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十八）

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四分五裂

1968年4月7日，“批斗筹备处”勤务员奚博铨（联络部干部）写大字报，联系总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点了所谓“保派”的一些人。4月14日，芦前安回应，批评奚博铨“形左实右”。同日“批斗筹备处”召开各二级部战斗队勤务员会议，保卫部有人喊出“打倒奚博铨”的口号，引起会场混乱。以干部部为首的众多战斗队指责这是不负责任分裂“批斗筹备处”的行为，甚至有战斗队代表在会上痛哭流涕呼吁团结，不要分裂，得到相当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批斗筹备处”还是分裂成三派：以保卫部战斗队为主，有六个战斗队参加的“六家”；以干部部、宣传部为主，有八个战斗队参加的“八家”，以青年部为主，有五个战斗队参加的“五家”。

“五家”的形成是这样的：青年部多数人参加的“霹雳”战斗队认为辛国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一派打一派，整了群众，应该打倒。而只有5人的“红色轻骑兵”战斗队则认为，辛国治少年从军，立过战功，培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典型，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三反”问题，不应该打倒。秘书处、群工部、管理局、宣传部的四个战斗队观点相同的人加入进来，形成“五家”。

“批斗筹备处”分裂后，各战斗队拿起大字报的“武器”打起“内战”，你揭我，我批你，指责对方有“黑手”，有“坏人”。“八家”人多势众，自封“左派”，指责“六家”是中间派，“五家”是“铁杆老保”，上保萧华，下保辛国治，要捂“总政治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五家”面对“摧保战役”毫不惧怕，贴出长篇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支持“八家”的黄涛（“批斗筹备处”顾问），指责他“猖狂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为刘邓黑司令部效力”，“破坏总政治部文化大革命”，“为‘五·一三’流血事件翻案”等。青年部“红色轻骑兵”点名宣传部黄涛、杜嘉和联络部奚博铨都是“批斗筹备处”的“坏人”，提出“打倒黄杜奚”。宣传部战斗队把黄涛拉到国防部大院游斗，并对他实行“群众专政”。

7月4日，联络部“起风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把钻进“批斗筹备处”的小蛆虫奚博铨揪出来示众》。同时，“在险峰”战斗队贴出“郑重声明”，反对“起风暴”战斗队的大字报。 “批斗筹备处”三大派各成体系，“闹革命”，“打派仗”，谁也不服谁，难以再组织统一行动。这样，继总政名存实亡后，以战斗队联合起来的“批斗筹备处”也名存实亡了。

1968年9月，军委办事组提出过渡办法，成立总政治部领导小组，并拟出27人的名单，由刘西元（1967年6月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10月下台）牵头，包括被“批斗筹备处”解放的林谦（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辛国治、萧麦平（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朱光等。刘西元首先不同意：“我们这些人压不住台，收拾不了总政治部这个烂摊子。”这个过渡办法夭折了，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的指示，干脆拿出文化大革命的“杀手锏”——“军管”总政治部。

军管小组“军管”了总政治部

1968年10月，军委办事组上报林彪，并经毛泽东批准，向总政治部派出“军管小组”。组长王宏坤，副组长刘江亭（21军副军长），组员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交代军管总政治部的五大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档案材料处理。并指示要以林彪的“砸殿”指示为纲领，“狠揭总政治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总政治部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

10月25日上午，王宏坤手捧军委办事组颁发的军管小组任命状走在前面，刘江亭等人跟随。总政治部机关一些干部在办公大楼前列队迎接，场面不冷不热。王宏坤讲话：“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是林副主席的决定。搞军管是个过渡，通过军管，把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搞好斗批改，健全组织机构。打铁先要本身硬，只有把总政治部改造好，才能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接着他宣布军管的具体措施，所有干部都住在办公室，不准回家，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揭批萧华和“二月逆流”。

11月上旬至12月，刘江亭几次向黄永胜等人汇报。主要内容是：一、总政治部人员组成情况，二、总政治部的案件，三、总政治部群众思想反映。黄永胜说：军管小组原则上由王宏坤挂帅，刘江亭主持具体工作。总政治部是“一筐烂梨”，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要依靠“批斗筹备处”的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萧麦萍、林谦、朱光等人是好干部”，强调“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找他们了解情况”。军管小组按照军委办事组指示，先找“批斗筹备处”的几个头头了解情况，然后布置各二级部进行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促进大联合。同时责令各二级部写大字报或开中小型会议，进行揭发批判，重点是萧华同“二月逆流”的关系，关于“五·一三”流血事件问题，各二级部领导与萧华的关系等。

中央文革认为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右倾”，王宏坤任军管小组组长不合适。军委办事组议论了几次，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军委办事组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散会后，吴法宪对叶群派来参加会议的秘书说：“这个事我们真为难哪！总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边站了，副部长以上干部80%以上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还说是右倾！解放军报社也是这样，站住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右倾吗？我们确实不好说，得林副主席说句话，不然我们确实顶不住！”此事经叶群斡旋，才算敷衍过去。

12月中旬，军管小组提出人员太少，忙不过来。黄永胜决定从兰州军区调60名干部，从21军调“兰州军区好八连”。说是“掺沙子”，实际上是负责监管。12月25日，黄永胜在听取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代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深挖一下，对干部要排排队，”“总政治部是水浅王八多，”“情况复杂，是阎王殿，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的地方。”

196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住处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时说：“对总政治部就是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他们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1月29日，林彪对总政治部军管小组说：“对，就是要按主席指示办。你们要向总政治部传达主席这几句话。总政治部有些人过去都是从部队拔来的尖子，不能看成一锅黑。头头与群众要区别，头头不好，群众多数是好的，当然有个别的叛徒、特务。清华的五条要给他们看看。”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最后三件事

军管小组最后阶段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打倒“阎王”。总政治部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定罪；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群众专政”了164人。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元旦后，李德生接到军管小组负责人送来的几大本总政治部“阎王殿”的罪行材料。他在小范围内组织几个人阅读研究，觉得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没有事实根据，按这套材料开路，今后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就很难把握了。李德生没有退还罪行材料，也没有组织批判，而是压了下来。

第二件事销毁“死材料”。军管小组查封了总政治部的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收缴了各二级部文件柜、办公桌钥匙，个人手中的工作记录本，指定可靠人员看管和清理。1969年12月初，军管小组清理出将近3000份“有毒”材料，并写了报告，要求“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烧毁”。批件送到新任命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手里，他们认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什么是黑材料？档案材料不能随便处理。李德生批示：“……应按以往规定办理。”报告送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批示：“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处理。”军管小组把与空军、海军、总后有关的材料分送黄吴李邱，其余材料由鲍奇辰、徐元亮、邱水裳等人负责销毁。鲍奇辰等人不干，1970年1月中旬，刘江亭只好自己去北郊销毁。

第三件事分散“活材料”，一波三折。1969年2月，总政治部机关除被专政人员外，处以下干部还有近千人。为避免他们与军内外造反派勾结，专心“关门闹革命”，军委办事组考虑把他们“连锅端”到山西高显总政治部五七劳动学校。但这样做，人数庞大，留下的家属子女不好管理，上下联系，请示汇报、查阅资料，也都有诸多不便，遂决定在北京西北郊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办总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采取班排连的军事编组。刚开始不仅专政对象，就是一般机关干部也不许回家，不准串连，并切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