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代奇恩”与今天的中国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龄七十九岁；若按中国人算虚岁的传统，则达耄耋之年。短短数日内，这个消息以中文的形式传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间华人教会；短短数周内，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大华人居住区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这位“老外”是谁，一方面深受普世华人信徒的爱戴，一方面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鲜为人知？
如果我们走近这位老人，会发现他的英文名字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译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谁是这个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华人教会中，没有人称他为泰勒牧师，因为老人还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戴绍曾，如果说“绍”字取“克绍箕裘”之意，那么他所要效仿、继承的“曾祖”又是谁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两个世纪，横跨欧、美、亚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区，直贯祖孙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与中国教会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 （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国的纪年，为乾隆四十年腊月。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的抬头严重地冲击着传统信仰，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以英国国教为主导的教会领袖虚伪堕落，根本无力改变时弊。就在这样社会、教会双重混乱腐败中，神兴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然而他的事奉并非一帆风顺，譬如在英国北部约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镇（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对他，甚至扬言要痛宰他，其中一个叫戴雅各的年轻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鸡蛋和西红柿去闹场。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会，却改变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戴氏家族的命运。没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过任何鸡蛋，但是神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内心。那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几天后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麦地里，一心想着新娘和婚礼，但是这句经文竟再次无声地击中他，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请求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一场属灵争战下来，等他换完礼服赶到教堂，已经错过时间，幸好朋友们调整了时钟，使他可以“按时”成礼。婚礼后的早餐会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麦地里的经历，语惊四座，而刚成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难道我竟嫁了一个卫斯理派的信徒吗？”
婚后的戴雅各为妻子的得救迫切祷告，然而他越祷告，妻子却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进卧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边，并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许离开，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突然，他发现身边的妻子也开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们并肩站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重生得救后的戴氏夫妇开放家庭，接待前来巡回布道的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戴雅各自己也成为当地第一位循道会的传道人。卫斯理和戴雅各结为至交，他最后一次住在邦士立镇戴家时年已八十三岁，彼时，他的造访已成为当地的属灵盛事，镇上的居民每次都会蜂拥前来聆听他的教导。
第二代：戴约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后两年，戴雅各夫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戴约翰，从事纺织业。戴约翰17岁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轻的戴约翰继承父志，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带职传道人。他与妻子主办的主日学，左近村镇报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们入学不久，品行操守显著提高，使很多反对者开始参加教会，当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礼拜堂已不敷使用，会众自发奉献，兴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献堂之际，戴约翰的儿子戴雅各已满四岁。与中国人避讳长辈名号的习俗相反，英国家庭纪念长辈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孩子起同样的名字。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戴约翰使自己的儿子与其祖父同名。后来戴雅各成为一名药剂师，工余和父、祖一样尽力传道。当他读到出埃及记13章2节“凡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便与妻子一起跪下来回应神的话，将尚未出生的头生子归给耶和华。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解到这个泱泱大国，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妇两人再度献上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到中国去传福音。
冬去春来，戴雅各一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头生子，为了纪念同名为雅各（James）的父亲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为赫德生（Hudson）的母亲，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于戴德生；泰勒家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也始于戴德生。有关戴德生的传记，不下十余种。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展他的人生，只能集中演绎他生命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父亲的书房
虽然在敬虔家庭长大，进入银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开始偏离信仰，这使他的母亲和妹妹非常忧虑。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记中写到，“每天为哥哥悔改祈祷三次”；而在五十英里外亲戚家做客的戴母，则决定用一整天的时间为儿子的灵魂禁食祷告，不得确据，便不出房门。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进书房，无意中捡起一张福音单张。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陈腔滥调的说教就丢掉。然而，因着家人的代祷，圣灵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当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来自己的罪债，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都早已由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做出了完全的补偿，自己只需凭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于是，他跪在书房内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与妹妹分享这件事，又嘱咐她不许告诉别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经过数小时与神摔跤式的祷告，也已确信自己的代祷已蒙应允。几天后回到家，她直接问戴德生，发生了什么事？戴德生以为妹妹告诉了母亲。戴母却说：“不，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便知道神已经垂听并悦纳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岁。
麦家圈的屋顶
获得新生后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间前往中国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学医，大量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期刊，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用极其原始的方法学习中文，并在体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练自己，为赴华宣教做准备。1853年，由“拜上帝会”发展而成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时间，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将马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国度，新成立的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动向戴德生提议，请他提早赴华。尽管很多师友都劝他，等一年后拿到外科医生资格再出国，但戴德生看重中国人的灵魂过于自己的一纸文凭，仍于1853年9月19日从利物浦离开祖国，经六个月的海上风涛，于翌年3月初抵达上海，暂时寄居在山东路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带因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陆续建立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福音机构，占地面积较大，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
按中国纪年，时为咸丰四年，正是清军与小刀会在上海对峙的时期，戴德生除了学习中文的重担外，还饱受战火的威胁。1854年10月18日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凌晨2点45分，刚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惊醒，急忙跑到屋顶查看，却见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场及时雨浇灭了火苗，他还来不及向神感恩，一颗四、五磅重的炮弹在他头上飞过，击中身后的屋顶，破碎的瓦片溅了他一身。惊魂甫定的戴德生将这颗险些要了他命的炮弹寄给母亲做“圣诞礼物”，纪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岁。
伯莱顿海滩
之后的六年，戴德生先后在上海、宁波巡回布道、主持诊所，并迎娶了宣教士遗孤玛利亚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渐显果效，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然而，极度劳累导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英国后，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搁的学业，一面修订宁波语圣经，一面到处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唤起英国教会对中国属灵需求的重视，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应友人之邀，前往英国南部的海边城市伯莱顿（Brighton）度周末，调适身心。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应该留在教堂中做礼拜，然而，一边看着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欢喜快乐地崇拜，一边想到中国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属灵的黑暗中沉沦，因为无法忍受这极度的反差，他独自走出礼拜堂，前去海滩散步，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最终他决定跟随圣灵的感动，唯独信靠仰赖神的供应，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几天后，戴德生以献上五饼二鱼的信心用十英镑开了一个账号，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镑英金加上神所有应许”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岁。
杭州的兰茂密尔团队
在伯莱顿海滩上，戴德生除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向中国宣教的差会之外，还向神开出了具体的筹码：“二十四位能干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后，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为“兰茂密尔（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国，打破记录，成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团队。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经差派在中国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开口所求的人数。9月30日，一行人抵达上海，略事调整后，便从水路南下，经过无数城镇都无法落脚，最终在杭州租到一套旧院子，安顿下来，这套房子一楼的小礼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时容纳5000人聚会的崇一堂之雏形。
扬州教案后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后，戴德生带着家眷和一些同工沿运河北上，继续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扬州暴动中险些遇难，又因该“教案”上升为清廷与英国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误会和指责。【1】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面要承担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国同工的领袖责任，一面却无法摆脱灵里的枯竭与追求圣洁的挣扎。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来信使他经历了灵命的更新，并兴奋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只是从圣经里风闻，而现在却真地经历到这些事的无比信实。”有史家称，那是“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五旬节”。
正因为有这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扬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风浪：一年之内，他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和爱妻玛利亚。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坟前，戴德生再一次将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几个年龄较长的儿女被送回英国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异乡，在孤寂与痛苦中，他时时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临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岁。
中国内地会的发展
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戴德生频频奔波于西方和中国之间，除了英伦三岛之外，还陆续在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内地会的筹募机构，发展成当时尚十分罕见的跨宗派、跨国界、甚至跨语种的全球性宣教差会。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祷告，为清朝版图中未被福音触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张口，预备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为了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异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几何增长，竟然恳求“庄稼的主人”在五年内再加派1000名工人来华。信实的神，照着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这些请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内地，远涉边疆，甚至将福音带进少数民族的群体中，在很多连分省地图都找不到地名的穷乡僻壤建立了一间间布道所，写下了中国宣教史上最辉煌感人的“群英会”。
到1905年，内地会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国同工，受洗基督徒达18625人，建立了418个教会，1424个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学校。那年，戴德生于长沙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 - 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长子，出生于戴德生首次回国养病期间。内地会成立那年，他四岁；搭乘兰茂密尔号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五岁；扬州教案爆发时，他七岁；与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国读书不久，便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刚满九岁，而父亲则常年不在身边。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有什么出息。然而，戴存仁却是一个例外。十七岁的戴存仁被伦敦医院的医学院录用，刚完成两年基础课程，便收到父亲的来信——原来戴德生计划在山东烟台建立一所学校，以解决因团队不断壮大而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养及子弟教育问题，这在当时又是一项创举。没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体会宣教士家庭妻离子散的痛苦，祷告寻求后，戴存仁决定效法当年的父亲，放弃医学学业，前往中国参与宣教事业的后勤工作。烟台古称芝罘，这所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其中不乏戴存仁与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英国完成学位。而他在中国的幕后事奉，也缺乏直接为主赢得灵魂的成就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戴存仁选择了一条代价更为艰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烟台、潍县一带的外侨师生全部被送进集中营，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发挥余热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个孙儿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八十高龄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赞美诗称颂主恩，以生命的榜样激励每一个被掳的同伴。抗战结束后，戴存仁回到英国，五年后去世。从宣教第一线，退居教育第二线，戴存仁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 - 1978）
戴存仁夫妇生育了九个儿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苏格兰，为双胞胎中的哥哥，因为早产，医生认为只能存活六小时，然而，六个月以后，他们竟坐船前往中国。他在芝罘学校期间，以调皮捣蛋著称；毕业后，便在上海学药剂，并和老板的女儿偷偷来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场布道会，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列的各种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听到圣灵如此谴责他：“你为何让你的女友违背父母的命令与你交往？”寻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愿终于战胜了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戴永冕与神立约：“除非双方父母都赞同，我将不再与她来往。”当晚，他知道自己得救归主了。
戴永冕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随先人脚踪，加入内地会的戴家子弟，二十三岁的他被派遣到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担任药剂师。仅仅得救不能使他满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场迫切追求圣灵充满的新生命，以至于他的同工们都认为他有些痴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学，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Hayes, 1898 - 1987）。两人成婚后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伐的硝烟中成立了开封圣书学院，并随伯特利布道团远赴边疆传福音。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开封，千余名妇孺逃到圣书学院避难。戴永冕将校门在身后关上，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挽救了无数河南百姓。
形势越来越严峻，戴永冕夫妇被迫退到烟台，和在芝罘学校的老父与住读的儿女享受了数月的天伦之乐，他本已买好了前往美国避难的船票，但同时又感到需要继续培训中国传道人，经过进一步祷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们留在芝罘学校，自己和妻子带着开封圣书学院的老师及同工，在此非常时刻前往陕西，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为中国教会培育教牧人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戴师母获知自己的母国与日本开战，而自己的四个孩子却落在敌军手中，心痛如绞，跑回卧室放声痛哭，连祷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满心自责：“为什么我们在能够离开的时候不离开？！”那一刻，家乡老牧师的临别赠言袭上心头：“你若关心神的事，神必关心你的事。”听到神的应许，这位母亲终于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价，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长的西北圣经学院，英才辈出，担任副院长的中国同工马可牧师，在开封圣书学院便是戴牧师的学生，后来他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带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的异象，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一中国本土传道人自发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离后，一家人终于毫发无伤地欢聚一堂，神再一次彰显了他的信实。政权易手后，戴永冕夫妇转往台湾，并在高雄成立了圣光圣经学院，一边从事神学教育，一边在台湾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将余生完全献给了中国人。
第七代：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 - 2009）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长子戴绍曾，自他在开封出生后，就一直面对战火硝烟与骨肉分离，年幼的他曾经立志：长大绝不做宣教士，即便成为传道人，也绝不回中国宣教。抗战结束后，戴绍曾随父亲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怨恨背后乃是对上帝的怨气，在圣灵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优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绍曾带着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学，结识了立志做宣教士的赖恩小姐（Leone Tjepkema）。两人结婚后，于1955年去到台湾，协助父母在高雄的圣光学院教书，五年后，戴绍曾正式继任为院长，圣光人赞他：“跪下能祷告，站立能讲道”。1970年，戴绍曾为了进一步推动“福音本色化”，联合十四家教会和福音机构在台北创办了跨宗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十年的院长。但对校长一职，不论是在“圣光”，还是在“华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给中国人，并在华神院讯中，谦卑而恳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我知道今天我之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差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
1980年，戴绍曾夫妇接受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新加坡总部的邀请，接下第七任总主任的职位。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戴绍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约在1951年底，从中国内地退出的宣教士陆续转往东南亚各国，将戴德生“把福音传给所有中国人”的异象，扩大到东南亚所有的“未得之民”，并于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绍曾陪同母亲（戴永和师母）走访渐次对外开放的中国大陆，几经协商，终于以“华侨”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当时尚不允许外国人到访的“开封老家”。一场又一场与当年老同工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再次印证了神的信实：内地会在中国八十五年的事奉，没有归于徒然，在试炼逼迫的日子里，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会。
1991年，戴绍曾牧师移居香港；1994年，与两位华人弟兄一起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并担任总裁，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通过生命的见证，与中国内地的百姓分享神的爱。2004年，他将职位交给华人领袖后，转为荣誉总裁。即便在被确诊为肝癌之后，戴牧师仍坚持以讲道、写作等方式继续服事中国人，包括二次走访四川大地震灾区，以自己少年时期在潍县集中营的经历勉励受灾学生。戴牧师对中国人爱之切、认同之深，言行举止活像一位中国君子，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见证，中国朋友笑称他为“老华侨”，四川省昭觉县亦授予他荣誉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几乎遍布全球华人教会，难怪有那么多人如此怀念他。他常在讲道中极自然地用第一人称提到“我们中国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象曾祖父那样“死在中国”，今年春天，这位老人得偿所愿地安息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
第八代：戴继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 -）
戴继宗是戴绍曾牧师的独子，出生在台湾屏东，幼时和当地人一起就读于普通的台湾国民小学。有一次，同学问他借笔，他说：“对不起，我只有一支笔。”同学笑他：“你是外国人，怎么会那么穷？”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戴继宗在学校备尝被中国人排斥的滋味，因而产生厌学情绪。戴绍曾牧师为了培养中国的本土传道人奔走各地，对儿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当他听到孩子逃学的消息，内心极其痛苦。但幼年的经历并未影响戴继宗对中国人的爱。与美籍华人自嘲为外黄内白的“带皮香蕉”相反，戴继宗喜欢自称外白内黄的“无壳鸡蛋”。
高中毕业后，戴继宗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在一位内地会前辈长达两年的师徒式引导下，戴继宗终于走出家族压力，从内心深处明白，服事神并非为了“继承祖宗的事业”，而是对神呼召的单纯回应。1984年， 戴继宗入读父亲当年的母校亚斯比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手里的钱只够支付第一学期的学费，今后的日子只能仰望神。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然囊中羞涩，谁知，一位不愿留名的中国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来两年半的求学费用，使他经历到神的供应和中国教会的爱。
毕业后戴继宗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师六年，并曾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顿期间，结识了他日后的佳偶——来自台湾宣教世家的柯悦敏，1993年，戴氏家族终于迎娶了首位华人媳妇。1996年，戴继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全家迁来香港。
第九代：戴承约（James Hudson Taylor V, 1994 -）
1994年，戴继宗与柯悦敏的头生子呱呱坠地，戴家的后人终于有了华人的血脉。起初，戴绍曾想给长孙起名“承德”，表示“继承戴德生”的心愿，后来与台湾亲家商量后，改为“承约”，继承“上帝之约”。接着，大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书，二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亚，三个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当年戴雅各与神所立之约引用的约书亚记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至于我们——
若从戴雅各1776年在麦地与神立约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神233年；若从戴德生1853年启程赴华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中国人156年。若中国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属灵家谱，将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辗转都受过中国内地会的恩惠。于今之际，作为最大的受益人，中国教会绝不能象旧约中的埃及人那样，成为“不知道约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与中国的渊源之后，我们又当如何回应这个宣教家族以及他们背后的神？
敬虔后裔
戴家献身中国的子弟远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个儿女中，便有五位前来中国宣教，至今他们的后裔仍在帮助中国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录述。信心不会遗传，却可以传递。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戴氏家训“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华”。戴家人不仅把这句经文挂在口头、悬于门楣、“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为经文”，而是切切实实刻于心版，言传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传承。
中国人注重家族观念，而我们是否愿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后裔？对中国信徒而言，献出时间、献出金钱，似乎都还不算难事，然而若要我们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般献出自己的儿女，让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权，则会击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忧忧愁愁”地与主保持距离了。与“世代事奉耶和华”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欢在客厅里悬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然而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体系与社会结构中，我们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时候我们看重儿女教育，胜过他们的灵命成长，常会因为周末的补习班和才艺课而荒废了他们的主日学，甚至因为接送儿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
世有俗语，“富不过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属灵遗产呢？能延续几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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