要去說最忌諱的。從一開始我們就不想「繞過批判現實的險灘去安全地鞭打祖宗」（事後有人作如是批評），毋寧我們是故意多拉點「祖宗」來做擋箭牌。黃河流經山陝峽谷就變「黃」了，而中國經過「延安」就徹底「紅」了——事後證明，我們一開始的「延安衝動」就犯了大忌，捅了誰的心窩子，叫陳漢元最擔心的「一老」暴跳如雷。

王魯湘也敘述了飛往延安途中，從飛機上往下觀察的景觀：

『飛機掠過晉陝大地，這是最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驚訝的是人類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跡。山西的地貌，很像軍事地圖，到處是等高線，說明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強烈地感覺到山西人的勤奮，並想到大寨 ，儘管我在飛機上看不到大寨。一過黃河，地貌突變，等高線消失，大地突然變得容顏醜陋，到處是坡度很大的坡地，鬆散乾燥的黃土像掛在坡上隨時都可以流失，由於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一根根土柱、土搭，像雲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溝豁和梁峁之間，像千年古宅塌圮後的朽柱，像大火過後的森林枯木。』

我們要來陝北尋找什麼？延安已不再神聖、莊嚴，而是貧窮、破舊。延河在冬季是乾凅的，一河床的碎石。寶塔，那個革命象徵物，形單影隻地站在光禿禿的土山上，俯視著破破爛爛的延安城。棗園 人去樓空，山坡上落葉淒涼。塗了白灰的窯洞，偉人們的名字還都一個個掛在那裡：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周恩來……，卻每一個名字都向遊人暗示著一個血腥的故事。

夏駿要拍一些陝北的外景，我們又在周圍的子長、安塞跑了跑。那些曾經演出過革命壯劇的梁梁峁峁、溝溝豁豁裡，如今仍然是破敗的窯洞、守著幾隻羊的木訥老漢、生育過度而病怏怏的婆娘，只有雜糧餵飽肚子但很壯實的孩子們……。我們還走進一個莊戶人家的院落，採訪一位陝北老漢，我問他有幾個孩子？他說三個兒子、五個女兒，生養了十四個孫輩；鏡頭裡他的婆娘就坐在旁邊，摟著一個孫子。夏駿拍下的這個簡潔鏡頭，生動揭示了中國現代化的可怕瓶頸和生態危機：資源與人口的巨大緊張，一個無解的發展死結。

在安塞，我們還遇到一群年輕娃們，《黃河》中日聯合攝製組拍攝「千人腰鼓隊」時，他們曾是臨時演員，可他們說，攝製組給每個人一塊錢酬勞，卻被縣政府貪污去了。腐敗也不會漏掉最窮的地方，因為它是制度性的，水銀瀉地似的流向所有角落。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颳過，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殤》旋風颳過，還在「六四」屠殺後的恐怖中，中國大陸彷彿在血腥中飄蕩起一股「西北風」 。甚至我逃亡到一個邊陲小鎮，那商業街上的所有商店、飯館、旅社中的各種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黃土高坡〉；這旋律伴隨著我離鄉背井初期的感傷。

「西北風」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過渡插曲，至今對它沒有到位的詮釋。一說它是以「草根」的陽剛，抗拒「鄧麗君」的悱惻纏綿。又說大陸流行樂壇擺脫模仿港臺的第一步，是回歸西北的「黃土情結」；好像那裡是一個充沛的源頭活水。「西北風」也總拉上崔健的搖滾，然而崔健對採訪他的查建英說，「西北風」不過是一種「商業的東西」，他自己的搖滾則是「模仿西方」；因為「他們那種追求自由的個性，正是我們東方人缺乏的。」——這小子不只有音樂細胞，觀念上也絕對先鋒前衛。

在我們下榻的延安賓館，居然遇到大名鼎鼎的王軍濤 ，帶領一個團隊前來協助「老區」開發經濟。我從他那裡聽到一個新名詞：「宗法情感」。他說，從延安去到北京的這個政權，一直以「宗法情感」，向「撫育」過他們的老區—如延安、贛南、大別山、沂蒙山、蘇北等地「經濟輸血」，這卻慣出了一種惰性，抑制了這些地區自身的發展內力；如今「宗法情感」開始淡化，這些「老區」就被拋棄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內部機制的一種政治學解讀。我們也就此議題採訪了他。

王軍濤是一個標準的民間政治家。早在文革晚期，他已是一個年齡最小的「老反革命」，並成為「四五英雄」，胡耀邦指示從他們中間挑選團中央委員。王軍濤一路參與民主牆、民刊社團與高校競選等體制外運動，卻在鄧小平發動「改革」以後選擇了「體制內」路徑，以「民間智庫」形式，向當局獻策。

八八年底我曾接到一個電話，說中直（中央直屬機關）招待所有個會，值得去聽聽。我去了，是一群年輕的「民間政改派」在那裡「侃大山」，其中我只認得王軍濤。那個場合的言說，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們直言不諱執政黨正面臨嚴重危機，搞不好會發生動亂，出現大家都不願看到的「軍管」後果；他們手中已為執政黨備好幾套應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採納。我當時都聽呆了，看來所謂「文化熱」並非幾個文人在那裡耍嘴皮子，民間有心的「政治人」已經應運而生，且相當成熟。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門運動」爆發，接著就是大屠殺，然後王軍濤入獄。他的朋友謝小慶九〇年撰文說：

『陳子明、王軍濤認為民主進程包括傳統專制、開明專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個階段。去年六四之前，中國的問題是防止向傳統專制的倒退和促進向精英政治轉化的問題，不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軍濤認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實現民主政治只會導致「痞子上臺」，精英由於受到個人道德的約束經常敗於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與痞子賽跑」的觀點，在知識界中很有影響。』

——摘自《屠龍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