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原乡村那三年
2008年4月14日
前天4月12日，我看到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撰文讲解“这次通胀可能是建国以来最难调控的一次”，文中说“建国以来我国发生过五次通胀。1949—1950年，这是解放前恶性通胀的尾声；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男劳力非正常死亡，引起供应不足，物价上涨；1985年，物价改革大规模展开，被压抑多年的物价像火山一样引爆了；1994—1996年，进入市场经济后，出现新一轮投资热引发通胀。”我注意到谢教授再一次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男劳力非正常死亡”这一严酷的、至今没有被公开承认，更没有定论的历史问题。
谢教授发表这篇文章那天，正巧我为了解中原乡村那三年的真实情况，特意起了个大早，驱车赶往北京远郊区，采访了两位大饥馑年代的亲历者。他们并不知道我来访有这个目的，以为只是一位借春游之机到郊区看望远亲的普通造访，前后与两人分别的交谈，我都是从随意聊家长开始，然后突然问“58年以后那三年的事，你还记得吗？”之所以选择这样突然发问，目的有两个，一是怕听到含有水分的不实之词，二是担心他们不愿意回忆痛苦而拒绝我的采访。
没想到，两人一听我问起这事，立刻像被注射了一针吗啡似的，声音陡然增高，几乎是喊出来一样，不约而同地说“呀，那几年可是太苦了……”，“这辈子忘不了啊，我差点被饿死……”，接下来不用我多问，他们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边回忆往事边对我述说起那三年的经历。因为前天我是前后分别与两人交谈，所以我分两次，尽量不加工（方言直译为普通话除外），分别记录下两人的回忆：
一、西华县那两年没有新生儿
受访者：孙伟光，男，1948年4月8日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北街，曾担任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园林技术员，现在北京郊区某公司任高级园艺师。（注：下面用第一人称来写）
“大跃进”和“禹县农场”
我生父抗战时期加入八路军地方游击大队，解放战争后期与国民党交战时牺牲了，父亲牺牲后我才出生。妈妈当时是西华县妇联主任，后与孙姓干部结婚，随夫到许昌市工作。我从1957年就记事了，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第二年学校不让回家了，吃住都在学校，白天停课上山抬煤，夜里让学生们搓煤球，供老师烧小土炉炼钢，老师外行根本炼不出钢，用烧化的铁水浇到模子里，好歹弄出个小五星、小手枪啥的，算作为“大跃进”期间推行的“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做出了成绩，敲锣打鼓四处报喜。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继父是许昌市的纪检委书记，许多人经他手被划成右派，送进附近的禹县劳改农场，那里条件极其艰苦，大批右派集中到那里，吃不饱还得干重活，生病了不能医治，病重就被活埋了。继父得罪的人很多，有人去告他状，揭发他“岳父是个大地主”，继父一挨整，恼了，为与岳父彻底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开始我妈妈看在两人已经有了女儿，不想离婚，继父就威胁说“不离婚就把你送到禹县农场去！”吓得我妈妈赶紧办了离婚手续。父亲没事了，接着当官，我妈妈可倒霉了，被之前由她担任主管领导的许昌市烟棉麻公司的上级部门借口她出身不好，逼她离职返乡。
“碰蒜瓣儿”和“毒草充饥”
1959年秋，我们一家回到西华县妈妈的娘家刘魁庄，发现村民们个个黄胖肿胀，没有血色，好多人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长期吃不饱患上浮肿病闹的。当时全村人都在刘魁庄集体大食堂吃饭，吃的是碾压过的没脱过绒的棉籽，掺一点点红薯面做成面片汤，每家分一点，打回家不够吃就加一些野菜或发霉的红薯，还是不够吃。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家徒四壁，之前洗脸洗脚的脸盆，洗菜盛饭的铝盆，连做饭的铁锅，都被入户民兵搜净拿走炼钢炼铁去了，有户人家因为把一个铝盆藏到院子里草垛子中，没人时拿出来偷偷用，结果还是被邻居告发了，为此夫妻俩被拉到村民大会上批斗。
我问：批斗？咋斗法呢？
孙伟光：哎，整人的办法多啦。我们那儿最常用的是“碰蒜瓣儿”，让有毛病（挨批斗）的人站中间，围上去一帮人推推搡搡、连脚踢带拳打地羞辱。我姨父的弟弟，建国后当过兵，复员后在队里开拖拉机，他仗着出身好，说话冲（直率），好开玩笑。有一天他听到拖拉机“嘭嘭嘭”的响声，就说“碰碰碰，再碰大家就饿死光了！”这话让村干部听见了，就说“你小子反动，回去开会碰你的蒜瓣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姨父的弟弟害怕了，收工回家半路上把拖拉机一停，抽出捆麦秸的绳子，走进路边林子里，把自己吊在树上寻了短见。
那两年整天给社员派活，吃不饱照样得干重活，干了好多没用处的瞎活，耽误了伺候庄稼。收成不好还有个原因，就是缺少肥料，没肥料哪能长好庄稼呀？村干部到各家各户强迫一切肥料充公，每天队里派出“太平车”，一种木质的四轮推拉人力车，挨门挨户收集屎尿肥料，饿肚子的人屙不出多少粪，家家户户就拿沤过的垃圾，掺过黑灰的草末啥的强充屎尿粪便，上交这些不是肥料的东西，再用太平车拉到地里撒到庄稼上冒充施肥。
那时候兴“一平（除干部、地富分子以外的人平均分配）、二调（发现哪家有农具、种子等一切东西都可以随时调走充公）、三抓（随时发现有问题的人随时抓走）、四斗（群众性的批斗会）”。村里没吃的了，就开批斗会，抓不出新的“坏分子”，就批斗原有的地富分子。没完没了地忆苦思甜，把吃不饱饭的原因归结给地富的剥削。上面既然这样提倡，广大贫下中农只能用这种办法转移自己的贫饥。
地里的麦子说啥也长不好，庄稼稀稀松松，细细歪歪，兔子在里面跑都看得一清二楚。麦子不好倒长出好多野草，大家干脆吃野草充饥。有一种曲曲菜，是一种开黄花的苦菜，采回来先揉搓，冲些水泡淡苦味，加一点点红薯面做成面汤当饭吃。这东西不挡饥，一人能吃12碗还没觉着饱，小孩子每顿都能吃4到5碗呢。
有一种白根的草好吃，味甜，面面的好吃，但是吃了以后肚子生疼，明知有毒，不吃太饿，也不敢多吃。最好的是榆树皮，一长出来就被人扒光抠净。到了春天，我们就吃柳树芽，椿树芽、槐花那是最高级的吃食了。幸好那时我们刘魁庄的村子里树多，野菜多，加上我们村的南瓜结得多一些，救了我和好多人的命。我们旁边周围村里死的人都比我们村多。
那几年可是把我饿怕了，我家刘魁庄里死人少一些，可也没少死人呢，不让打听，谁也不敢打听死过多少人，大家都不敢说，谁提起这些事，就会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马上要挨批斗。其实人人都知道饿死鬼太多太多了，我姥爷还有多个亲戚都是59、60年被饿死的。
那两年，整个西华县从来没听说村里有人生孩子，连二连三听到的都是谁谁又“病”死了，没人敢说是饿死的。开始死了人用炕上的草席一卷，席子很快用光了，后面死人只能就那样光着，瘦骨嶙峋被扔进沟里或扒个坑一埋就算了。
二、好风水之莲池公社的遭遇
4月12日，我借口到北京远郊区春游，采访了两位大饥馑年代的亲历者，第一位是河南省西华县的农民孙伟光，第二位是河南沈丘县莲池公社陈庄的张耿氏。下面用第一人称记录下张耿氏的话：
威信高的生产队长张文泉
河南沈丘县莲池公社陈庄张耿氏：我出生在1935年，今年73岁。
我们莲池乡紧邻一条河，10多里河道直拗拗的，土地肥沃，老人都说这里风水好，过去还出过一位娘娘呢。公社刚成立那会儿还中，到1959年就不中了，吃不饱了，到1960年真是太苦了。记得村里人都到河里捞杂草，偶尔能摸到几个蛤蜊那就算开荤了。捞回一点点杂草，在杂草里掺点谷糠或一点瘪豆子，糠和瘪豆也没有了就掺点发霉的红薯面，捏成窝窝头充饥。那时候发霉的红薯5毛钱一斤，晒干磨成面，吃起来很苦，就这也吃不饱，一个劳力能分上两个小窝窝头，老人孩子能分到一个或半个。再到后来，连河里的草也捞不到了。
1960年那年太苦了，多亏我们村挨着那条河，能捞点杂草充饥，就那还是饿死一些人，我也差点被饿死，人饿狠了那滋味忘不了，到现在想想都吓死人啊。怎么也没料到，第二年1961年秋天收成了，我哥哥和好多人却被撑死了。那年秋季收下粮，公社食堂终于开始做数量大的饭，人们吃了还想吃，哪知道肠胃不中了，饿的时候太长了，肠胃变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那一下撑死不少人呢，我们村撑死的竟比前一年饿死的还多！
再说回60年，那时候孩子饿得嗷嗷哭，我姥姥下地干活时偷偷往腰里别了两小块红薯，收工时一紧张顺裤腿掉出一块，被发现了，薅到场院挨批斗，人被抬回家就不中了，很快咽气了。那时经常批斗人，我村旁边不远的刘庄村，有个壮汉陈文德说了句“西北出了扫帚星，怕是要翻天了。”为这一句话，他挨批斗挨了半个月。那时上头有精神，发动各村批斗坏人，“坏人”站当间（中间的意思），上去一群人，你一拳我一脚，倒下去马上被薅起来接着再打。
我村有个中农，饿得实在受不了，没钱买红薯，又想起自家入社时太实诚，能交能不交的东西都上交了，如今饿得半死了，越想越生悔意，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这下更坏了，被戴上“反攻倒算”的帽子，被反复多次批斗挨打。
1960年春夏之交是最难过的时候，那年春季树可遭罪了，梨树叶不好吃，人也揪来吃，桑树叶吃了身上浮肿，也有人吃。那些榆树叶、柳树芽刚发出来就叫人撸光了，发出来又撸光了，几次后树芽再也发不出来了。有一种枸树，春天枝头上长出穗穗，以前没人吃，那年春上也成好东西了。不久之后，村里所有的榆树皮被剥得干干净净，都被当成果腹的粮食吃了，从春到秋，树上光秃秃的。
“大跃进”那些年，社员们只能吃大食堂，到了1960年，大食堂的吃食差得没法提了，当时有句话说“勺子七猛子，捞个菜梗子”，说用勺子捞啊捞，七八下只能捞个菜梗子，真是那样，饭稀得清汤寡水。我在食堂做过饭，我负责做13口人吃的饭，就是一大锅水，撒把盐，几根菜切切扔进去。有几天好过一些，收获到一种叫“根达”的菜，大叶子，叶片厚厚的，奇怪的是叶片里好多小黄蛆，这种菜在地里长得速度疯快，看见有蛆虫大家也欢迎，毕竟眼下能充充饥。
家家户户的人饿极了，夜里纷纷出来偷队里的作物。我跟丈夫偷过地里的豌豆秧子，顾不上多想细看，连秧子带豆角揪几把，赶紧往家跑，吓得魂都丢了，就这样度过最困难的那半年。
记得那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张文泉，他威信高，因为心眼可好，不想看着大家一个跟着一个饿死，上头布置为防止偷盗集体作物，让安排民兵夜里巡逻防盗。张队长故意在村民会上当众透露说“民兵上半夜巡逻”，村民们就上半夜睡觉，下半夜跑地里偷吃的。张队长后半夜假装在家里睡觉，第二天上头追问，他就说“我们队没有人偷东西。”后来大家生活好过些时，他早已经不当队长了，可是威信一直很高，谁家做了好吃的，先就想起去他屋里送点给他尝尝。
撑死的比之前饿死的还多
我问：你们乡村旁有条河，队长又这么好，村民在夜里都能往地里跑，可见大家不懒惰啊，那几年收成怎么就那么不好呢？怎么至于把人先饿死一些，随后怎么又撑死更多人呢？
张耿氏说：哎，说起这个真气人。1958年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不知上头什么人出的馊主意，让下头瞎折腾，我们莲池公社按上头要求到处挖鱼塘，规定每30亩地必须挖一口很深的水塘，说是以后塘里能养鱼，有鱼吃，农民的生活就改善了。村民掏大力挖水塘，挖出的土垒在塘堰上，上级告诉我们计划要在塘堰种上桑树，以后家家户户都养蚕，农民就能穿上过去只有皇上和豪绅才能穿得起的绫罗绸缎，就能过上共产主义的富裕日子。村民按规定的标准每口塘都挖得很深很深，挖塘那些日子，干部们接二连三来检查，干活的人被要求一边干活一边大声喊口号：“大跃进啊，掏劲干啊……”一旦发现谁“偷懒”会挨批斗，为这累坏了不少青壮汉子呢。
我问：后来养鱼、养蚕了吗？
张耿氏说：养个鬼啊，接下来什么也没养就没人再提这些事了，挖的塘也不能种庄稼了，一直废弃在那里。每年夏天下大雨后，水塘灌满了黄汤儿，农村孩子没地方玩，就结伴跳下去游泳，由于那些水塘的塘沿儿没有河床的缓坡，直愣愣的深，整个中原乡村为这些荒废掉的水塘，每年可没少淹死孩子呢。当然有的塘后来被重新填平了，白挖了，但是有好些深塘到现在也没填上，听说里面住了好些水蛇，挺吓人的，年年还是有孩子被淹死。
1959年、60年，人民公社各乡村还兴起深翻土地，所有的农田都让深翻一遍，农民们问“深翻，该翻多深？”上头有统一标准，要把田里的土都翻个一米多深，我们挖着，干部随时用细长棍子丈量，挖到那个刻度后，差不多一个成年人深的时候才中（河南方言，可以或行的意思）。这下坏了，有油性的土弄底下去了，生土被翻上来，肥料根本跟不上趟，那几年的产量当然不中了，麦子稀疏长得不像样子，产量更不用说了。
产量不好还不让说，到了秋天，把以前的干豆秸码得高高的，上面铺一层粮食，用给来视察的干部们表功。还让社员敲锣打鼓，用轿子抬着干部们四处游街、争相表功，抬着轿子去到上级办公的地方，冲着街上的人大声喊叫：“丰收了！又立大功了！”大家没想到，丰收当然需要多上交粮食，回来没过多久，各村就开始饿死人了。
我们那一片地方，1960年饿死的人太多了，比1959年更多，后来中央下来政策，实行“暂借地”，暂借给每个农民半亩地，还有每户1分6，个别村是2分自留地，规定暂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粮，这条政策一出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人们的饥饿就缓过来了。家家户户种红薯，红薯产量高，旱涝保收，秧子和薯根都能吃，有红薯吃，我们的脸色慢慢就不像病鬼似的了。
听到这儿，我不禁松了口气，高兴地说：这下你们可好了！没想到张耿氏马上瞟了我一眼，愤愤地说：好？能好到哪里？刚好没多长日子，又搞起狠批“三自一包”，暂借地、自留地都被收回去了，开初说好每人1分6自留地的政策保持30年不变，自从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都收走了，又吃不饱肚子了。哎，农民命苦啊！
张耿氏最后对我说：1958年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叫我们中原农民看到美好前景，结果挖鱼塘、种桑养蚕、深翻土地累坏多少人，毁了多少良田，哎！1960年饿死的人最多，1961年秋收时，谁也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有了新打下来的粮食，好些人因为多吃了一些，生生被撑死了，当时我们村撑死的人数，竟比前一年饿死的人还多！
我惊讶地问：什么？吃顿饱饭被撑死？怎么回事……
猛然间看到张耿氏眼泪流下来，吓得我不敢问了。突然想起刚才她说过“饿的时候太长，肠胃变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张耿氏还说过“我们村撑死的人”中就有她哥哥，“好多人”中也多是亲朋故旧。我赶紧站起来，端杯水递给她，说“大姐，您喝点水，说这么多话累了，谢谢您让我知道你们家乡的这些事情，您多保重！”
又坐了一小会儿，我和先生再次道谢并离开。回到家后，我上网查到大饥荒时期的河南民谣，附在这里。
附：大饥荒时期的河南民谣
毛主席、打电话，问问社员吃的啥。灰灰菜，芨芨麻，小虫子卧蛋稆葵花（分别指四种野菜）。
食堂的馍，洋火盒，（洋火即火柴盒大小）大人俩，小孩一（读yue，一个的意思）。
晌午的面条捞不着。晚上的汤，澄清水儿，社员气得噘着嘴儿。
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毛主席，肚子大，社员饿死他不怕。
一季红薯一年粮，红薯就是保家王。
一天吃一两，饿不到伙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饲养员听后大怒，说：只要上面发牲口料，我就敢跟你们龟孙摽（意为比着干）!
于向真 2008年4月14日 北京朝阳区
那个年代的悲惨事很多很普遍，我还有记忆的。杨继绳的“墓碑”我也有书，真实的记录。我的家族中有人58年高中毕业，饿得无法生存，偷偷跑到新疆，在一家军马场中作盲流工人，才活下来。
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是亲身经历过的人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