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跳舞的送了几壶开水被关150天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三

给跳舞的送了几壶开水被关150天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三

                      姚荣口述 丫丫整理

 

 

姚荣，1956年生，陕西省雕塑院职工。1983年严打时，因给舞场送过几壶开水，被关押一百五十天。

 

警察说：“那你总不能说我把这个案子办错了吧？对不对？我把你抓错了？”他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最后他没辙说：“那你写个检查吧，就说你同流了没有合污行不行？”

 

1983年我二十七岁。雕塑院的几个人被抓走的那一天，我正在外地给单位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买成，大卡车轴断了，就在马路上睡了一晚上，大夏天的蚊子把我袭击的够呛。第二天回单位，好家伙出大事了：他们说老群、老孟都给抓进去了，还有海风，马季（他俩不是我们单位的）。我早就跟这帮小子说不要跳舞，不要跳舞了，我说现在的条件这么好，抓紧时间搞雕塑、干专业多好，他们一直不听。我吃完晚饭后就跑到高海风（海风当天晚上跟他们一块被抓去的）家。我刚一进门，碰到海风被警察带回来拿被子。警察说你们先回避一下我跟家属谈谈话，就剩我就跟海风在客厅。我问海风怎么回事嘛？咋叫人给弄进去了嘛，他说，唉，别提了这事大了。我说，就跳个舞嘛有多大的事啊，他说好像有什么运动开始了。反正我看抓人挺多的，这下完了。他们是13号被抓的，我15号也被抓进去了。

我那时候刚交了个女朋友，在女友家里呆到10点多我就回家了，洗漱完11点多，刚躺下一拉电灯绳，梆梆门就响了，我妈先过去把门打开，就听见问，这是不是姚家？我们是公安局的来问他点事，您把他叫出来。我穿上鞋，连袜子都没顾得穿就赶快出来了。他说，你出来问你点儿事。我妈就说上家里来吧。他们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打扰家里人了，我们就在门口问点事。我和他们出来以后，我妈就在门口看着。警察又说我们车在大门口呢，要不咱们坐到车上去说？我说行。我妈站在那楼道门口问：哎，给你还留门不？我说我有钥匙。那天晚上11点多，老太太就看着我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一走整整就是150天啊。

走在半路上警察说：“你知道我们叫你干什么吗？”

我说：“我哪知道，奥，我们单位前几天被抓了几个人，是不是想从我这里了解什么情况啊？”

那警察就说：“了解情况！？说说你都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呀。”

“你跟他们干什么坏事了没有？”

“你别开玩笑，我刚从工地回来，我还是党员呢，你不敢胡说八道”。

那警察立马脸一吊：“党员咋了，党员挨枪子的多的很”。

我一听这话就不对了。结果我上车后往那个面包车的座位上一坐，后面还有俩警察照着我的后脖子就给了两拳：“你还坐着呢，去蹲那儿去”！我说：“我怎么了我就蹲着？你不是说找我来问点情况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要打架你们四个可不是我的个，我可告诉你们，我他妈是特种兵。”“少废话，蹲回去。”他们开车就走。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要把我弄到哪去？一会儿，家志（同案）也上来了，他一上车也蹲着。他悄悄说，蓉蓉，你记着咱俩可不认识。后来一到警察局，他就说认识我，把我气坏了。

把我们拉到三处后，那院子里人都满了，有在树上铐着的，乱七八槽的。当时我就纳闷：怎么抓了这么多的人？找了半天结果看到了我们雕塑院的小坤（同案），小坤抱着被子。而我根本就什么也没拿。那天院子里人太多了，不多也说五、六十人，都蹲在地上。一排平房，每个房子里都有两、三个警察在审问，一会进去一个一会出来一个。我就在院子里蹲着，蹲了一夜。轮到我时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父亲离休了。你父亲多少级干部？我说是十三级干部。啪，就把我的材料撂到左手边了。干部子弟！行了你在这签个字吧。我接过来看。看什么看！签字！名字签完，院子里呆着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开始喊名字，把我们用车直接被甩到七处，刚到七处的时候，人家问，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多大年龄？说你都干什么了？我说没干什么，啥也没干，坏事根本没干，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们不是找我问情况吗？你审问我干什么啊？对不对？警察说，少废话，问你啥你就答啥。后来他们说你这什么都没干我们把你叫来干啥呀？我说我也纳闷呢。他们说你这小子态度不好，也不配合我们，把你叫来你肯定是有事嘛，你还装糊涂，还一点不老实。我说我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单位前两天被抓的两个人可都是我老师。人家搞艺术的，也就是跳个舞吧，在一块聊聊天，喝喝酒，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还想了解啥你直接问就完了。又问了我半天，结论是，你这小子不老实。

七处的院子里，最起码有四、五百人，都蹲着抱着被子。警察拿着皮带胡抡，大声喊叫着。天下着毛毛雨。这时就看见三天前被抓进来的耿铁群、孟书明，他们在那放风呢，已经被剃成光头了，他俩一人穿着一个花格格的裤子。开始看见他俩进去时头发很长，号子里的人就喊：呦，咋了咋了？香港人都抓进来了？后来我们分在一个号子，见有人在地上睡，有人在炕上睡。他们比我先进去三天，所以他俩在炕上，老孟给我硬挤出个地方。我俩脚对脚，他的脚架我脖子上，我的脚架他脖子睡觉，跟沙丁鱼罐头一样。号子里两边两排炕，中间有个过道，上面还有一溜吊铺，按正常也就是能关30人左右，你知道最多关了多少人？207人。后来还让大家糊火柴盒，被子褥子一卷，就是工作台。

过后家里人才给我送来被子。进去以后15天就没人理我，半个月后我被叫出去审问。警察说，你小子极不老实，问谁你都不认识。他问了好多女孩的名字，我确实都不认识。我说我咋能认识嘛。问不出来我就回号子了，这一下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没有睡觉的地方，我跟老群说：适者生存咱打吧，打出一片睡觉的地方来，老群说咱别闹，老老实实的忍一忍,万一再出点事咱又走不了了。我们还以为别闹事，关两天就会放了。说话天就凉下来，到了八月十五，隔壁号子的京鹏给我们递过来两、三块月饼，哥几个都围过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号子里没东西看，每天睡觉时我就盯着看那墙上贴的旧报纸，都背下来了，页码还反复看，页码也背下来了。号子里有个西大街的小偷叫冯风，抱着胳膊从吊铺上摔下来，磕在炕沿上把胳膊摔断了。他就想保外就医。结果狱警把他拉到武警医院打上石膏后又弄回来了。那里什么人都有，还有要饭的呢，要饭的犯什么罪了？

我们号子里关二百多人的时候，因跳舞犯事的有三十多个人。其他小偷、小混混居多，他们也分了好几拨，解放路一拨，西大街一拨，龙首村一拨，二马路一拨。那些人大部分是解放前从河南逃难过来的，父亲是一般的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全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像那个冯风说我不偷叫我咋活呢，我到公安局就跟进舅舅家一样。

还有个60多岁的老头是东北人，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跳舞爱好者。他每天都去体育场的舞场，那儿的舞场是露天的，舞会是体育场主办的。那个时候来跳舞，男的多女的少。他就充当了个热心人，见一个女孩他就跟人家要电话，说下回办舞会我通知你，给你弄张免票。他弄一个本子，全是女孩的电话号码。这么着也给弄进来了。他老伴给他送的被子好厚啊，我们冷了就往他的被子里钻。

我们那个号子有一个叫张生才的，第二批给拉出去枪毙了。公安局为了完成名额，把一些在严打之前已经判刑的，又重新拉出来，加了大刑后枪毙。但说句实话那里头的坏蛋也确实有，有个姓戴的，就是个真正的坏蛋，打牌，喝酒，半夜上街拦夜班的女工强奸。但这人却没被枪毙。

83年这个事，我稀里糊涂成了流氓。警察跟我说，下个礼拜几要到七处提审我。那时候我不敢和我妈说，就赶紧给张培（单位的同事）写了一个明信片：几月几号到七处提审，你给我弄点肉夹馍来。我的落款是“稀里糊涂的流氓”。

被关了整整150天后，我被下册了。就是从人家那个花名册上下去了，回家或是转五处去。我们这一个案子有两个人回家，还有一个姓张的小伙子，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回家了呢，之前的一个礼拜，警察把我叫去，就说：“这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这个坏事你也没有干啥，你就是和他们在一块喝喝酒，跳跳舞。”我抗议说：“你别说跳舞，我到现在都不会跳舞，我也不爱跳舞，而且我还反对他们跳舞。”“那你总是跟他们在一块了嘛，我们了解你也没有啥事，下个礼拜就让你回去。但是放之前你要写一个悔过书。”我说：“我干啥事了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那时我已经豁出去了，杀了我也不会写悔过书。警察想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你写就放了你，我说：“我宁肯不出去都不写。”警察说：“那你总不能说我把这个案子办错了吧？对不对？我把你抓错了？你们这些坏人！”我说：“我是坏人你爱枪毙枪毙，爱判判，你又说我没干啥坏事，又让我写悔过书，我写什么悔过书？”最后他没辙说：“那你写个检查吧，就说你同流了没有合污行不行？”后来我一想同流没有合污，这个话我还能接受，但是我不写任何东西。一个礼拜后我被放回家了。

我被抓那天的晚上，我的钥匙，手表，钱包都被扣在三处了。警察先把我拉到三处。“行了，你签个字你回吧。”我看上面写着：结束收容审查。就这一句话完了，我他妈真的不走了，我说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这么多天我的工资咋办？警察说，你是收容审查啥都不算，单位不会扣你工资的。我说那奖金呢？警察说，你都没上班你还要奖金？我说：“公安局把我请来的，公安局给我发，五个月奖金一分钱也不能少。你把我抓错了，你把我冤枉了，不然你为啥放我肯定我没事。”警察笑了：“你小子，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行了你回吧。”张培一直在后面拽我，我就是气不顺，在号子里头我也反复想这个问题：把人想关就关，放你出来时，你还要感恩戴德，还要写悔过书！凭啥？为啥？人权、人的尊严哪去了？

因为跳舞那么美好的青春，那么美好的政治生命都没了。而我只给跳舞的送了几壶开水，也被关了一百五天。不能提，我反正对这种法律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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