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肖力调来全军“学毛著标兵”
军报被关押的干部越来越多，报社人手极度短缺。肖力直接找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叔叔”，1967年底前，从沈阳军区调“有思想”“思想正确”的“笔杆子”，控制了军报的各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学毛著标兵廖初江，学毛著模范红九连指导员陈金元等。
廖初江是军报宣扬出来的典型。1964年3月5日，军报发表关于廖初江的长篇通讯《红旗下成长》，并配以社论，说这是全国“年青一代成长的根本道路”。随后又连续发表多篇廖初江的学习经验、成果，以及他到北京被接见，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等活动的报道。两个多月后，军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公布总政治部关于响应林彪号召，在全军推广廖初江的学习经验与方法，并发表社论，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廖初江，“掀起新高潮”。次日军报又从一版起，用三个版的篇幅刊登廖初江《为革命而学》的讲用报告，还连续几天发表廖初江的学习笔记等。同年11月，军报掀起第三次报道廖初江的高潮，报道军博举办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的大型展览，观展人次累计70余万。廖初江在军报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陈金元是红九连指导员。1961年林彪视察部队，得知九连90%以上的官兵都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说“好的连队就是个学校，红九连就是一座好学校”。军报三天两头报道红九连，有时一个月就上两三次头版头条。1964年国防部授予九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荣誉称号。
廖、陈成为军报负责人后，正值许多单位撤销、下放或缩减，空出不少房子。他们打报告迁址，经林彪批准，列出几处合适地点，最后选择总后军械部花园式大院。这算是廖、陈为军报办的一件好事，至今解放军报社仍在那里。
军报“吹捧”出来的典型，成了军报造反派。他们成立了红新兵战斗队，是肖力及新“突击队”对军报“彻底革命”的“协同作战部队”。
1967年8月下旬，以肖力为首的“红色政权”在军报发动“清理”战役。除新“突击队”外，军报91支战斗队都荡然无存。运动由肖力一手掌控，她不在时，由她手下的四个“小将”李志高、金锋、刘福山、陈贻林负责。为表明新“突击队”是有群众基础的群众组织，肖力指示李志高按照她的标准发展一大批队员，但实际上还是肖力的遥控指挥说了算。
肖力独特的政治身份，使她理所当然成为军报的偶像级人物。在她统治军报的日子里，军报所有战斗队的斗争矛头只敢指向各处副主编以上、特别是社一级领导干部，一般干部也有互相揭发、批斗，却没有一个人敢反对肖力，都自觉或被迫听命于她遥控的新“突击队”，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单独活动的数十人也不例外，真正做到了绝对服从。但是在这期间，军报90%以上的人被扣上反对肖力和新“突击队”的帽子，受到程度不同的关押、批判。
有人这样概括：“一手遮天，一队（‘突击队’）专政，一人（肖力）说了算，一边倒，一种声音，一把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尺子，一棍子打死，一人遭难全家株连。”军报因为有肖力和肖力背后的江青，迫害范围更大，迫害时间更长，莫须有罪名更多……军报被称为“阎王殿”缩影，中层以上干部几乎都进了私牢。有的部门如总编室美术组百分之百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处大部分干部被专政或被勒令交代问题，已经没有几个人编发稿件了。还没有被关进私牢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有的长年听候处理，有的被抄家……
肖力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她说一不二，捕风捉影，臆想编造，无限上纲，任意整人，但决不允许谁说半个不字。不要说反对，稍有质疑，就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不随声附和，也会被认为是在反对肖力，甚至对新“突击队”有意见也是别有用心。某战斗队提出新观点，被扣上“抢旗帜”的帽子。某战斗队表态不够积极，被说成是干扰肖力的“战略部署”。总编室战斗队的大字报忘记写“打倒胡痴”，被追究“唱对台戏”。某战斗队不同意某当权派是敌我矛盾，立刻遭到围攻。一位老编辑习惯将不拟入选的文字打×，没注意有一个×正好打在领袖身上，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田晓光没有制止，也没有揭发，被当成同案犯关押，罪名是她猖狂反对肖力。在揪出女打字员芮淑英的大会上，夏云成喊“打倒小芮”，他的四川话被听成“打倒肖力”，可怜这位老红军当场就被抓起来。打字员刘兰珍误将“打倒肖华”打印成“打倒肖力”，由此被监禁。军报速记员赵文军的笔记被怀疑有政治问题，遭到莫名批斗。总编室秘书廖瑞滨的工作之一就是拆看给领导的来信，他拆看了给肖力的请柬，却成了“窃取肖力同志机密”，多次批斗后被处理复员……
按照肖力和新“突击队”的逻辑，反对肖力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这种红色恐怖下的“舆论一律”，在当时任何一个“四大”单位恐怕都屈指可数，由此造成全军最高舆论阵地大批摧残知识分子干部的惨痛悲剧。
刘道新1955年调到军报，担任编辑组长。他被新“突击队”扣了三个罪名：一、胡痴、赵易亚被肖力号召打倒，却坚持保他们；二、替战斗队起草大字报，竟然不写“打倒胡痴”的口号；三、明目张胆说几个走资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刘道新在百般逼迫下，不得不承认“反对肖力”，但他又苦于找不到“反对肖力”材料，后悔当初他们三个观点一致的人没有“统一口径”，没有制订“反对肖力”“反对‘红色政权’”的“黑纲领”之类，否则交代出来肯定一鸣惊人，赚个“老实坦白”的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刘道新不敢胡编乱造，但又实在说不出自己是如何反对肖力的。审讯者问：你对别人讲，肖力来报社不久，对情况不了解，你接着讲什么了？刘道新想了几天几夜，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又说了什么。最后被逼无奈，他想出三句话，“肖力来报社不久，对情况不了解，但她是从中南海来的。”“但是她有后台……”“但是她的思想比较左。”送上去没有了下文。
刘道新在关于胡痴的问题上，有三条原则，凡是保胡痴的言行都承认，凡是别人揭发保胡痴的言行都承认，凡是头脑里想过有关胡痴的问题都交代出来。可惜他交代了几十次，写了几十页几百页材料，还是被认为“蒙混过关，对胡痴、赵易亚存在幻想”。审讯者说：“肖力同志是爱护你们的，‘红色政权’是坚决按政策办事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道新被逼急了，说：“我头脑里的错误思想可不可以交代？我反对肖力，有时想起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肖力（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审讯者说刘道新“反对肖力，反对共产党，是在日本统治的中学接受了反共教育的结果……”刘道新不敢申辩，他按指令写了触及灵魂的检查：一、当初为什么进牛棚？因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肖力，反对军报“红色政权”。二、我现在为什么能够被宽大处理，从牛棚解放出来？是肖力同志、军报“红色政权”落实无产阶级政策挽救了我，是文化大革命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三、今后应当怎么办？要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一辈子紧跟毛主席，紧跟敬爱的肖力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永远继续革命到底。即便这样，刘道新还是没有换来“老实坦白交代”的评价，白费了一番心思。
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在军队上层公布当天，军报文革办公室几个人贴出有关涉及林彪讲话的大字报，反映了对军报运动的某些不同观点。新“突击队”“小将”无限上纲，采取逼供信手段，歪曲原意，说“看来夺权是有预谋的，领导班子不仅仅是没有名单的名单”。
1968年夏，方抚时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对报社内部运动的看法，李志高等人立即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给他们扣上“妄图颠覆以肖力为首的红色革命政权”的大帽子，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起来。
洪炉等人整理军报组从成立到杨成武倒台，近四个月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共1.5万字，本意是要记录下那一段“战斗历程”。由于披露了肖力对军报的指示和一些活动，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肖力同志的黑材料”，参与整理大事记的人无一幸免，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6月24日晚，洪炉正在办公室加班，与肖力有热线联系的李志高冲进来：“现行反革命分子洪炉听着，清算你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到了，革命群众这就对你进行批斗！”不由分说把洪炉拖到五层会议室。
“打倒反革命分子洪炉！”“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亲人肖力同志！”“誓死保卫以肖力同志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此时，洪炉还幻想肖力会来解救他。“小将”挖苦说：“你还以为肖力同志会来解放你，你别做你的大头梦了，肖力同志不发话，我们也不会揪斗你！”
洪炉另外两条“罪行”，一是对毛主席像章说过不恭敬的话，二是大字报标题换行抄写后成了“反动标语”：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愤怒声讨唐胡吕集团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因为太长，换行抄写成两行，第二行是“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俨然一条“反标”。开始谁也没有当回事，有人一揭发，新“突击队”就表态支持，全报社掀起声讨热潮。本来没有洪炉什么事情，但他很反感这种胡乱上纲，并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结果这条“反标”成了他的“罪行”之一。
洪炉和军报一批干部成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受此案件牵连的除了洪炉，还有方抚时、麦辛、戴惠安、傅大庆、李挺、鲍同、黄中英、李连永等。
1968年1月，肖力离开军报后，李志高“代表肖力”，成为肖力在军报的代理人，军报除了肖力就是他说了算。李志高，人称小李子，他自始至终紧跟肖力，被称为“肖力同志最信任的人”。代替和帮助肖力办了许多“大事”。肖力约他到钓鱼台面谈过一次，还有三天清晨回到军报面授机宜，要求给她抄寄报社各种大字报。李志高不断请示汇报，也不断传达肖力指示和“战斗部署”，有时还“锦上添花”，比肖力的调子还高。李志高事事追随肖力，连举止动作也向肖力看齐。肖力不满意时往往拍桌子训人，李志高也叉腰拍桌子训人，学得惟妙惟肖。因为有肖力的“光环”，他不是党员却大摇大摆列席“九大”，被“九大”会务组验明正身后，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被驱逐了。
1977年1月24日，在“揭批查”运动中，四“小将”之一的刘福山给记者处党支部一份揭发材料《关于“肖力指示”的材料的揭发》，揭发李志高记录的“肖力指示”。刘福山说：
文化大革命中肖力打着毛主席旗号，实际上秉承江青的黑旨意，在报社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肖力经常给李志高打电话，作所谓指示，这些李志高均有记录。凡肖力指示，都是李志高接电话，李志高也自称他是代表肖力在报社工作的。只有一次，因为我们“突击队”内部争吵，肖力与金锋、陈贻林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是轮流接的），让我们不要闹别扭，要团结。
1970年报社总评时，群众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批评，当时张志同志让李志高把“肖力指示”整理出来，上报军委办事组。李志高说，肖力这些指示是给他的，说不让给任何人讲，能不能整理拿不准。张志同志让他先整理出来再说。后来李志高把整理出来的一本草稿（大约七八千字，反正很厚）交给我，让我帮他复写两份。我复写好以后，连同草稿都交给了李志高，李志高曾讲过先送一本给肖力，并讲了核心小组让他上报军委办事组，看是否可以。后来一直没有回音，办事组也没有送。“九一三”事件后，李志高还讲过，多亏没送办事组，要送去就坏了。
长期以来，李志高是把“肖力指示”当成私有财产保存保存的，他每次传达“肖力指示”，都说肖力讲不让记录，这一点当时各处管运动的人都知道，他的记录本也是随身带着的。据以上情况，李志高应有“肖力指示”的记录本一件，草稿、复写稿各一件。
李志高确实有一本《肖力同志电话指示》，从1968年1月至1969年1月，有31次电话记录，约9000字，大多数电话是肖力打来的，有时一天好几个电话，涉及内容比较广泛，诸如对军报运动的指导思想、看法和部署，突击队的发展和建设、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以及对军报众多具体人事的评价和处置等。可以看出，肖力念念不忘军报的权力，说“当前这场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决不允许颠覆“红色政权”。新“突击队”是“红色政权”的核心。“我们要掌权，各处我们的人也要把权掌起来”。“要特别树立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威望，我是他们的代表。”“我现在兼着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报社我也管，两头都兼管。”肖力天下无双的政治身份，不但为新“突击队”打击和迫害干部敞开了大门，也镇住了军报全体干部，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1968年，虽然肖力不在，但却是军报极端恐怖的一年。李志高等人根据或假借肖力意图，在报社大抓反革命分子。除继续批斗“胡痴小集团”和赵易亚等当权派外，还把矛头对准报社的造反派，掀起揪人狂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按照李志高等人的计划，他们还要抓更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保卫肖力”的名义，并在肖力准许下进行的，往往因为一句话、几个字，就成了反革命。早饭后出门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不少人积极批斗别人，转眼也成了批斗对象。被审查的干部名单和等级采用三种方法产生，第一种是肖力和新“突击队”直接确定审查和揪斗。第二种是由各处造反派提出，经新“突击队”认可，或由新“突击队”指定各处造反派审查揪斗。第三种由各处造反派确定，肖力和新“突击队”再详细研究。具体做法是，定性揪人后，收集道听途说和断章取义的所谓证据，强迫其认罪。社一级的领导干部难逃厄运，一些中层干部也成了专政对象，其罪名花样百出。
军报288名干部，在军报私牢关押55人，西直门宿舍关押48人，西郊公安部大院集体审查80人，累计达到64%。另外26%，有长期关押在监狱的，有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的，有经常需要澄清问题，等待抄家的……肖力和新“突击队”在军报制造的种种案件，涉及人数之多，遭受皮肉之苦之重，与“总政阎王殿”的其它牛棚相比，堪称冠军。
“囚犯”们有一顶共同的“现反”帽子，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肖力”“反对军报红色政权”等帽子。据不完全统计，帽子的种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中右分子、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集团成员、阴谋集团成员、真国民党假共产党、假党员、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分子、刘邓走狗、刘邓黑爪牙、彭德怀走狗、彭德怀吹鼓手、资产阶级走狗、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三开人物、独立王国国王、小赫鲁晓夫、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小“三家村”分子、黑帮、文化特务、反动文人、胡风分子、黑作家、黑诗人、黑军师、坏头头、坏分子、保皇派、保皇小丑、复辟势力、旧势力、变色龙、小爬虫、漏网地富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死党、叛徒、土匪、特务、汉奸、兵痞、伪军、黑猴、罪人……
被关押者一般都是两顶帽子，最多四顶帽子。肖力为首的新“突击队”采取先专政，后逼供信；先上纲，后凑材料；先定性，后甄别，决不允许任何申辩。李杰在战争中失去左臂，副总编辑邱岗有严重耳疾，以及年纪较大、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干部，也都未能幸免。记者施强从张家口采访归来，在西直门宿舍传达室就被截住关押。记者叶鲁风采访归来，刚进平安里3号宿舍院也被关押。记者冒雨吉在人民日报社帮助工作，深夜被揪回军报关押，第二天早晨囚友才发现多了一个“囚犯”。
“清队”前肖力找薛真、李方诗谈话，希望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坚持工作岗位，还说了不少要落实政策的安慰话。但没过多久，两人就成了“囚犯”。肖力曾与刘道新谈话，批评他“思想保守”，鼓励他“保守派也可以变成革命派嘛”。但很快刘道新被打成反革命，关押8个月。
“囚犯”每星期伙食标准是1.42元，每天一斤粮食，清水煮白菜帮子和萝卜，节假日也如此。华楠想多要一碗稀饭，炊事员周文宝不但拒绝，还训斥他一顿。章文龙甚至被饿昏过去。冯征负责扫地，从垃圾堆捡半块馒头、葱头、辣椒头、烂苹果等藏在手套里，分给囚友改善生活。“女囚”最多时有6人，怀孕的芮淑英唯一“优待”是增加一小盘豆腐……
军报私牢的关押类型分“小学”“中学”“大学”“留学”。问题较轻的80人在“小学”走读，他们白天集中在西郊公安院里交代问题，晚上回家。虽然戴领章、帽徽，算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都是“红色政权”不信任的人，多数要被“吐故纳新”，少数“罪行严重”会升到“中学”“大学”。
1968年11月7日开始，到1969年“九大”召开前，西直门宿舍小礼堂举办“中学”学习班。“囚犯”也有领章、帽徽，但问题比“小学”严重，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白天集体受审，晚上也不准回家，集体睡地铺。吃饭、理发、上厕所……只要外出，都有看守尾随，没有行动自由。
林欣、王素之的地铺在小舞台上，强烈灯光使他们不能入睡，林欣用校官呢大衣“贿赂”战士，想换到别处去。他和被“贿赂”战士都遭到训斥。李振华无意中将毛像倒放在地铺上，被批判后罚扫大院三天。黄风波文革初随唐平铸进驻《人民日报》，要他交代唐平铸的罪行。他习惯说梦话，而每间囚室都有造反派指定的告密者，他怕梦中说出“反动”话，睡觉时就用胶布封住嘴巴。
“中学”共有48人。
军事处5人：王素之、尚力科、陆辉、徐乐天、杜家慎；
政工处7人：邓果、李振华、施善玉、戴仁杰、齐中彦、赵鹏飞、张翼昌（赵鹏飞、张翼昌是最后一个月从“小学”升到“中学”的）；
文化处7人：西虹、林欣、刘绍荫、顾工、常恒强、黄业敬、刘天鸣；
理评处4人：叶寒青、吴之非、何仅、赵文军；
时事处4人：夏敏之、张孝先、程天麟、姚玉璞；
通联处4人：翟捷、李建功、王志强、李恒起；
民兵处1人：纪流；
记者处6人：朱悦鹏、靳思彤、钟时、邢志远、孙浩刚、宋玉芬（女）；
总编室4人：王金、黄风波、董辰生、廖瑞滨；
秘书处6人：刘朴、郑延年、吴凤山、王振强、游道睦、陈之谊（女）。
“大学”设在小院（原社长华楠住处），有七间囚室，1至6号男牢，7号女牢，共关押61人（其中几人不是军报干部），戴有58顶政治帽子，由两名战士看管。进了“大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敌我矛盾，挨打受骂，没有人身自由。
1号男牢6人：李杰、宋维、冒雨吉、洪炉、郭毅、叶鲁风；
2号男牢9人：吕梁、毕永杨、李方诗、和谷岩、林剑、栾保俊、施强、孙景瑞、宋元成（炊事员）；
3号男牢8人：章文龙、李久胜、薛真、宋琼、王宇、周涛、顾峰、王植庆（已转业）；
4号男牢8人：冯征、王焰、张秋桥、刘道新、郭苏、任登第、邹英毅、汪杰；
5号男牢9人：邱岗、王时春、卢文华、黎亚、李树村、彭飞、孙立、石凯、郭志全（木工）；
6号男牢4人：华楠、姚远方、宋群、曾光军；
女牢4人：田晓光、杨云霏（邱岗夫人）、彭素华（张文荣岳母）、王植庆夫人（名字不详）。
军报私牢除“小学”“中学”“大学”外，还有“留学”。赵易亚、唐平铸、胡痴、杜越凯、李挺、武将、张文荣等被认为问题特别严重，态度特别“顽固”，存在“危险倾向”，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看守所和白庙监狱。1969年1月23日，军报召开所谓宽严大会，唐建亮被戴上手铐投进监狱，受尽非人待遇，直到1973年3月26日才被释放。和谷岩、宋琼、栾保俊、韩犁等人也曾在看守所关押过一段时间，其中有的人是军委办事组批准逮捕的。
“大学”除集体牢房外，还有13个单间，关押13个“囚犯”。他们被造反派扣上“参与颠覆红色政权”和“企图绑架肖力”的帽子，属于极端危险分子，每人一间，门窗糊上报纸，钉上挡板，24小时不熄灯，与监狱毫无二致。这13人是：方抚时、麦辛、戴惠安、傅大庆、鲍同、唐建亮、李连永、黄中英、芮淑英（女）、刘兰珍（女）、楚汜、肖颖、曹振峰。
“大学”囚犯的日常活动是：一、反复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必读《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敦促“囚犯”老实交代罪行，缴械投降。二、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检查材料。三、写揭发别人的材料。四、每星期两次写思想汇报。五、写旁证材料。六、接受审讯。七、到外单位陪斗。八、接受突然检查。九、听各种训斥。十、参加公差勤务。
肖力及新“突击队”规定囚犯有33个不准：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说话，不准串联，不准看报，不准看毛选以外的书籍，不准听半导体，不准交党费，不准鼓掌（在释放大会上陈金元讲话时有的家属鼓掌，被喝令制止），不准治病（极特殊的例子除外），不准吃饱，不准喝足，不准吸烟，不准与家人会面，不准家人送食品，不准子女去食堂买主副食品，不准子女办医疗包干证，不准在小院内随意走动，不准挂蚊帐，不准睡觉时闭灯，不准平时卧床，不准洗澡，不准取暖，不准在小凳上垫软垫，不准提建议意见，不准询问问题，不准申辩，不准翻供，不准延误交思想汇报，（后期）不准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不准使用剃须刀片，不准家属住原来的房子，不准保姆到“反革命”家中工作。
“中学”“大学”的“不准”与“小学”大同小异。囚犯如有违反，立即遭到谩骂、侮辱和殴打。“囚犯”多数睡地铺，每天的任务是交代问题和罪行。起床后先集体“早请示”，请示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一定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罪行，并积极揭发其他人的问题和罪行……”监管者经常突袭检查和审讯。囚犯要立正，主动自报“反革命”。监管者要4号囚室的冯征背政策，冯问：“什么政策？”“对你的政策！”冯征慌乱中说反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什么？”冯征马上改口：“……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副总编辑吕梁负责打扫卫生，他拾到一张旧报纸，像宝贝一样在“囚犯”中传递。不慎被看守发现，说他“竟敢盗窃党和国家机密”，吕梁说这是公开的报纸。看守说：“公开是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讲的，你们是阶级敌人，就不能让你们知道我们党和国家的事情，你要盗窃机密，我就要揍你。”结果吕梁被打得眼眶紫黑，面部肿胀。李方诗要家中送来《联共（布）党史》，看守训斥：“谁让你看苏修的书？”“毛主席提议看的。”“你现在是敌人，除了毛主席的书，不准你看别的！”看守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不满意“囚犯”交代的“罪行”，当即拳打脚踢。至于被认为态度不老实，或不交代问题的“囚犯”，不仅多次被毒打，还被罚穿拖鞋站雪地。“女囚”刘兰珍被认为是“妄图绑架肖力”事件中的重要分子，夜间被突击审讯，看守专门毒打她的要害部位，凄惨哭声传遍小院。一个被认为是“隐蔽更深的阶级敌人”从办公室被抓走，不容分辩，边走边打，楼梯间血花四溅。宋琼被说成顽固不化，不老实交待，多次遭到毒打。一次批斗大会，他被造反派狠狠一脚踢下台阶，爬在地上吃力地四处摸眼镜。楚汜被揪斗时，由于交代的某些细节有出入，被连续抽打耳光，连踹带踢。搜查中造反派彭万华掀开汪杰的褥子，发现有几枚铁钉，说他图谋不轨，狠狠打了他一顿。周涛夜间在囚室观察壁虎吃蚊子，咯咯笑出了声，被看守毒打，第二天面部肿胀。已经转业的王植庆被折磨得神经错乱，跪在雪地上胡言乱语，看守认为他是装的，一顿狠打，加重了他的病情……
关于这场大搜查的起因，后来有各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大搜查的起因是“囚犯”顾峰“向肖力写信反映情况”）。
1968年9月2日深夜，“小将”们咆哮着冲进小院，踢开屋门，把穿着裤衩背心，正熟睡的“囚犯”驱赶出屋，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接受全身搜查，连口腔和肛门都不放过。“四大打手”彭万华、杨秉文、刘东升、陈贤德最凶，喝斥声、殴打声此起彼伏。
洪炉被押到办公楼的一个房间，由新“突击队”的几个“小将”单独审讯。问他：“最近听到什么？”洪炉说从外面广播中听到一言半语。他们绕了一个圈子又问：“是怎么知道刚发表的最高指示的？”洪炉说家里送东西时夹带的，他们一查果然是他们的疏忽。审讯到快天亮，洪炉才被押回单人牢房。看守把洪炉的全部衣物都翻了出来，笔记本、小红书都被撕下封皮，从天花板到墙上糊的旧报纸，垫在床铺上的牛皮纸，也都一一撕开。
当夜约有半数以上的囚犯遭到殴打，还有多人被打伤，躺倒在地动弹不得。早饭时“囚犯”发现，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鼻青脸肿。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写告状信的顾峰，大半边脸肿胀得像烂茄子，两只眼睛通红，牙齿也被打掉几颗，开裂的嘴唇鼓胀得比鼻梁还高。宋琼、汪杰、栾保俊等人也被打得惨不忍睹。
1969年大年三十，洪炉从院外喇叭里听到春节晚会实况，他顺手记下节目单。看守冲进来，说抓到了他组织暴动的罪证，与肖力有热线的“小将”李志高也来了，拳打脚踢。洪炉被打得站不起来，被他们拖到院子里。天亮时，洪炉已经冻僵，只剩下一口气，这才被换班的看守拖回屋里，昏睡过去……洪炉在冻着一层冰的窗玻璃上用手指写“人”字，加上窗框，组成“囚”字。屋里稍暖和时，窗玻璃的冰化了，“人”字流下“热泪”。
私牢的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四壁挂满冰霜，“囚犯”中冻疮者众多，病号众多。各家都送来御寒衣物，姚某的妻子认为姚某不忠，只送来棉衣棉裤。姚某只好在胶鞋外绑上烂棉絮，像一对“熊掌”。毛裤充当棉帽子，裤腰套在头上，两只裤腿搭下来，形成围脖。
洪炉“独居”在自来水房，冬天四面墙结满冰花，呼出来的气瞬间成冰，他隔几分钟就必须爬起来跑步取暖。看守踢门进来骂：“你跳得够高了，到这里还要跳？！”洪炉解释“不是跳，是冷”，“冷也不许跳，这里就是不准你乱说乱动！”此后洪炉不敢跑步，改做没有声音的俯卧撑。
洪炉闭上眼睛就“看见”家人，他痛苦得想大哭大喊，却一点声音也不敢出。洪炉母亲来北京照看孙子，1968年被造反派冠以“反革命老太婆”驱逐，老人不得不把一岁的孙子带回老家。国庆前夕，所有“囚犯”都在扫院子。几个红小兵押着洪炉6岁的女儿过来，让她喊“打倒洪炉”。女儿喊不出来，眼泪汪汪地小声说“打倒……爸爸”。红小兵还不饶她，说声音太小，要她大声喊。洪炉实在忍受不了，说“快回家去”，女儿转身跑了，拐过墙角，红小兵追过去。洪炉看不见了，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欺负女儿。
以后洪炉得知，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她与女同学把橡皮刻的毛像印到本子上，印得清楚的就划个钩，印得不清楚的就划个叉。在毛像上划叉，当然是“反革命”！“你爸爸是‘现行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王老师将“罪证”收起来，说是那个爸爸是革命干部的女生干的，这才免予追究。
（图为洪炉获得“解放”后返回曾关押他的私牢留影）
看守中增加了几个工宣队师傅。张树仁师傅小声地问洪炉：“这里很冷吧？你想办法换个地方。”洪炉苦笑着说：“这能由着我吗？”张师傅想了想，说你多写几个申请，我们再想办法。几天后洪炉果然搬出“冰窖”，住进一间朝东的集体牢房。张师傅告诉洪炉，态度好些，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能乱说，更不能“咬”别人，相信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再大的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肖力一直牢牢控制军报的“清队”运动。她在公开讲话中，反复强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革命和要革命的”，“对干部一定要坚决落实政策”。但她在密电中却指示新“突击队”要“沉住气，不要慌，让他们表演，不动声色地继续搞，总有一天他们没有好下场”，“他们要刮翻案风，要顶住，也不要降级”。
在肖力眼中，军报除极少数顶级造反派，都是不革命、反革命和不可信任的人。“对左、中、右，偏右的，保的，甚至已关押干部，都要调查了解。”她一再说：对待张秋桥的势力，对保胡势力，对夏敏之一类的老造反派动向，都要严加注意。对紧跟新“突击队”的廖初江、陈金元和造反派刘东升、富强等一帮人，也要注意其言行，不能随便表态。对军报组、军宣队、工宣队，也决不能放松警惕。
肖力对最早和她一起造反的昔日“战友”武将、方抚时、孙浩刚、宋玉芬等人也毫不手软，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异类。
“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方抚时，在肖力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上名列第二。《快报》撤销后他回到记者处，算退出了“突击队”。1968年春，他被诬陷在“张（秋桥）氏文革”中执行“反动路线”，后作为“八·二三反革命集团”头头，被关在“大学”一年半，其中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囚室长达几个月之久。之后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回乡劳改近4年。要求按时汇报思想，接受训斥，四类分子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1972年他获得平反回归军报。
孙浩刚调到军报担任记者不久，他认为军报人员大都是从军队精挑细选的优秀人才，不少人经过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自从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报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怎么可以想象，这样的报纸是由黑线人物办出来的呢？他向肖力婉转表达，肖力怀疑他向老记者泄露“突击队”的秘密。开会时她不时讽刺挖苦，甚至不通知他参加会。肖力私下不只一次议论孙浩刚，宋玉芬几次建议：“你是不是找他谈一谈，明着跟他说，他在队里就要守队里的秘密，做不到就自动离开。”肖力不做声，对孙浩刚的不满议论却不停止。终于，孙浩刚被清理，关押了一段时间。因态度好、转变快，立功赎罪，作为坦白从宽的典型，最早被“解放”出来，重新受到肖力信任，当上左派。
武将在文革前调到军报驻北京军区记者组。因为出身、经历简单，又爱动笔，被调到快报组，成为肖力早期战友之一。武将看不惯肖力和“突击队”的专横跋扈。作为“突击队”第二任队长，他心直口快，在会上提出找一找“突击队”存在的问题。说我们“突击队”的同志要革命，军报其他同志也要革命，不能随便扣上“黑线人物”帽子，要允许别人革命。他对版面组控制军报也颇有不满，认为总编辑赵易亚到任，“突击队”作为群众组织，不应该再继续监督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的总编辑，建议撤销版面组，否则弊端丛生。
这本是几条平常的工作意见，也并不激烈。但被几个阿谀奉承者包围、大权独揽的肖力口头表示欢迎，背地却恨恨地说武将“脚踩两只船”。她在密电中命令，“要彻底清算赵易亚的小黑爪牙、反革命分子武将的滔天罪行！”武将极力为自己辩解，要执行毛主席“言者无罪”的指示，否则就成了“言者有罪”，肖力更加恼羞成怒。
李志高等人奉肖力之命，首先“清理”武将，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军报私牢，罪名是“反对肖力”，还无中生有说他是“赵易亚的小爬虫”。武将出身贫农，历史清白，而且和肖力一起造反，无论从哪一条来说，他都不是“清理”对象，却被肖力等人硬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和栾保俊关在一起。栾保俊吃惊地问：“你怎么也进来了？”（图为武将，曾被关押在北京军区白庙看守所，囚号377）
不久，武将又被关进北京军区白庙看守所。他出狱后被开除党籍，遣送农村劳改5年半。1975年平反，恢复党籍、军籍，重新回到军报，几年后他和方抚时都担任了师级领导职务。
“突击队”大字报第七个签名者杨秉文，来自空军，不是党员，外号“杨胖子”。他体格健壮，理所当然成为肖力贴身保镖。他还是著名打手，能按住“囚犯”脖子强压触地，军报不少“囚犯”品尝过他的“熊掌”。后来他在军报待不住，走人了。
大字报最后一个签名者刘福山，原是海军战士，人称“小不点”，天真爽直，爱打闹。在“突击队”经常受到肖力的轻视和冷落，最终被肖力的新“突击队”拒之门外。后来经过他和杨秉文再三恳求，肖力批准他们加入新“突击队”，成为肖力手下四“小将”之一。偶然一次刘福山被拉去见了江青，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到北京远郊工厂做工。
当年不可一世，造孽众多，害人不浅。
这里提到的顾工是诗人顾城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