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披露了中国文艺的一片禁区
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片《芳华》公映之后，评论纷至沓来。题目《芳华》很容易引起误会，以为是剧中女子的名字。英文剧名译作youth（青春）。《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没有这个词条。在成语芳华虚度中可以作青春年华解，但是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中语义极不明确。
从文革过来人的角度来看，发现其情节存在根本的政策性破绽。严歌苓的原作中没有这个错误，是冯导演的改编太缺乏文革中“阶级路线”的基本常识。劳改犯的女儿怎么可能参军，而且进入文工团，她招惹是非之后居然没挨耳光，她欺骗领导之后居然没有被开除？文革时代的领导绝不可能这样仁慈，这样照顾黑五类子女。当然，既然冯小刚改编拍摄了这部影片，触及了这个难得触及的主题，无意中披露了中国文艺的一片禁区：黑五类文学。
文革的阶级路线非常严酷
影片女主人公何小萍（小说中为何小曼）是隐瞒了父亲的阶级身份（劳改农场的在押劳改犯），冒充干部子女进入文工团的。后来父亲在劳改营中病死，信件被团政委截获，真相败露。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故事的改编严重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
毛时代的阶级路线是非常严酷的。严酷到什么程度？当代的中青年观众几乎难以想象。表面的宣传说对于出身与剥削阶级的青少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暗中的界限非常冷峻。何小萍这样的出身，表现再好也绝对进不了文工团。政策的界限是内部掌握秘而不宣的。秘籍是什么呢？从来也没有公开宣布过，但是从内部流传出来的说法，以及实际的结果，可以总结出基本轮廓。文革公开亮相的《公安六条》无意中公开了历次运动中内部掌握的一些主要政策界限。特别是公开了“杀关管（逃）”的说法。杀，是处死，关是关押，管是管制，逃，是外逃。是对于专政对象的概括。六条中还提到了“其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实际已经把子女亲属都视为准阶级敌人。
红与黑：高端低端两重天
在影片中，像萧穗子的父亲那样受到隔离审查，停职反省，（人还在单位或干校，还有工资，不是判刑劳改）这样的处分，仍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属于未决之期；而何小萍的父亲已经在劳改营中服刑，那就属于敌我矛盾，属于杀关管中的“关”：在押犯，反革命或在反右中拒不认罪反抗辩驳的右派。（严歌苓的小说中何小曼之父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处分后自杀身亡，不属于敌我矛盾，改编后的影片中性质已不同）。从五十年代年开始，部队就已经逐步清洗有杀管关亲属和海外关系的官兵。各地的招兵工作也都明确不收杀管关子女。到了六十年代城市招收飞行员、潜水员等军事科技学员以及外国语学校招生，更是连社会关系（祖叔舅姨姑兄等）中若有杀管关人员也不准录取。招收文工团员也完全一样。这类政审标准，冯小刚的同龄人应该有所记忆。所谓“不仅看出身，还看表现”的说法对于杀管关子女，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的表现再好，招兵，进重点学校，入党提干，绝对没门。1965年清华附中的高考全优考生张明就因为父亲在台湾（属于在逃）没有被清华录取终于忧愤而疯癫就是明证。开封地区则是在高考之前就在相应考生的档案中加盖不宜录取的公章，参与高考对于杀管关子女其实没有意义。文革期间，知青下乡全面铺开。各级干部比较有门路的都尽量让子女走后门参军以避过下乡的厄运。更有门路的则设法安排子女进入部队文工团，既能避免下乡吃苦，又有文艺一技之长。所以文工团的空缺一时趋之若鹜，这样的肥缺绝对是干部子女激烈争夺的禁脔。影片中陈灿、郝淑雯分别是副司令和军长的子女，他们在言谈中可以侃说“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这类高端话题，等而下之的皆属低端人口。在这种等级鲜明的名利场中，哪里还容得下劳改犯子女的非份之想！再说在反右以后，特别是四清以后，社会上的才艺培训，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曲艺都由省市区县的少年宫和文化馆囊括包管。在小学和中学的预审选拔中早已将出身不好的少年儿童淘汰出局，阶级路线的政策非常彻底，何小萍这样习舞的例外是不可能的。她作为在押反革命或极端右派的子女（六岁时父已入狱），隐瞒出身绝对是对党和政府的欺骗。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文件规定说“父母离婚以后，政治的反动影响就可以减轻或取消”。文革时代的思想界巨人顾准的妻子已经正式离婚，顾准政治上一直不肯服罪，所以“右派”长期未予“摘帽”。他们的子女也因此依然不愿跟顾准发生任何联系，至死不见，以撇清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何小萍的父亲死了。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其反动影响更不可能消除，反而更加可疑。文革初期，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中就明白地宣布：“什么人可以报考大学？只要跟共产党没有杀父之仇都可以报考。”“杀父之仇”这样的言辞本来是封建专制卫道士的措词。怎么忽然变成了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口头禅？
习近平怎么会进入清华，当上工农兵学员？因为他的父亲虽然挨整，但是还没有定性。他的五名部下联名为习近平开具了一纸走后门的证明信，“……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云云。反证出已定性的黑五类问题一定影响子女前途。也证明相关干部都知道政策的实际界限。（文革初期曾有一段短暂的混乱）。
黑五类人员的子女，被毛泽东定名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生来就已带有原罪。当时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公开言论都是忙不迭跟家庭划清界限，也有很多怨愤自己的父母。何小萍竟然还撰写那样动情的信件给狱中的生父，居然寄去自己的军装照片……这类情节都说明冯小刚缺乏毛时代底层人民生活的常识到了惊人的程度。影片中的“活雷锋”男主人公刘峰的行为也是十分轻妄的。既然何小萍是他去上海接来的，就是去审核接纳的。否则不用派人去接，被录取的新兵可以坐火车到军区文工团来报到。刘峰是作为党员干部去执行政审任务的，竟然隐瞒了何小萍的反动父亲身份，这行为也太胆大妄为了。雷锋是什么榜样？首先是阶级斗争的模范。雷锋歌曲中总是说“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而且要“夺过鞭子揍敌人”。帮着阶级敌人的子女向党隐瞒阶级出身和历史，这是什么雷锋？就算是刘峰只学了雷锋的皮毛，专做好人好事，动了恻隐之心，帮助了何小萍。不久之后政委发现了何小萍的身世秘密，劳改农场寄来了何小萍父亲死亡的信件和包裹，也应该诧异，怎么回事？虽然此时毛已去世，四人帮已被抓，他们也会追查，怎么会有黑五类的子女进入了部队编制，而且是文工团？毕竟解放军部队不吸收杀管关子女的规定一直没变。林彪和黄吴李邱的子女全被部队清洗，四人帮手下的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朱永嘉（给姚文元海瑞罢官文章提供材料者）在被判刑之后，他的女儿也被部队清洗转业到地方。
著名导演张艺谋在改编影片《归来》时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情节安排中，先在押、后在逃的劳改犯陆焉识之女是红色娘子军演出组的主角，如果陆犯被抓，牵扯到女儿，就会撤销她的演出机会。这个情节非常荒谬。因为父亲是判刑多年的反革命犯，这个女儿的颜值再高，才艺再奇绝，也绝对通不过政审关，很少可能被招入歌舞团，绝对不会被安排进样板戏演出组。严歌苓原作《陆犯焉识》中此女仅是科技工作者，倒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真实反映历史反衬出改革开放的人道意义
关于阶级路线，尤其是杀管关政策一般是掌握在人事保卫部门的专职干部的手中秘而不宣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只能默默地忍受，而不可能瞭解其中的具体规定。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其实还是异常显豁的。时过境迁，很多人不复记忆，并不能说明它不存在。阶级路线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政策。政策的刀尺比影片的描述冷峻得多。诚实地呈现历史的真实是文艺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说出真相并没有夸大其辞。也恰恰是它的冷酷，所以才反衬出改革开放、从恢复高考开始废除阶级路线政策的人道主义意义。
毛泽东蒋南翔的阶级路线厉行全国二十馀年，以一党的利益和仇恨干扰国家民族的人才培育和选拔，比皇朝专制的科举制还要倒退和愚昧。历代朝廷多少还标榜本朝“野无遗贤”。民谚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即使从所谓的“穷人翻身得解放”的角度来看，阶级路线也是十分偏颇的。1949年以前的劳苦人民穷困无助，但穷困仅仅是穷困而已，社会上多少还有济困扶穷的道德和同情。历史上颜回、范仲淹、王冕、季羡林、吴晗、钱穆、钱伟长等学者都是清寒家庭出身勤学苦读而成材。实行毛、蒋的阶级路线以后，黑五类子女不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的最底层，而且还背上了剥削阶级的恶名，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比人低，在教育上即使成绩好也不可能升学，更不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乃至大批出身黑五类的青年无以成婚。在刑事案件审判中也看出身，出身好的，可以轻判，出身不好的，虽然同案同罪，却遭重判，严重违背法治原则。
历次运动都是打击5%的阶级敌人。实际上总是还要扩大化。文革时期的全国人口已超过八亿。5%就是四千万。如果平均都有一个配偶和两个孩子，就是一亿六千万。当时没有计划生育，如果有三个孩子，就是两亿人。扣除一部分重迭数字，即有些人既是黑五类的子女，又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估计总数也应在一亿五千万以上，占总人口18%-20%左右。著名电视主持人毕福剑在批评毛泽东的私人谈话中说了一句为地主鸣冤叫屈的话，被解除了职务。实际上地主富农若没有刑事罪行，仅仅因为多占有几亩土地，不应该成为罪犯，大量的历史反革命都是民国时期的行政人员和抗日军人（例如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右派分子也是因为响应号召帮助中共整风而提出意见，而得罪了当局。一个国家在和平建设发展经济的时期，需要树立这样庞大比例的敌人和准敌人吗？穆旦的三个孩子都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女仅仅完成初中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以经济建设为纲，从1949年开始就大错特错了。改革开放以后，地富摘帽，很大一部分反革命获得平反，确切数字官方没有公布。《芳华》放映之后，越战老兵奔走相告。越战老兵曾经浴血苦战，应当得到补偿和关注。然而，黑五类子女人数比越战军人人数多得太多，而且从未获得补偿，也绝少关注。
黑五类文学是人民文学的组成部分
一国一族的文学艺术不应该是一党一派（中共和毛派）的宣传戏台，更不应当是毛泽东江青的夫妻唱班，而应当是反映全民族社会生活真实的全方位绚丽画卷。这一大批（占人口18%-20%）人民的生活情景和苦难炼狱也理应是中国文学艺术反映的内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描述了1935年左右美国农民的颠沛苦难。一时间洛阳纸贵，却遭到资方的禁毁。几经抗争，最后终于迫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资助农民的议案。小说获得普利策奖，还拍成了同名电影。当时美国的农业人口也约占20%。1962年斯坦贝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应该出现黑五类文学。1949年的更迭时期，绝大部分的地主富农并无抵抗，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放下武器，归顺了红朝新政。可是却依然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整肃。黑五类文学应该把镇压运动的真相形诸于文字。文革十一年（1966-1977），纳粹的十二年（1933-1945），十分相似。红卫兵和黑五类就相当于冲锋队和犹太人。中国也应当有文革时代的“辛德勒的名单”。随着时间的推演，历史将逐渐理性地看待国共内战，一部分反抗中共暴政的现代伯夷叔齐，他们的铮铮铁骨也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黑五类青少年仅仅因为出身于所谓的反动家庭，受尽穷困、欺压和歧视，他们的身心创伤从来没有得到真实的描述和反映。因为他们长期的贱民处境，中国的文艺触觉对于他们非常隔膜。严歌苓、张艺谋和冯小刚都没有触摸到他们的脉搏。在黑五类人民的群体中更有一大批忍辱负重坚贞不屈的现代妇女，没有在暴政的高压下低首下心，依然保持了人的尊严。她们冷峻秀雅的音容笑貌也将是中华民族妇女的典型形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