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4)
文章来源: 绿珊瑚2020-02-20 12:10:05

 2020.2.16 (接“爸爸还是爸爸”)

 

19854月14日(星期日)

小妹带孩子来,黄楠可能给了点帮助按:黄楠是黄克诚的长女,此时是我工作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其实黄楠什么也没有跟我谈过。我是从父亲的日记里才知道黄楠去看过他),似已懂得要自食其力,为专利局翻译得了稿费也。

1993年11月13日(星期六)

那天大胖谈小妹89年8月过香港所谈,我估计是愤激之语,“关起来才好”,使大胖极为不满,疑窦甚重,玉珍也同样,琬姐来信也是如此。心中一直不快。按:父亲跟我提起过此事,说张玉珍认为我狼心狗肺,为自己出名,希望“六四”后父亲坐牢。我跟父亲说:我不记得从伯利兹返回大陆经香港,见到大胖哥哥说过把你抓起来才好的话。没想到父亲竟然说:说了又怎么样?“六四”的那种情势,人们当然都是十分地激愤今天下午同玉珍谈开,并述及为忙忙买琴借一千元未允事,引起争执。又扯起那次徐炜来谈,要拆开我们关系,而我当时并无此种感觉(1961年尾,徐炜促范离婚的,因有歉意)。玉珍一直斩钉截铁认为是小妹与悌忠挑拨所致。小妹自幼与母亲闹翻,难道还愿我们复婚?也不想想我能同意?此事弄得极不愉快。

1998年5月8日(星期五)

午餐吕勇按:我在陕西汽车厂时在车身车间工作,吕勇在底盘车间。因同为厂宣传队队员而熟悉。父亲大概记错了,我那时只拉手风琴,并无钢琴可弹。此时吕勇已从陕汽调入深圳大学工作邀宴湖南菜馆。吕与小妹在陕西汽车厂共事十年,说小妹是当年学习的一面旗帜,自学高等数学、英语,坐一个小凳子,衣服补了又补。厂内管弦乐团,吕是指挥,小妹拉手风琴、弹钢琴。

1998年5月17日(星期日)

昨夜服眠药后仍失眠。半夜见玉珍上厕,谈了几句,竟大冒其火。我因那位西安孙辈客人霸留,而玉珍则谓我对忙忙音乐会无不安表示,两人撞车了。久久未能入睡。

1998年5月29日(星期五)

小妹写的忙忙学钢琴过程与她的中外老师文章,已发表在《华人文化世界》1998第2期。小贾寄小妹5本(邮资120元),文章写得甚好。

1998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悌忠弟弟来交票与小贾,略谈。晚上两夫妇又来家,特嘱待小妹回京后,同他们的嫂嫂谈谈,这种活动只能搞这一回了按:悌忠的弟弟从未对我提起过父亲对忙忙音乐会不赞成的态度。音乐会后父亲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了解到音乐会的门票钱支付了所有的办会费用,很是欣赏。看到父亲的这篇日记,我才知道他开始是不以为然的。要花5万元左右。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紧张,下岗人多而困难。如此人为让一个未成年孩子“上台”,有无必要?

1998年7月15日(星期三)

小妹六点四十五到机场,小赵接回,几个大箱子,还有大提琴。小妹十点才回家,带回一大批药物。玉珍较高兴。

1998年7月23日(星期四)

小妹说,票1200张都卖完了。忙忙和父母带上干粮四点半先走。同秦川谈好,黄乃夫妇由他同乘一车。王申生按:王申生:画家。父亲在磨子潭流放地结识的忘年交。申生时为工农兵学员,到大别山采风。因与李锐友好而受处分。父亲平反后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找到申生,帮助他换了与专业相符的工作与儿子来,一起晚餐。我们四人于六点四十分到中央音乐厅,在贵宾室休息,见到元坤按:我的大姨,母亲范元甄的大妹妹。陈忠介是我的姨父夫妇,有四十年不见了,人甚活跃,还不出老,已72岁。陈忠介说,我的书都读了。王申生一起照了几张像。我与玉珍、悌忠母亲等坐9排正中,旁边是鲍蕙荞(忙忙的老师,国内第一钢琴手),同她谈起她的父亲,鲍国宝是老同事,1978年去世时尙未平反。(鲍是庄则栋原妻子)。元乾按:元乾:我的舅舅范元乾。舅舅去世后,舅妈郑宝倩与李朋结婚的妻子郑宝倩同我交谈,她现在的丈夫李朋(原财政部长)我是认识的,甚感亲热。元坤说,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好感。

忙忙独自一人弹五个曲子,贝多芬、巴哈等,外行听不懂,只觉有难度,很熟练,也老练,毫不怯场。后一半曲子由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伴奏,最后加演一段大提琴,曲子过长。很是成功,鼓掌很多,都反映成功。认识乐团团长金纪广,想读我的《实录》。交谈时,谈出我的身份,他原也不知陈大林(副院长)同我的关系。按:陈大林是父亲的表弟方南君的夫人。)

1998年8月7日(星期五)

小妹将资助的2万元退还妈妈,因票房收入三万多元,已够开销了。

 

第二件事,父亲的日记里记有一笔:

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

小妹来,忙忙吃午饭未得允许。

事情起于女儿的小学修缮校舍,她所在的班级借读在214中学的教室上课。这一下她没法在我们居住院的家属委员会办的小饭桌吃午饭了。但是214中学离父亲的22号楼却很近,坐车不过两、三站的路程。为了女儿,我再次厚着脸皮同父亲商量,看能不能让忙忙中午在他家搭个伙。父亲又是一口应允了:“好,你去跟她说说。”我进到张玉珍的睡房,将我们的难处跟她讲了,说:“爸爸说由你作主。

张玉珍立即沉下了脸:我这一家都是老人,你爸老了,我老了,蔡阿姨也老了。受不起这个累了。

我说:知道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转身出了张玉珍的房间,没想到父亲守在走廊里等我,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怎么样,她同意了吗?我本来是没事儿的,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是没想到父亲竟然着急地惦记着,鼻子一下酸了,好不容易忍住眼泪:她不同意,说你们都老了,太累了。”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我赶紧说:“爸,我自己想办法。没事的。”

从父亲家出来我上到楼上金伯伯家,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我真是碰到了难事儿。嘉楠说:“太不像话了!小妹你甭为难,没关系,我中午接忙忙到我们机关食堂吃饭。”这样,忙忙的午饭有了着落。每天中午嘉楠从她的一机部情报所骑车到214中学接忙忙,忙忙那叫个高兴。嘉楠阿姨食堂的饭比小饭桌强多了。 

我想大概是嘉楠跟开电梯的女孩子们唠嗑时说了这事,有多嘴的人传了话,让父亲觉得太没面子。没过多久,一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同意忙忙回家吃午饭了。我犹疑着,怕孩子受气,先回了趟家问了问蔡阿姨。阿姨高兴地说:“忙忙在这儿吃饭,你放心。”这样孩子就开始了在外公家吃中饭的日子,晚上会常常告诉我今天阿婆教她做了鸡蛋羹,改天又是阿婆教她做了个什么菜。有一天,忙忙突然问我:“妈妈,外婆干嘛老说你的坏话?”我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问:“外婆骂你吗?”忙忙说:“不骂。”我说:“不骂你就好。”

后来我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这样一则,知道忙忙最后能在父亲那儿吃午饭,必定是父亲态度坚决的结果。

198724日(星期三)

因小妹的毛毛要同去游泳,引起玉珍不快:“那你就天天带她去吧。”使我也不快。从小妹处可以知道点年轻人信息,玉珍却不理解此种心情。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本书出版之后,我送了女儿一本。她告诉我,她读到“我家的老阿姨”那篇文章时哭了。女儿说:“阿婆就是我的外婆。我在外公家吃饭时,能呆的地方就是厨房和阿婆的房间。阿婆教我做饭,我帮她收拾碗筷,我俩聊天。”

除了上边说的那两次,我没有向父亲张过口。搬出22号楼后,悌忠的妈妈每月给我们10元钱为孩子订牛奶孩子的衣服自己做,再加上有朋友们孩子穿小的衣服和鞋子不断接济着,我们每月能匀出五元钱让孩子学钢琴,还将单位发的独生子女费积攒到一起买了个孔雀牌相机,又加朋友帮我揽到的翻译活儿得些外快,一点点地还上了买钢琴借的钱。1983年8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本译著《板料冲模设计》,一次得了240元的稿费,从李颚鼎叔叔的儿子李雄爱人的哥哥(够绕的)那儿买了台他自己攒的九吋黑白电视机。日子越过越好。

后来悌忠去世界银行出差,我通过英语考试得到去瑞士欧洲核能中心CERN交流工作的机会,回国后送父亲和张玉珍礼物,还给了他们一个大件指标按:改革开放初期,录音机、录音带、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等电器产品十分紧俏,出国人员按出国日期的长短可获得不同数额的大、小件指标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父亲日记中说的“经贸部外汇购物处”)购得。购买须在回国后的指定期限内凭护照和报关表完成,过期指标作废。记忆中盒式录音机、录音带算小件,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大电器算大件)。买电视那天,是多年后悌忠第一次同父亲见面。父亲在日记里有记述

1988年1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同杨筱玲按:张玉珍好朋友的女儿。从父亲日记里知道她常去串门,有时会住上几天)、小妹一起到经贸部外汇购物处买来日立21吋彩电(遥控),随付小妹1500元。见到巴悌忠,颇正常。

这年的春节,记得是大年初二,父亲的司机小彭突然上到我家住的四楼单元敲门。开了门,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小彭说:“李部长来了,在楼下车里,让悌忠和你们一起回家。”悌忠在我身后听到了,二话不说,进屋穿上大衣下了楼。老头子在车里看到我们下来了,立即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悌忠叫了声:“爸爸。”老头子应了,脸上绽开了笑容。从此我的家和父亲的家算是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后来从父亲的日记中才知道张玉珍并不情愿,一定是父亲坚持了的结果。

1988年2月15日(星期一)

春节让悌忠来,先到小妹家去,引起玉珍不快,口角两句。 

“后娘难当”的张玉珍

1989年“六四”期间我不在国内,正从高能所借调到核工业部的中原公司,外派在中美洲的小国伯利兹当个开发项目的小经理。我一个非党员领着几个党员,而且还不分“伙食尾子”按:伙食尾子:那时出国人员每天的伙食费有固定标准,用不完的结余部分被称作“伙食尾子”,按政策是可以分给个人的),告诉大家钱要先用在干事儿上,被几个党员恨得牙根儿疼。“六四”时我们参加了当地华侨的遊行和天安门捐款,被同事告回公司总部,将我以汇报工作名义调回,我才知道父亲因为反对“六四”开枪正在中顾委挨批。人事部处长张一群让我交代反党言行的同时,财务部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

我这辈子没破口骂过人,张一群找我谈话的那天,破了例。他让我交待为什么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我一个小兵卒子怎么会知道党有两个中央,我同赵紫阳的公开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你去翻翻毛选五卷xxx页按:记得毛泽东的这段话出自对“信阳事件”的处理。当时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页码的,好像是276页,但是不确定,此处只好以xxx替之),毛主席说过:绝对不能对群众开枪。然后一把拉开他办公室的门让全公司的人都能听到我在骂:“你这个党棍,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想整人!”公司去过天安门、正在被这个张一群批查的同事们觉得我真是给大家出了气。对我非常好的总经理事后对我说:“你到是让大家痛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你。”我那时是觉得党内斗争复杂,张一群一个小处长其实并不知情,不过是想借着整人邀功往上爬。我若怂了,他以为我爸要倒了,当然会往死里整我。我要是穷横,他摸不到底,下手就会有顾忌。

后来总经理和我所在部门经理到父亲那里去了解情况,父亲说:我这个女儿从小就撒谎,你们查出她有问题你们就处理。总经理的弟弟是我高能所的同事,了解我的为人,告诉了我他哥哥去见我父亲的情况,说他哥哥听了李锐的话非常震惊:父亲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女儿?如果孩子真的是爱撒谎,那也绝对是大人的问题。

其实伯利兹是个很小的公司,总部给我们的全部经费也就是25万美元。全公司九个人,要干事儿、要吃饭、要租房和交水电费,又是会计管着钱,退一万步,我就是想贪污也做不到。更何况39岁的我当时一脑门子地想干出番事业:“用社会主义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出一条开发道路”,一点儿往自己兜里捞钱的念想都没有。为了给自己留个清白,我至今保留着在伯利兹经手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张玉珍居然就到处说我贪污了25万美元,这次要被杀头了。后来总部派了三个人到伯利兹去查账,问题出在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懂买地的英文合同,人事部以为我在买地时贪污了的五千美元,其实是预付款。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能以解除借调回原单位,作为对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的处罚。

张一群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我,是因为“上面”发了话。这个“上面”就是父亲的老秘书张敖荣叔叔。他那时是国家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负责国务院各大部委“六四清查”工作。他对核工业部党委说:“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向你们保证她不反党。”办理离职手续的那一天,张一群堆着一脸的假笑对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能在公司内部解决的?你何必惊动部长嘛!”

回到原单位高能所,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不接受我回所工作,将我除了名。我下定决心出国。只有初中文凭的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出国后的前途在哪儿,就是一根筋地觉得在中国活不下去了,一定得带着女儿出去。

父亲去世前,我在医院里跟守护着父亲的小余聊天,她告诉我,她听张玉珍说过不止一次我“六四”贪污要被杀头的事儿。2019年2月20日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排队等候进入告别大厅的人群中,有人听到奚青按:奚青:西城法院判决书中引用的“李南央是李南央,我是我……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篇刊在2014年10月5日“五柳村网”《李锐访谈》一文和李锐遗体告别当天张玉珍感谢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请不要再‘消费’李锐了”的写手之一。另外两人是:赵来群、黄与群)在队伍里大声宣讲:“李锐的那个女儿李南央坏极了,她‘六四’贪污了五十万美元(比张玉珍说的翻了一番),是应该被杀头的。”父亲的日记中也留有“六四”时,他对我有过怀疑和不信任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