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4）

四期 2020.2.16 （接“爸爸还是爸爸”）

 

1985年4月14日（星期日）

小妹带孩子来，黄楠可能给了点帮助（按：黄楠是黄克诚的长女，此时是我工作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其实黄楠什么也没有跟我谈过。我是从父亲的日记里才知道黄楠去看过他），似已懂得要自食其力，为专利局翻译得了稿费也。

1993年11月13日（星期六）

那天大胖谈小妹89年8月过香港所谈，我估计是愤激之语，“关起来才好”，使大胖极为不满，疑窦甚重，玉珍也同样，琬姐来信也是如此。心中一直不快。（按：父亲跟我提起过此事，说张玉珍认为我狼心狗肺，为自己出名，希望“六四”后父亲坐牢。我跟父亲说：我不记得从伯利兹返回大陆经香港，见到大胖哥哥说过把你抓起来才好的话。没想到父亲竟然说：说了又怎么样？“六四”的那种情势，人们当然都是十分地激愤）今天下午同玉珍谈开，并述及为忙忙买琴借一千元未允事，引起争执。又扯起那次徐炜来谈，要拆开我们关系，而我当时并无此种感觉（1961年尾，徐炜促范离婚的，因有歉意）。玉珍一直斩钉截铁认为是小妹与悌忠挑拨所致。小妹自幼与母亲闹翻，难道还愿我们复婚？也不想想我能同意？此事弄得极不愉快。

1998年5月8日（星期五）

午餐吕勇（按：我在陕西汽车厂时在车身车间工作，吕勇在底盘车间。因同为厂宣传队队员而熟悉。父亲大概记错了，我那时只拉手风琴，并无钢琴可弹。此时吕勇已从陕汽调入深圳大学工作）邀宴湖南菜馆。吕与小妹在陕西汽车厂共事十年，说小妹是当年学习的一面旗帜，自学高等数学、英语，坐一个小凳子，衣服补了又补。厂内管弦乐团，吕是指挥，小妹拉手风琴、弹钢琴。

1998年5月17日（星期日）

昨夜服眠药后仍失眠。半夜见玉珍上厕，谈了几句，竟大冒其火。我因那位西安孙辈客人霸留，而玉珍则谓我对忙忙音乐会无不安表示，两人撞车了。久久未能入睡。

1998年5月29日（星期五）

小妹写的忙忙学钢琴过程与她的中外老师文章，已发表在《华人文化世界》1998第2期。小贾寄小妹5本（邮资120元），文章写得甚好。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悌忠弟弟来交票与小贾，略谈。晚上两夫妇又来家，特嘱待小妹回京后，同他们的嫂嫂谈谈，这种活动只能搞这一回了（按：悌忠的弟弟从未对我提起过父亲对忙忙音乐会不赞成的态度。音乐会后父亲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了解到音乐会的门票钱支付了所有的办会费用，很是欣赏。看到父亲的这篇日记，我才知道他开始是不以为然的）。要花5万元左右。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紧张，下岗人多而困难。如此人为让一个未成年孩子“上台”，有无必要？

1998年7月15日（星期三）

小妹六点四十五到机场，小赵接回，几个大箱子，还有大提琴。小妹十点才回家，带回一大批药物。玉珍较高兴。

1998年7月23日（星期四）

小妹说，票1200张都卖完了。忙忙和父母带上干粮四点半先走。同秦川谈好，黄乃夫妇由他同乘一车。王申生（按：王申生：画家。父亲在磨子潭流放地结识的忘年交。申生时为工农兵学员，到大别山采风。因与李锐友好而受处分。父亲平反后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找到申生，帮助他换了与专业相符的工作）与儿子来，一起晚餐。我们四人于六点四十分到中央音乐厅，在贵宾室休息，见到元坤（按：我的大姨，母亲范元甄的大妹妹。陈忠介是我的姨父）夫妇，有四十年不见了，人甚活跃，还不出老，已72岁。陈忠介说，我的书都读了。王申生一起照了几张像。我与玉珍、悌忠母亲等坐9排正中，旁边是鲍蕙荞（忙忙的老师，国内第一钢琴手），同她谈起她的父亲，鲍国宝是老同事，1978年去世时尙未平反。（鲍是庄则栋原妻子）。元乾（按：元乾：我的舅舅范元乾。舅舅去世后，舅妈郑宝倩与李朋结婚）的妻子郑宝倩同我交谈，她现在的丈夫李朋（原财政部长）我是认识的，甚感亲热。元坤说，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好感。

忙忙独自一人弹五个曲子，贝多芬、巴哈等，外行听不懂，只觉有难度，很熟练，也老练，毫不怯场。后一半曲子由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伴奏，最后加演一段大提琴，曲子过长。很是成功，鼓掌很多，都反映成功。认识乐团团长金纪广，想读我的《实录》。交谈时，谈出我的身份，他原也不知陈大林（副院长）同我的关系。（按：陈大林是父亲的表弟方南君的夫人。）

1998年8月7日（星期五）

小妹将资助的2万元退还妈妈，因票房收入三万多元，已够开销了。

 

第二件事，父亲的日记里记有一笔：

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

小妹来，忙忙吃午饭未得允许。

事情起于女儿的小学修缮校舍，她所在的班级借读在214中学的教室上课。这一下她没法在我们居住院的家属委员会办的小饭桌吃午饭了。但是214中学离父亲的22号楼却很近，坐车不过两、三站的路程。为了女儿，我再次厚着脸皮同父亲商量，看能不能让忙忙中午在他家搭个伙。父亲又是一口应允了：“好，你去跟她说说。”我进到张玉珍的睡房，将我们的难处跟她讲了，说：“爸爸说由你作主。”

张玉珍立即沉下了脸：“我这一家都是老人，你爸老了，我老了，蔡阿姨也老了。受不起这个累了。”

我说：“知道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转身出了张玉珍的房间，没想到父亲守在走廊里等我，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怎么样，她同意了吗？”我本来是没事儿的，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是没想到父亲竟然着急地惦记着，鼻子一下酸了，好不容易忍住眼泪：“她不同意，说你们都老了，太累了。”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我赶紧说：“爸，我自己想办法。没事的。”

从父亲家出来我上到楼上金伯伯家，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我真是碰到了难事儿。嘉楠说：“太不像话了！小妹你甭为难，没关系，我中午接忙忙到我们机关食堂吃饭。”这样，忙忙的午饭有了着落。每天中午嘉楠从她的一机部情报所骑车到214中学接忙忙，忙忙那叫个高兴。嘉楠阿姨食堂的饭比小饭桌强多了。 

我想大概是嘉楠跟开电梯的女孩子们唠嗑时说了这事，有多嘴的人传了话，让父亲觉得太没面子。没过多久，一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同意忙忙回家吃午饭了。我犹疑着，怕孩子受气，先回了趟家问了问蔡阿姨。阿姨高兴地说：“忙忙在这儿吃饭，你放心。”这样孩子就开始了在外公家吃中饭的日子，晚上会常常告诉我今天阿婆教她做了鸡蛋羹，改天又是阿婆教她做了个什么菜。有一天，忙忙突然问我：“妈妈，外婆干嘛老说你的坏话？”我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问：“外婆骂你吗？”忙忙说：“不骂。”我说：“不骂你就好。”

后来我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这样一则，知道忙忙最后能在父亲那儿吃午饭，必定是父亲态度坚决的结果。

1987年2月4日（星期三）

因小妹的毛毛要同去游泳，引起玉珍不快：“那你就天天带她去吧。”使我也不快。从小妹处可以知道点年轻人信息，玉珍却不理解此种心情。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本书出版之后，我送了女儿一本。她告诉我，她读到“我家的老阿姨”那篇文章时哭了。女儿说：“阿婆就是我的外婆。我在外公家吃饭时，能呆的地方就是厨房和阿婆的房间。阿婆教我做饭，我帮她收拾碗筷，我俩聊天。”

除了上边说的那两次，我没有向父亲张过口。搬出22号楼后，悌忠的妈妈每月给我们10元钱为孩子订牛奶。孩子的衣服我自己做，再加上有朋友们孩子穿小的衣服和鞋子不断接济着，我们每月能匀出五元钱让孩子学钢琴，还将单位发的独生子女费积攒到一起买了个孔雀牌相机，又加朋友帮我揽到的翻译活儿得些外快，一点点地还上了买钢琴借的钱。1983年8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本译著《板料冲模设计》，一次得了240元的稿费，从李颚鼎叔叔的儿子李雄爱人的哥哥（够绕的）那儿买了台他自己攒的九吋黑白电视机。日子越过越好。

后来悌忠去世界银行出差，我通过英语考试得到去瑞士欧洲核能中心CERN交流工作的机会，回国后送父亲和张玉珍礼物，还给了他们一个大件指标（按：改革开放初期，录音机、录音带、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等电器产品十分紧俏，出国人员按出国日期的长短可获得不同数额的大、小件指标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父亲日记中说的“经贸部外汇购物处”）购得。购买须在回国后的指定期限内凭护照和报关表完成，过期指标作废。记忆中盒式录音机、录音带算小件，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大电器算大件）。买电视那天，是多年后悌忠第一次同父亲见面。父亲在日记里有记述。

1988年1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同杨筱玲（按：张玉珍好朋友的女儿。从父亲日记里知道她常去串门，有时会住上几天）、小妹一起到经贸部外汇购物处买来日立21吋彩电（遥控），随付小妹1500元。见到巴悌忠，颇正常。

这年的春节，记得是大年初二，父亲的司机小彭突然上到我家住的四楼单元敲门。开了门，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小彭说：“李部长来了，在楼下车里，让悌忠和你们一起回家。”悌忠在我身后听到了，二话不说，进屋穿上大衣下了楼。老头子在车里看到我们下来了，立即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悌忠叫了声：“爸爸。”老头子应了，脸上绽开了笑容。从此我的家和父亲的家算是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后来从父亲的日记中才知道张玉珍并不情愿，一定是父亲坚持了的结果。

1988年2月15日（星期一）

春节让悌忠来，先到小妹家去，引起玉珍不快，口角两句。 

“后娘难当”的张玉珍

1989年“六四”期间我不在国内，正从高能所借调到核工业部的中原公司，外派在中美洲的小国伯利兹当个开发项目的小经理。我一个非党员领着几个党员，而且还不分“伙食尾子”（按：伙食尾子：那时出国人员每天的伙食费有固定标准，用不完的结余部分被称作“伙食尾子”，按政策是可以分给个人的），告诉大家钱要先用在干事儿上，被几个党员恨得牙根儿疼。“六四”时我们参加了当地华侨的遊行和天安门捐款，被同事告回公司总部，将我以汇报工作名义调回，我才知道父亲因为反对“六四”开枪正在中顾委挨批。人事部处长张一群让我交代反党言行的同时，财务部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

我这辈子没破口骂过人，张一群找我谈话的那天，破了例。他让我交待为什么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我一个小兵卒子怎么会知道党有两个中央，我同赵紫阳的公开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你去翻翻毛选五卷xxx页（按：记得毛泽东的这段话出自对“信阳事件”的处理。当时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页码的，好像是276页，但是不确定，此处只好以xxx替之），毛主席说过：绝对不能对群众开枪。然后一把拉开他办公室的门让全公司的人都能听到我在骂：“你这个党棍，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想整人！”公司去过天安门、正在被这个张一群批查的同事们觉得我真是给大家出了气。对我非常好的总经理事后对我说：“你到是让大家痛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你。”我那时是觉得党内斗争复杂，张一群一个小处长其实并不知情，不过是想借着整人邀功往上爬。我若怂了，他以为我爸要倒了，当然会往死里整我。我要是穷横，他摸不到底，下手就会有顾忌。

后来总经理和我所在部门经理到父亲那里去了解情况，父亲说：我这个女儿从小就撒谎，你们查出她有问题你们就处理。总经理的弟弟是我高能所的同事，了解我的为人，告诉了我他哥哥去见我父亲的情况，说他哥哥听了李锐的话非常震惊：父亲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女儿？如果孩子真的是爱撒谎，那也绝对是大人的问题。

其实伯利兹是个很小的公司，总部给我们的全部经费也就是25万美元。全公司九个人，要干事儿、要吃饭、要租房和交水电费，又是会计管着钱，退一万步，我就是想贪污也做不到。更何况39岁的我当时一脑门子地想干出番事业：“用社会主义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出一条开发道路”，一点儿往自己兜里捞钱的念想都没有。为了给自己留个清白，我至今保留着在伯利兹经手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张玉珍居然就到处说我贪污了25万美元，这次要被杀头了。后来总部派了三个人到伯利兹去查账，问题出在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懂买地的英文合同，人事部以为我在买地时贪污了的五千美元，其实是预付款。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能以解除借调回原单位，作为对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的处罚。

张一群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我，是因为“上面”发了话。这个“上面”就是父亲的老秘书张敖荣叔叔。他那时是国家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负责国务院各大部委“六四清查”工作。他对核工业部党委说：“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向你们保证她不反党。”办理离职手续的那一天，张一群堆着一脸的假笑对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能在公司内部解决的？你何必惊动部长嘛！”

回到原单位高能所，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不接受我回所工作，将我除了名。我下定决心出国。只有初中文凭的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出国后的前途在哪儿，就是一根筋地觉得在中国活不下去了，一定得带着女儿出去。

父亲去世前，我在医院里跟守护着父亲的小余聊天，她告诉我，她听张玉珍说过不止一次我“六四”贪污要被杀头的事儿。2019年2月20日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排队等候进入告别大厅的人群中，有人听到奚青（按：奚青：西城法院判决书中引用的“李南央是李南央，我是我……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篇刊在2014年10月5日“五柳村网”《李锐访谈》一文和李锐遗体告别当天张玉珍感谢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请不要再‘消费’李锐了”的写手之一。另外两人是：赵来群、黄与群）在队伍里大声宣讲：“李锐的那个女儿李南央坏极了，她‘六四’贪污了五十万美元（比张玉珍说的翻了一番），是应该被杀头的。”父亲的日记中也留有“六四”时，他对我有过怀疑和不信任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