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 来自医二代的怀念

作者：易安

蓝色的SUV在康涅狄格的山林里穿行。又是一年的枫叶之旅。大自然聊发少年狂， 在天地间肆意挥毫。红色，黄色，橙色，铺天盖地从云端倾泻入山脚下幽蓝的深涧里。

随手塞进一张CD。“梅花，梅花，满天下.....”邓丽君甜甜的歌声和车外的清风，伴着山野的气息，头顶上秋日软软的阳光在浓密的枫叶间一闪一闪。那一刻， 恍惚间，又回到了万里之遥的龙泉山，父亲就在身边，和着歌声，打着拍子。

父亲是一家部队医院的外科医生。他的医术首屈一指，然而，由于长期患病，很早就退居二线，只是还挂着大外科副主任的头衔，不时去紧急会诊，解救那些下不了台的徒弟们。

刘所长是父亲的老战友，主管简阳军垦农场卫生所。他想在那里开展外科治疗， 父亲成了不二的人选。父亲决定带我一起去，一来可以亲手教教我，让这个高年级的医学生积累一些实战经验；二来也可以让这个象牙塔里的大学生出来看一看现实社会。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接我们的是一辆军用吉普，坐起来又闹又臭。不过，出了市区，进入龙泉山脉，四面透风的车厢里却是另一番风味。

吉普在著名的成渝高速公路上“飞驰“。虽然是“高速”，由于过多的弯道，车速缓慢，和爬盘山公路区别不大。我们于是在大山的黑影里蹒跚前行。一轮巨大的月亮懒懒地趴在山头，俯视着这个亮晶晶的小爬虫。山脚下是大片大片的水田和穿行其间的小河，在晚风里一闪闪的，像是有个小孩子玩耍着月光的碎片。

出了高速，我们沿沱江而下。黑沉沉的江面上或有渔火跳动；穿过一片芦苇荡，闪出一座小村落，飘来几点灯光，几声犬吠。不由想象着农家的八仙桌和热气腾腾的家常菜。

一大早，父亲把我叫起来看看这个“医院”。这是名副其实的小卫生所:仅有三排红砖营房。第一排是诊所，一个大概有2-3年训练的医士在坐诊。门口已挤满了人-衣衫褴褛的患者和他们的亲属。中间一排，有一间化验室，和一台X光机，由两个志愿兵分别主管。他们只经过了短期的培训。第三排是病房，其中一间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了手术室。这，就是方圆几十里农民们最好的医疗机构。我一直以身处名校而自命不凡，面对这一切，竟有些手足无措。

手术台上的父亲俨然换了个人。因为身体不好，他平时有些蔫。现在，淡蓝色手术帽下，他的目光冷峻而严厉。他不断发出指令。声音不大，但是清晰有力。他矮小的身板挺得笔直，纹丝不动。打结的丝线在他灵巧的手指间欢快的跳跃着。精确地解剖，准确地止血，手术进程干净迅速。虽然平时我很努力练习过打结和钳夹，父亲还是嫌慢。一个结不完美，一个动作不好看，一个指令没有领会，父亲的DeBakey长钳就会落到手背上。

多年后，有幸在霍普金斯医院观摩Dr.John Cameron做Whipple手术（编者注：卡麦隆医生是世界著名外科学家，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第一人），看到这个精瘦老人冷峻的眼神，硬朗的腰板，完美的技术，精准的判断，立刻想到了父亲，似乎感悟到了外科深入骨髓的一些东西。这也许正是当年父亲努力想传授给我的。而对面的住院总，一个MD/PHD，有点跟不上。Dr.Cameron瞟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给他示范了一遍。听说老先生也是有名的严格。只是现在上了年纪，火气也小了不少。不过， 放在早些年，“he could beat you by tongue”（他也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从手术室出来，有点垂头丧气。父亲的眼神恢复了以往的慈爱。他把我的手背摸了摸，又仔细看了看，说：“还好，没有打出乌包（血肿）。你止血快些，病人就少出血。你看这些人这么穷，哪有钱输血？”

这时，刘所长请我们去看了一个18岁的小伙子。那是个很壮实，很帅气的年轻人。 他的腿上长了个肿块，怀疑“骨髓炎”，但是反复抗感染无效。父亲举着那张曝光严重不足的骨片对着阳光细细端详了起来。我一眼看到股骨下段的Codman’s三角,告诉父亲，这表明骨膜下有病变在不稳定地快速生长着，高度怀疑成骨肉瘤。病人需要病理诊断以决定截肢。父亲很诧异我这么快就得出诊断，同意病理检查。转身告诉那个满脸愁容的病人父亲，多准备一些钱，孩子要到大医院去治疗。

两个星期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大学医院的病理学结果证实是成骨肉瘤。父亲专门托了他骨科的朋友，给小伙子安排进入大学附院，很快就手术了。我问爸爸为什么给这个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病人帮这个大忙，父亲说：“你看他爸爸愁成那个样子。都是养儿子的人呐。”然后，他的目光显出冷峻：“我非常高兴你的诊断又快又准。但是你既然知道这是种高度恶性的病，就要想办法尽快治，尽量治。不要管他是谁。”

小卫生所外科的名气很快在当地打响了。我们在周末常常往返于简阳和成都之间。

渐渐的，心目中那个戴着帽徽领章、威严伟岸的父亲形象被山风吹到了九霄云外。他居然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在黑漆漆的山路上，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伴着山风，混杂着山野里泥土，松枝，桂叶的气息，弥散在车厢里，沁入心脾。每次下车，他都给司机小李打招呼，下次来接我们时一定把邓丽君的磁带也带上。我笑他，别忘了自己是红色革命军人，不要沉迷于“靡靡之音”。他不以为然：“人家确实唱得好哇！”然后，反问一句：“那你说，大陆哪个比得过她？”见我答不出来，就得意的跟着磁带哼起来。

突然父亲问我有没有女朋友。看得出在问的时候，他又好奇又紧张。我心想，您也太老土了。就随口告诉他说，像我这么优秀的男生，哪能没有几个女生追的？父亲就说，这个我早料到了，医学院嘛，男孩子很占便宜。那，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我心想，What，志同道合？！不过，嘴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个女孩我喜欢很久了。

父亲立刻问道， “那她喜不喜欢你嘛？”“那当然，我们在一起有段时间了。”

父亲楞了一下。有点讨好样的， 问：“是不是学医的？”“不是。”

“噢，也好，家里有一个人辛苦就够了。”看得出父亲又点失望。他一直觉得中国最优秀的女孩子在医学院。最优秀的男孩子在工程院，当然他儿子是个例外。

“那，她是不是大脸盘？”父亲不喜欢大脸的女孩，这是我从小就被反复灌输的。当被告知是小圆脸时，他好像松了一口气。然后，命令一样的：“早点请人家到家里来玩玩吧”。说罢又跟着磁带哼了起来。突然，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两个人在一起，要注意安全哦...”

和父亲同台久了，竟然发现了他另外一个特长。一次快关腹的时候，大家都放松了,气氛活跃起来。刘所长突然问：“老兄，你的拿手段子呢？”然后转头对我说，“你爸讲黄色笑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我立刻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父亲在手术台对面，干笑了一声：“老刘，不要乱讲。我们泌尿科训练出来的，那是学术讨论。你不要想歪了。”后来，我在泌尿外科轮转之后，果然，就只知道学术探讨，不知道黄色笑话了。

和中国大多数老军医一样，父亲的医学知识和老军医的名气不成比例。不过，这也怪不得他。1963从乡下考入医学院的时候，他怀揣着一家的梦想：在三代贫农家里出个郎中。这个梦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变得岌岌可危。父亲刚上完了低年级的基础课程，还没进医学的门，就闹了革命。老实的父亲很快就被革命的大潮冲上岸来。“窜联”去北京朝拜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后，他成了逍遥派。

大约是在那些极度无聊，无望的日子里，他常常去附属医院给老师们跑腿。他几乎没有讲到过那些经历。从他后来对内科医生的轻视看得出来，他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也许是他悟性不高，也许是运气不佳，没有遇到良师。不过，从此，他爱上了外科，因为他有敏锐的眼睛，灵巧的双手，和过人的耐力。这是个“聪明人”不愿意去的专业，因为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父亲的手术天赋很快得到认可，成都军区医院录用了他。而那些表现不如他的同学们也就留了校，现在全都成了教授。1978年，父亲带队参加全军的野战外科大比武，手术得分第一名；可惜他的队友笔试得分稍逊，总分低于301医院，屈居第二。

大概是惺惺相惜，很快，父亲从那群士兵里发现了苗子。小周是志愿兵，给我们当过一次二助。他眼睛灵，脑子活，上手很快。父亲就让他固定做二助。有一天下了台，父亲把小周叫到一旁，鼓励他多看看书，争取读个两年的医士班。在这个肩扛四星的大校军医面前，小伙子咧嘴憨厚地笑了笑，眼里竟闪动着泪花。有多少人关心过他的前途？不知道。父亲又向刘所长提起这件事，说“给他个机会吧。我们如果只会开刀，不懂医学，和杀猪匠有啥区别...你把他放回老家，说不定明天就要搭个手术台子。信不信？不晓得要白死多少人...”接着他就讲了一个朋友在自家后院给病人做胆囊切除，原本是家庭妇女的老婆就成了麻醉师兼巡回护士。“嗨，就看哪个先遭殃了”，他叹了口气。

转过头告诫我：“你看，手术就是个手艺活儿。没有什么高深的。没有上医学院也能做，而且动作比你还漂亮。可是一遇到复杂的病人，就不行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外科医生不能是刀儿匠。咱们目的是救人，不是开刀。”

在我的心目中，外科医生是很酷的。他们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他们像大侠，身手敏捷，刀功出神入化。曾经听说大学医院乳腺外科有个老刀用的是一把匕首那样的器械。每每完工之后，在裤腿上擦干血迹，还刀入鞘，扬长而去。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现在父亲如此一说，我顿时茫然。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笑道“自古知兵非好战，懂不懂”。我仍然不懂。回想起来，那个医疗系统的混乱哪里是一个医学生懂得了的。

西医就像是一个无脑儿，在那个神奇的国度被圈养了几十年，渐渐发达的四肢没有了中枢神经的指挥，发出阵阵抽搐，惨不忍睹。医学这个美少年何时惨遭毒手？也许是在程志潜（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杨崇瑞（中国妇幼保健鼻祖）惨遭流放的时候，也许是在张孝骞（中国当代医圣）被无情迫害的时候。当这些悬壶济世的精英被迫堕落成了卖艺为生的时候，当人类这最崇高的事业沦落成为政治工具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医疗界乱象频出，医生屡遭屠戮。

与之相比，那群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外科医生像演猴戏似的炫耀他们的技艺， 又算得了什么呢。

读了Dr.William Halsted（编者注：霍尔斯特德医生是现代外科学创始人）的传记,发现父亲和他这个一百年以前的祖师爷的观点竟然不谋而合。这当然不是中国外科教育的结果，不过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朴素总结罢了。和中国绝大多数医生一样，父亲是没有能力对那样的医疗体系反思的。他能够行医就已经谢天谢地，谢政府了。只是那些明知道不该死的人死在了他手上让他良心深深不安。他也不知道那些花里胡哨的医学誓言，他只知道让他的儿子用良心去面对每一条生命，不要重复他的失误。

龙泉山的绚丽的秋色渐渐褪去，车窗外是冬日的肃杀。山顶上的小雪给这灰黑的世界带来一闪而过的亮色。我和父亲穿得像个棉球，挤在后排。像外面的温度，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我的女朋友飞了。这个我曾决心娶回家的女孩子离开这个西南小城，一去不返。我一蹶不振。一连7天卧床不起。没有了爱情的生命在我的眼里黯然失色。父亲很着急， 却又找不到办法帮忙。当卫生所的吉普车来的时候， 他把我从床上赶了起来，“那么一个丑八怪也值得你这么伤心？没出息！”

“你懂什么！”我咆哮起来，“她是我今生的唯一...她再也没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禁又哽咽起来。

父亲沉默片刻，把自己的衬衣拉了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蛙腹，肚脐因为腹腔内有大量腹水而向外突出。以它为中心，辐射出一条条的粗大扭曲的静脉，像一条条毒蛇吐着信子。这是教科书里经典的Medusa体征，因为像希腊神话里满头蛇发的女Medusa而得名。他抓起我的手，放在肚子上。“你摸摸看，哪里是肝，哪里是脾。”他的肝脏在肋缘下10公分。没有柔软和弹性，硬硬的，像一块石头。他的脾从左上的脾窝伸下来，跨过中线，越过肚脐，像一个巨大的肿瘤，占据了腹腔的大部分。父亲的肝硬化已经到了终末期。我目瞪口呆。

他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条命还有多久。你比我学得好，知道的。也许明天就是上消化道的大出血。栽个跟头，就可以是脾破裂。还有腹膜炎，败血症...总之都是不得好死。我这个样子才该去自杀算了。可是，活着多好啊。可以开刀救人，可以看着你毕业...”

第二天早上，父亲没有安排我上手术，而是让我到医院外面转一转，散散心。

出了卫生所，一眼望去，面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鱼塘，向天边铺排过去，一直连到这个河湾尽头的沱江。在天水相接处，江面像一根银链。水面上飘着一层薄雾，远处的小山在这雾色里高低起伏，似乎有茅舍隐没其中。稍近，是干枯的树影。世界就浸在这或浓或淡的墨迹里没有一丝颜色，想起倪瓒的“溪山楼观图”，不竟感到一丝没落和苍凉。一袭寒风，我把羽绒服裹得更紧。这水气就轻轻地扬起来，黛青的山影便也舞动起来，太阳淡淡的影子浮在半空，竟也给这山水抹了些许亮色，与董其昌的“荆溪招隐图”竟有几分神似。我不由惊叹这造化的神功，便沿着泥埂向着沱江的方向走去。时近晌午，轻雾散去，山清树空，丹青点啜，好似沈周的“柴桑招隐图”。远处似有点点白鹤舞动，我放声长啸，那鹤群便翩然而起，铺天盖地，向江边冉冉飘去。在鹤鸣声里，我的抑郁随之飘散了。

父亲出了手术室已经是太阳落山了。本来以为是个单纯胆囊结石。术中发现，由于反复感染，胆囊三角解剖完全改变。好不容易理清结构，才发现早已形成胆囊空肠瘘。小周在台上帮忙，明显捉襟见肘。手术进行得相当困难。长时间的紧张工作让父亲筋疲力竭。他的脸色很难看，步子有些蹒跚。我赶紧扶着他坐进等候已久的吉普。

汽车在龙泉山上盘旋。气温越来越低，路边不时有白色的积雪闪过。天上阴云密布。我叮嘱父亲打个盹儿抓紧时间休息，就蜷在羽绒服里随着汽车的摇晃睡了过去。车到家门口我才醒了过来。父亲还坐得直直的，和司机聊着天。我搀扶着父亲下了车，埋怨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父亲喃喃的说：“路这么远，天这么黑，路面上还有冰呢。我跟小李聊天，免得他打瞌睡...”

父亲的去世得很突然，尽管早在预料之中。守灵的第二天，接到刘所长来电话约我们再去简阳手术。我语气平静地告诉他，父亲刚刚去世了。泪眼里是窗外的灵堂上一束绽放的梅花，伴着邓丽君甜甜的歌声，“看那遍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他...”

。。。。。。

“Terry，你快看。”妻轻轻顶了顶我的肘，小声说。后视镜里，我们的15个月的小女儿正“认真”地读着一本书，煞有介事，浑然不觉拿倒了。那是一本刚到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全文完)

(编者注：这篇文章的作者易安是我在美国因为写作认识的医生朋友，国内著名医学院的高才生。他于父亲去世后第二年离开中国，辗转在美国完成住院医师培训，成为美国内科学会会员。他性格沉稳，办事理智冷静，却又对事业对生活充满激情，这正是一个好医生所具备的特质吧。父亲对他的影响深入骨髓，他对父亲的感情亦令人动容。借用此文，献给所有的父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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