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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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调两个师进京扩充北京卫戍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当天零点，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向廖汉生传达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北京军区调两个师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北京卫戍区只有一个警卫师，分布在全市各执勤点上。现在调两个师进京，重大而紧急，廖汉生连夜与杨勇、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初步拟调63军189师和24军70师。虽然70师是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但杨成武只同意调63军一个师，另一个师可以提出几种方案，再研究。5月19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5月21日，正式上报增调警卫部队的方案。
5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叶剑英和北京市、北京军区负责人参加。周恩来当场确定调63军189师和24军70师担负首都警卫任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成员、调动使用权限和当前工作安排等问题。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王尚荣，副主任雷英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于桑（公安部副部长），组员郑维山、傅崇碧。杨勇和廖汉生不是首都工作组成员，但参加首都工作组的重要会议。当晚，杨成武召集首都工作组会议，进一步讨论两个师进京后的部署方案。
5月27日，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傅崇碧到海运仓招待所，向正在参加军区党委会议的有关军师干部下达进京警卫的任务。5月底，北京军区先后接到周恩来签署的电报和正式命令：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2师，隶属北京卫戍区建制；调警卫1师、警卫2师、陆军189师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陆军70师暂定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局势混乱。周恩来、叶剑英频频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研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警卫工作，以及接待红卫兵，审查清理军队干部，国防工业部门的警卫安全问题，军队系统有关反党分子及其亲属的情况，有关危险分子枪支的处理等。6月2日，叶剑英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讨论北京卫戍区各师的部署方案。
6月3日，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动员大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周恩来、贺龙、陈毅、聂荣臻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到会。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为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人先后动员讲话。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党委从司政后机关抽调干部，重新调配北京卫戍区的师团干部。
此时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6个团，加一个独立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人数达到10万人，级别为兵团级。后来根据叶剑英指示，高碑店112师，天津196师，宣化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6月中旬，周恩来再次召集首都工作组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杨勇、廖汉生正式参加首都工作组的工作。
临时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7月29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文化大革命报告会”。人民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有三层，一层3693个座位，二层3515个座位，三层2518个座位，因容纳1万人而得名。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代表将一、二、三层挤得满满的，100多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在角落旁听。李雪峰（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根据毛主席指示，宣布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承担了责任，说北京市委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同意的，现在根据中央决定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撤出北京市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他们讲话后，毛泽东来到主席台挥手致意，顿时响起一遍遍“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8月1日，杨勇、廖汉生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他首先检讨了派工作组的问题。下午的大会上，李雪峰检讨派工作组及给工作组的指示犯了方向性错误。接着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李先念检讨犯了方向性错误，陈毅检讨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最后周恩来为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检讨，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中间，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各地负责人都应该亲自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认识。于是，与会者纷纷利用晚上时间到北京的学校看大字报，听辩论会。8月3日晚，叶剑英率军队委员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走进学生宿舍访问学生，听取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8月4日下午，原定的大会改为小组会，传达毛泽东指示。毛泽东指出前一阶段的文化革命运动从轰轰烈烈到冷冷清清的根源，并把派工作组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晚，与会者又到清华大学旁听辩论会，9位同学分为两派，辩论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在辩论会上讲了话，董必武、陈伯达、邓小平等也简单表了态。
8月6日22点30分至7日凌晨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厅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的打招呼会，传达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周恩来透露：“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给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
8月12日下午选举结束，通过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毛泽东讲话，刚上升到党内第二位的林彪也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解决了重大问题，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随后林彪宣布散会。
8月16日，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以上机关从9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搞文革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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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杨勇、廖汉生
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即后来排序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北京军区负责现场组织，这是北京军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大事。郑维山作为首都工作组成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8月18日早晨5点，毛泽东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特意穿上绿军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以军人身份亮相。因为是临时找来的军装，并不合身。穿着不合身军装的毛泽东迎面碰上郑维山，劈头就问：“杨勇、廖汉生为什么没有来？”郑维山回答：“没有通知他们。”“立刻通知，要他们来！”
林彪像往常一样穿着便装来了。他看见穿着军装的毛泽东，立即叫工作人员回去取军装。杨勇、廖汉生是穿着军装来的，他们匆忙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大会还没有开始。叶剑英对他们说：“主席问到你们两个人，快去吧。”
杨勇、廖汉生、郑维山走进城楼中央休息厅，依次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严肃地问杨勇、廖汉生：“你们两个吵架啦？”廖汉生到北京军区工作后第一次被毛泽东专门接见，却是这样一个开场白，他愣住了，杨勇也愣住了。他们互相看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又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贺龙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是杨勇。”
杨勇和廖汉生在北京军区搭班子6年多了，配合还不错。所谓“吵架”是这样的，杨勇主持军区党委全会，听取各单位对党委的意见。他宣布开会后就习惯性地拿出文件看，没注意听萧应棠（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对军区党委的尖锐批评，他问萧应棠在说什么。廖汉生说：“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这时又要问讲什么。”杨勇立即收起文件。廖汉生认为他的做法不能说不对，但却反映了他身上的老毛病，脾气不好，性子急躁，有时讲话不顾及别人的面子，让人很难堪。以后军区常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交心通气会，杨勇结合廖汉生到军区工作几年后的情况，指出他的一些毛病。廖汉生也做了自我批评。会下杨勇与廖汉生个别交谈了一次，对他提出更多的批评。同时，杨勇在常委会和个别交谈时也指出了廖汉生的优点，直率、敏锐、正派。杨勇提出军区即将召开第三届党代会，届时将他的第二书记和廖汉生的第三书记调换一下。廖汉生坚决不同意，并在常委会上表明意见：“我自认为缺点很多，特别是急躁、简单、生硬，有时不够虚心，不如杨勇性格稳重，考虑问题全面，作风民主，涵养好，领导经验也比我多。调换书记位置，对工作没有好处，对我改正缺点也不利，因此杨勇第二书记不应改变。”经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交心通气，杨勇、廖汉生消除了误解。
这是杨勇、廖汉生所有矛盾冲突中很小的一个，但却反映了廖汉生的“趾高气扬”和杨勇的“温良恭俭让”。当然，脾气大小也是随着地位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杨勇属于彭德怀“山头”，彭德怀倒了，他怎么能不处处夹着“尾巴”呢？廖汉生的“后台”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他口大气粗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毛泽东怎么知道他们闹矛盾了呢？
毛泽东对杨勇、廖汉生说：“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毛泽东再一次说：“要把军区工作搞好。”杨勇、廖汉生表示一定照主席指示办事，把工作搞好。确实杨勇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没有单独向林彪汇报过工作。徐向前也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
杨勇和廖汉生马上联系林彪办公室，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去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林彪。他们当面向林彪检讨了“吵架”问题，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面容冷峻，语气严厉，用词严肃，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犯严重的错误。“九一三”事件后杨勇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京西宾馆开边防会议时，他对李子平（王平秘书）说：“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军事上向总参谋部请示，政治上向总政治部请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里去报告。不是说林彪垮台了，我就说他不好。我哪有胆量反对他，我只是按组织原则办事。”当然这也导致日后杨勇在造反派追捕时无处投奔，只能束手就擒。而萧华、刘志坚、吴法宪、刘震（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空军副司令员）、苏振华（海军政治委员）、赵永夫（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新疆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李达（国家体委副主任）、杜义德（海军副政治委员）、王诤（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等都曾找到中央军委和叶剑英住地求救。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老人家发话，谁敢收留“烧而焦”的杨勇呢？
几天后中共北京军区常委会议召开，杨勇、廖汉生传达了毛泽东、林彪的批评。他们调到北京军区时，正是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前后。1962年5月以后，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罗瑞卿主持，林彪身体不好撂了“挑子”，何谈“封锁”？林彪对毛泽东这么说，就像后来他说都不便找38军谈话一样，很大一种可能是他想让毛泽东放心，他不敢把北京军区装进自己的腰包。当然林彪也不会想到还有更大的罪名在等着他。
杨勇、廖汉生被扣上“封锁”林彪的大“帽子”，都很紧张，总不会空穴来风吧，马上追查。翻箱倒柜查了好久，也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疏漏。机关业务部门对总部业务部门，大事小事都有请示报告，可是谁敢追问在什么事情上“封锁”？北京军区党办秘书说：“是不是因为电报的问题？”原来各大军区给军委的请示报告都走电报，而北京军区近水楼台，就没走电报，而是走文件。按机要部门的习惯，电报的规格比文件高，电报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央办公厅。而文件挑挑捡捡，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电报一说似乎有几分道理。以后北京军区专门规定：“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尽管亡羊补牢，但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明显对杨勇、廖汉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