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江青“放火烧荒”，把矛头对准李德生
1973年12月，毛泽东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纪登奎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主动”辞去党的副主席，他的总政治部主任也自然取消了。
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等接见文艺单位的代表，陈亚丁、王心刚、张冬凉参加了。江青发表了“放火烧荒”的讲话，她说：“我实在很忙，很久没有见到同志们了，今天谈一谈批林批孔问题。”“八一厂是造了孽，倒了霉啦。军阀（李德生）在管你们，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哪。”“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我的话根本不听。”“我们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我是斗胆，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张春桥故意插了一句：“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有没有经过群众讨论？”江青马上说：“他们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有批准。已经是革委会了嘛，为什么要改厂长制？谁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黑手。”“你们要放火烧荒……” 江青借批林批孔之机，公开点名批判李德生，提出“打倒大军阀”，逼李德生承认上了“林彪贼船”。江青还公然提出要整顿军队，说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批准。
3月12日，陈亚丁向八一厂传达江青“放火烧荒”的讲话。王心刚不同意向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传达，陈亚丁还是应总政治部机关部分干部的要求传达了。随后，总政治部机关、北京大街贴出“火烧李德生”、“打倒军阀李德生”的大标语，李德生工作过的安徽合肥也出现了类似的大标语。同日，八一厂也贴出“揪黑手彭勃”的大字报，彭勃被停职检查。有人写报告要把李德生从沈阳揪回北京批斗，叶剑英没有同意。
4月20日，八一厂成立由9人组成的临时党委，代理书记陈亚丁，副书记王心刚、张冬凉，委员郭轩、王牧、邱贤昌、刘沛然、傅亚、张逊仁，另有8人固定列席临时党委会。
5月，周恩来得知北京街头、安徽合肥贴出了“放火烧荒”、“打倒大军阀李德生”的大标语，为制止事态发展，他让王洪文立即查清。王洪文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要求陈亚丁说明情况，陈亚丁刚要说到3月5日见到江青，张春桥马上打断，说江青没说“放火烧荒”，姚文元附和。会后陈亚丁写了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明，“放火烧荒”遂被制止。
8月26日至9月10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各大军区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兰州军区司令员）。
这时江青在几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成了“泥菩萨过河”，这才顾不上揪斗李德生了。李德生如果被揪出来，受到李德生保护的我和我的难友们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样的残酷迫害了。
1975年4月5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通知总政治部和八一厂党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批示，对陈播同志解除监护。陈播在被关押7年半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我的工资也补发了，但一时还给不了结论，我仍然闲在家中。这时“四人帮”虽然还没倒台，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
当面感谢李德生对我全家的保护
1975年6月，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八一厂选择正派、超脱、能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人，成立落实政策领导组，组长邱贤昌（副厂长）、成员有胡介民（顾问）、郭轩（副政委）、傅亚（副厂长）。7月4日，厂党委决定成立复查和落实政策小组，组长李力，副组长苗希成，另从各单位抽调10人。
8月21日，总政治部宣布：“八一六”黑会纯属假案，全部撤销，彻底平反。8月28日，总政治部党委给我的结论也来了，恢复了我的职务。结论最后一段是过去工作中“对江青不恭”，我无可奈何签了字。我身上尽是“笑话”，“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3月4日，总政治部干部部又来人找我谈话，说过去给你做的结论不对，要改。把工作中“对江青的不恭”改为你工作中对江青不正确的东西有抵制。我说：“反江青？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我并没有抵制。过去结论说我对她“不恭”，我想否定也没办法，我是被迫签字。现在又改？我也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算了吧。”总政治部干部部的人说：“严寄洲同志，这是总政治部党委的结论，不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再开一次总政治部党委会吧？”我只好再次违心签字。摇身一变，我竟成了“英雄”。
抓我时我50大寿，“出狱”时该60大寿了。实在可惜啊，我被迫“剪”掉了十个年头。那时我还不知道，承蒙江青“关照”，我的案卷“荣幸”到了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我恢复导演工作后，到抚顺拍摄电影《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阳，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让文工团团长告诉我，先不要走，下午他开会，晚上他要见我。摄制组大队人马先走了，留下我一人等着。
李德生告诉我：“中央二办送来你的案卷，按江青指令，要把你们几个，陈播、你、张加毅、冯毅夫等全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没有任何材料，我们觉得没有证据，怎么执行？”所以他们就拖，拖来拖去，拖到李德生离开总政治部，对我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结论。
我对李德生说：“我总算见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对你表示感谢。那时要不是你保护了我，我们全家的命运将会更加悲惨。” 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感谢李德生保护了我和我的全家，否则我们还不知道要被扒几层皮呢。
复出后分配给我的三部影片
文化大革命后期，厂里分配给我一个报告文学《警钟长鸣》，
让我拍成短片。原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了一本短篇集子，国务院文化部的那位部长拍马屁，把书拆开，分配给各个电影厂，一个厂拍几个故事。《警钟长鸣》是王洪文秘书写的，主要“歌颂”王洪文卧轨挡火车。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同江青打交道，文化大革命一路关押过来，我吃尽了苦头，我还不知道江青是什么东西？！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我还能不接受吗？我这人就是说话太多，也不考虑后果，乱说一气，因此“辫子”也太多，谁都能抓我一大把。过去我政治上糊涂，这回我特别清醒，我不能拍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拍！但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厂党委叫干，能不干吗？那些天，我整天睡不着觉，坐立不安，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了。
《警钟长鸣》的剧本改编者是写《红色娘子军》剧本的梁信（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他对我说：“不能搞，叫我怎么改？”我说：“你改可以，我拍更糟。”按我拍片的速度，这个
短片要是放在文化大革命前，早拍完了。可我不敢说不拍，只能磨蹭。一两个月拖过去了，厂里讨论工作进展，问到我进度，我早就想好，我说：“这个剧本很好（不敢说不好），但敬爱的江青同志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我一点生活也没有，怕拍坏了，叫别人去拍吧。”副厂长刘沛然是拍《林海雪原》的导演，和我关系不错，刚恢复工作，也还没有结论。他说：“对，老严说得对，该换人。”这下我总算放了心。正是这种不知情的谨慎，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严寄洲晚年
总政治部话剧团正在公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这部话剧是陈其通经过十多年酝酿，1953年定的稿，1954年6月在小西天总政排练场（解放军歌剧院前身）首演。1956年，《万水千山》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中获得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一等奖。八一厂导演成荫拍过电影《万水千山》，拍得非常好，获得一致好评。1964年毛泽东看过话剧《万水千山》，因为只写了一方面军，据说毛主席说是宗派主义。1974年陈其通再次担任编剧，由原来六幕增加成十幕，并改成一、二、四方面军会合。1975年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新版《万水千山》公演。《万水千山》的电影也要重拍，交给我导演。我已经推掉了《警钟长鸣》，再不敢推了，我终究是干活的“突击队长”。
说起来，《万水千山》是文化大革命后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既没有文学本，时间又很短。好在明确说不用外景，只让我每天到剧场看演出，根据话剧写出分镜头剧本。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我决不甘心照搬舞台，总要尝试着出新。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我的锐气全打磨光了，我刚出山，心有余悸，业务生疏了不说，思想上更是前怕狼后怕虎，生怕一不小心再被关进去。干活手直发抖，神经过敏极了，真有树叶砸破头的感觉。所以我基本上是忠实于舞台，有点像拍舞台艺术片，用的是舞台上的原班人马，虽然有几个初次上镜的演员，如龚雪、陈佩斯、黄梅莹，后来都成了大牌明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来，《万水千山》没有可圈可点之处，遗憾甚多。所以这是一次意料之中非失败不可的创作。接着我接受了把黎汝清（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改编成电影《映山红》的任务，这是写红军的故事，由陈亚丁组织。紧张筹备一段后，摄制组到湖南衡山拍外景。都已经拍了一部分，“四人帮”一倒，上边说不拍了，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我拍《南海长城》一样，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