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仓库值守到“制糖专业连队”队员

从仓库值守到“制糖专业连队”队员 何钟林 （原大连轻工业学院教授） 1973年5月，我从宽甸农村调回大连工作时，我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平反”一说，可能各级领导也为日后自己有个改口的退路或回旋的余地。我当时也没有那个觉悟，你不给我说清楚，我就留在农村不回去。于是，我仍然拿着一个月30元的生活补助费，干着农场大连仓库值守的新工作。虽然，大连的生活费用比较高，但是农场的仓库，就在大连轻工业学院沙河口区二部的一个食堂里，食堂很大，那时学院还只是招收少数的工农兵学员，二部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只有一个兼职的管理员和一个炊事员。所以，偌大的食堂里，大部分地方都为农场的仓库所占用。我就住在仓库内，吃饭可以买食堂的饭、菜票。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离开食堂时，可以锁食堂大门或炊事间的门，我也有食堂的大门的钥匙。彼此方便，相安无事。食堂的兼职管理员姜师傅，人品很好。他除了做掌勺的大师傅外，还兼任采购和成本核算。为了降低伙食成本，他还带领炊事员在校园和家属楼周边的空地上栽种蔬菜。我有这样的一个邻居，当然是相当放心的。但是，我担任农场仓库值守的新工作后，我发现我的工作并不象仓库的值守，更象是一种赋闲的安排。因为我看管的 “对象”并没有严格的数量和质量的意义，既没有帐目，也没有边界。我只是看管一堆“东西”而已。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生活中疏于管理的弊病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例如，仓库进来的物品，没有人检查它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仓库发出去的东西，手续也不是十分严格，没有核对，没有监督。仓库仅仅只有我一个人，24小时没有轮换，既监又守，等等。当时，学院和农场联合决定，给每位教职工免收粮票,发放50斤苞米棒子。于是，每位教职工便拿到一张盖有农场公章的条子，自备麻袋到仓库来领取，由我一个人在仓库过秤发给他们。那时大连轻工业学院的全体教职工大约有三、四百人，幸好有的教职工不要苞米棒子，也有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也可以折合成粮票之类。但是，到仓库来领取苞米棒子的人还是不少，够我忙了一阵。让我十分不愉快的一件事情是，所有准备了麻袋到仓库来领取苞米棒子的人，如果来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为了避免他们排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我就同时放进来两、三个人，让他们自己把苞米棒子装到自备麻的袋中，我再来过秤。我的好意他们不领会，于是就难免发生了挑肥拣瘦、争选大个苞米棒子的情形，更有一次，我放在仓库里面的长椅子上放置的一双“回力牌”篮球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当作苞米棒子装走了。那时候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这双“回力牌”篮球鞋，还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沈阳买的，我一直舍不得穿，一般在星期天，我到市里会会朋友，作为一件体面的行头，我才偶而穿一回，回来后立即洗刷干净，擦上白粉，晾干，精心保护。现在居然丢失了，我真是又气恼又无可奈何！心里想这一回对我个人来说，真是做了个彻底赔本的买卖。也是为了自嘲吧，“叫花子打鼓穷欢乐”，我用了两张长条板凳直立起来，用粉笔写了一幅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繁茂达三江”。偏偏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大连轻工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就来视察仓库工作，他一见到这幅对联，面孔都变形了。他原是一个靠边站的老干部，刚刚一出来工作就要发现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中国民间有句谚语：“柿子拣软的捏”！，我成了他小题大做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似乎已经养成了一种劣根性，正经的事不干，专门吹毛求疵，做表面文章。真正遇到问题，还赶快绕道走。事实上，当时社会上的治安日益恶化，我在仓库夜间值守时，已经碰到几次有小偷企图扒窗户，我迫切希望在仓库按装一个电铃或其他报警装置，或者再增加一个人。但是，没有人来管这件事，并做决定。我只得一个人继续做这件危险的工作，我是拿我的生命来做可能发生盗窃时，进行搏斗的赌注！我在仓库值守的五个月的时间里，虽然工作单调，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也没有什么人来管我。尽管生活贫寒，但是我仍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实行自律。晚间也能够看一些书。白天早晚时间，我也能够把我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仓库周围、门外，多巡视几遍，尽量昭视我的存在，用一些废砖，把仓库东面和北面的窗户垒上半截，增加安全性。星期天食堂姜师傅他们仍然要给学生做饭，请他们临时照看一下，我还可以有时间去走亲访友。我到市内去，这十余里路基本上都是徒步走来走去。记得有一次我从中山区延安路回到沙河口区车家村，我的口袋中只有两分钱，而从大连火车站乘电车到沙河口火车站当时还要四分钱车票，我也支付不起。人是社会的生物，我需要交流、需要交往。在这段时间里，仓库西边的候家沟小学张老师成为我到大连以后当地的第一个朋友。他为人热情，除教书外还兼任小学少先队大队部的辅导员，是一个共青团员，老家在杏树屯农村。他在无事的时候也常常给我介绍大连的一些风土人情。后来，通过张老师，我又认识他已经参加工作在大连冷冻机厂的年轻学生。我还认识了家住在附近的大连石油七厂的两位工人师傅，他们每天早晚差不多要骑四十多分钟的自行车上下班，他们下班的时候经过我的仓库门前，因为是上坡，通常他们也比较疲劳了，他们常常推着自行车走，并且有时停下来和我聊天。赵师傅还托我在宽甸为他代买一只小羊，正好宽甸农场经常有汽车往返大连宽甸之间，我在宽甸农场的农友也十分帮忙，所以，有一天下午，赵师傅要的小羊居然能够从就几百公里外的宽甸带来大连。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来办，也许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延伸结果，对我一生生活的转折非常重要。我的妻子李文芬就是赵师傅的朋友大连石油七厂的吕师傅在两年以后给我介绍的。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已经37周岁的我，还有这样一段美好的姻缘！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要尽量做些好的事情，要有一些交往，取得朋友真诚的信任。为朋友帮忙时要不遗余力，不要斤斤计较，不要去想有什么回报。我值守的仓库中，大量的物品还不是宽甸农场自己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而是沈阳轻工业学院搬迁到宽甸后，学院带去的学生用的课桌、饭桌、座椅、礼堂的长板椅和一些杂乱的物品。当时沈阳轻工业学院迁移到大连后，原宽甸农场准备撤消，或另行选址。所以，很多床、黑板、桌、椅、板凳加上农场的一些暂不用的物品，如粮食、木材等，先行拉回到大连，堆放在仓库中。虽然没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但是很多物品都是大连轻工业学院可以用得上的，或者是可以改装、改造的。可能当时大连轻工业学院没有大量招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管理缺失综合症”，所以，仓库中的东西处理得很慢，有时候我整天也发不出去一张床或一张桌子。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学院中有一个教师，他是原大连市公安局长的弟弟，他凭着一张条子，就可以轻易地挑选，拿走两张床，而原大连轻工业学校总务科的一个副科长，可以开着汽车来搬东西。我要是再值守下去，可能对他们也不太方便。在大批的苞米棒子基本上处理完毕之后，我知道我继续干仓库值守这个工作可能时间也不会太长了。1973年10月，我到了大连轻工业学院在庄河明阳的农场新址。在离开仓库之前，农场一些未处理完的东西，主要是仓库里的粮食底子等，还有我个人从宽甸农场搬家回到大连时的一些书籍、木材、自行车等杂散物品，一起转移到原仓库旁大连轻工业学院二部大楼里面的两间教室里。三个月后，我回来检查我的个人物品时，发现有些装书的木箱竟然成为老鼠的安乐窝！我在庄河明阳农场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主要是帮助当时在庄河明阳的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搞“土法制酒”。后来得悉，沈阳轻工业学院搬迁到大连时，占用了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在大连的一部分家属宿舍，合并了原大连第一轻工业学校和大连第二轻工业学校，还占了原大连化工学校的校址。庄河明阳农场也是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原来的一部分地盘。所以，我帮助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搞“土法制酒”，既是大连轻工业学院对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友好的表示，也是在那个“不知道大学应该怎么办”的时候的一种权宜安排。我接到这个任务后，首先当然是在庄河明阳的大连日语专科学校里，砌吊酒的炉灶。不过，在制曲和酒母方面，我采取了一些简易和便当的办法，到大连白酒厂求援了一部分黄曲霉和酒母，大连白酒厂有我不少学生，办事也特别方便。“将在外，不受君命”，我在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土法制酒”的工作十分顺利，他们学校有一个主管全校总务后勤工作的陈副主任，是个老革命干部，对我十分友善。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有关部门给我配备了工作助手，配合我开始“土法制酒”的工作。跟我学习通风制曲的，是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总务后勤部门的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孩子。通风制曲需要保持室内的温度在25-28度，深秋的北方需要在室内生炉子，室内外温差的巨大区别，显得室内十分热。24小时值班，我们每30分钟要记录一次室内的温度和曲池的温度、观察菌丝的生长情况。如果发现曲池的温度过高，就要打开吹风机，送风降低曲池的温度。这时候，增加了湿度的空气更显得闷热。特别是晚间值班，曲房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周围是一片寂静的黑夜。虽然，我们穿着的衣服都很少，突显了身体的曲线。但是，我们更是一句话也没有，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不敢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十二年后，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参加留学生出国英语考试时，我的通风制曲小助手却成了我的监考的老师，她对我热情有加。往日的情怀祗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了。人生无常，生活象涛涛的江河，其中既溶入了时代的烙印，也依稀有着我们自己努力拼搏、奋斗的痕迹。 1974年春节的时候，我带着酿造的酒浆、成功的喜悦，回到了大连。使我更高兴的是：在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我认识了一批新朋友。在大连轻工业学院虽然我还拿着每月30元的生活补助费，但我已分配到大连轻工业学院基础部工作，从事脑力劳动了。可是，我到基础部不久，就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我跟随着化学纤维736班的学生还有七、八个教工组成一个小分队奔赴辽阳市的一个南部山区参加运动。虽然那时侯大学里的的口头禅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但是我跟着下去的这个小分队的领队，却是一位运筹有方的马列主义教员，可能他觉得我脱离政治舞台多年，许多政治术语运用起来不那么流畅，这位领队也没有太为难我，多半是照顾我，分配我去当司务长，管理小分队的伙食。这样，我不需要去做群众工作，下去“批林批孔”，也不需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去参加农业劳动。只是有些会议跟着听听就可以了。这样，我就集中精力管好伙食。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食堂，大队部腾出了一栋房子给我们专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时候，要整什么 “不正之风”，所以刚下去以后，公社、大队两级干部也摸不着头脑，有些紧张。我到公社很顺利地批回来一些细粮、豆油和猪肉。大队还协助我们办食堂，派来了一个专职的农家大嫂做饭。所以，我这个司务长工作还是满轻松的。农家大嫂出于礼貌，一些好一点的菜肴都要我来掌勺，我也不便推辞，勉强上灶了。其实，我一个多年的单身汉，那里有什么做饭的经验呢。好在我有做化学实验的技巧，掌握温度和加工的顺序，以及作料相互溶解度的知识。一面实践，一面总结经验。后来，我们小分队的人员都说我做的菜好吃。大连轻工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军代表，在巡回各个点检查工作时，也说我们小分队食堂伙食办得好。其实，有了肉和油，在那个年代里，做什么也都好吃。祗是若干年后，有一个当年的学员，悄悄地跟我说：“你那时炒菜，一只脚踏在锅台上有些不雅”。我到现在都感到脸红。农村的锅灶实在是太低了，原来它是配合老乡坐在地上拉风箱用的，锅灶的出烟口要对着室内的火炕，锅台台面的标高必须远低于火炕炕面的标高。现在要用这种大锅做三、四十人的炒菜，需要用大锅铲勤翻快炒，不仅要有相当大的腕部力量，并且还要低头大弯腰，很是难受。就象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运动一样，很多运动最终又回归到整自己的起点。我们从辽阳农村“批林批孔”回来，接着就开始“反回潮”了。大连轻工业学院一部分“革命群众”又开始学习北京等外地的经验，在教育战线上反击“资本主义”的“回潮风”。保定街大连轻工业学院的南墙上，又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们知识分子中总有一些人喜欢充当整人的急先锋，他们总是在揣摩“领导意图”，观测“政治风向”。搞得我在庄河明阳农场的朋友们又在为我担心了。但是，这回这些急先锋们错了，这次学院运动的“大方向”是“砸烂基础部”，成立“专业连队”等教育革命技术问题。也就是说，要废除过去大学基础教育中，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的教学组织。按照专业方向，以专业为主，配置一套基础课的师资。这些基础课的老师要努力学习专业，围绕专业知识，组织教学。七十年代，中国的糖品非常紧缺，需要大量进口原糖。这时大连轻工业学院根据国家需要和上级指示，成立了甜菜制糖专业，建立了甜菜制糖“专业连队”。由于这个专业新建，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甜菜制糖“专业连队”的党支部书记，一位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自称“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老兵，点名要我去“制糖专业连队”。1974年6月我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每个月62元的工资。不过补发文化大革命中扣发我的工资，却是在一年半以后，“落实政策”总是要滞后吧。不管怎样，当时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62元的工资已经是中上等的水平了。更值得高兴的是在1974年暑假我又可以回南方探亲。因为1974年春节，我在大连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没有能够回家。事实上，当时我手边也没有任何储蓄，回家也是一个奢侈的愿望。恢复工资以后，我毕竟宽敞了许多。我可以帮助亲人了。1974年暑假，我选择了先从大连乘船到上海的路线，然后由上海到安徽，再从安徽返回到大连。这样，在上海就可以见到接近十年没有见面的妹妹。那时，他们一家几乎三地生活，真是十分不容易。妹夫在湖北宜昌，妹妹在上海进修，顺便给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治病。阿姨领着他们的大女儿蓉蓉在安徽老家。他们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的工资还要寄给在安徽农村的父亲，有时候还要接济在合肥的母亲和弟弟。生活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孩子们的营养不好。孩子们想吃一根价值一毛钱的冰棍，都是一种幸福的享受。这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我庆幸在苦难的年代里，我们大家庭成员的相互扶持，我们终于走出了那个年代。1974年， “制糖专业连队”在辽宁省台安糖厂召开的制定专业教学计划的会议上，我初出茅庐，表现得比较平平。但是，后来我有机会到黑龙江阿城糖厂、吉林新中国糖厂、辽宁宁城糖厂（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彰武糖厂、辽宁昌图糖厂、山东高密糖厂、山东金乡糖厂等工厂进行调研和实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啃读当时全国唯一一种甜菜制糖专业教科书的中译本：原苏联西林教授所著，“甜菜制糖与精炼糖生产工艺学”，收获颇丰。在工厂实习的过程中，我又拿出在宽甸农场学习修理炉灶的劲头，爬摸滚打，深入到石灰窑、升降机、地下管网之间。努力搞清楚工艺流程和设备原理。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全国制糖杂志“甜菜糖业” 1978年第4期发表“关于瞬间冷主灰热反应清净工艺方法的讨论”的学术论文，这是大连轻工业学院甜菜制糖专业在全国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82年第2期“甘蔗糖业”（制糖分册）又发表了我写的论文：“多效蒸发罐组最适加热面积的计算”。我从一个对制糖专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对这门学科略有收获，不能不说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记得1975年秋冬在吉林新中国糖厂“开门办学”，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按照当时的要求，教师必须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那时我刚刚经大连石油七厂吕师傅介绍，才认识我现在的妻子李文芬十天之久，就要下厂了，我祗得暂时告别新认识的女朋友，穿上一套兼做工作服的黄颜色代条的棉衣，腰扎一条皮带（那个时代流行的服饰），带领两个因故晚来学院的学生，乘火车从大连赶到吉林。“制糖专业连队”对我的唯一照顾，就是容许我延迟几天出发。所幸我的未婚妻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暂时的离别却可以通过书信的往来，增强了我们的联系。我想起我看过的一部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卡秋林要上前线了，他的未婚妻莉达依依不舍的送别他，相思的苦恋转化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卡秋林建立了功勋。任何时代都会有个人的牺牲，不过，在战争年代里，更突现了深深的情怀和淡淡的烦恼！我在吉林新中国糖厂努力工作，也得到了回报。新中国糖厂当时进口了一台德国Zeiss工厂生产的“自动糖度测定仪”，价值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在我们大多数人每月的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五、六十元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这台“自动糖度测定仪”自进厂之日起，就一直不能使用，成为摆设。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我要把这台“自动糖度测定仪”为什么不能工作的原因探个究竟。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的理论和实验室训练，使我对尼克尔棱镜产生偏振光的原理印象深刻，同时对于蔗糖的旋光性的测定，我也是很熟悉的。于是，在同时下厂的一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到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使这台仪器能够正常工作。1975年，海城大地震期间，我正住在鞍山“胜利宾馆”六楼的一个房间里，为大连轻工业学院“制糖专业连队”集体编写的一本专业技术书籍：“甜菜糖生产技术”做最后的审校、编辑工作。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震中地震烈度为7.8 级的大地震。我们距离震中并不太远。当我们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跑到楼下广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庆幸，我们所住的宾馆是当时鞍山市最好的宾馆之一。主要是由于当时年青好奇，而不是有多么高的社会责任感，地震发生后我们并没有考虑个人怎么尽快撤离，而是沿着大街去查看灾情。当时看到有不少倒塌的房屋。有一座二层楼房给我的印象最深：它整个的山墙已经不复存在了，袒露出房间里面的陈列，有大立柜等家具，从房子内部的摆设来看，房子的主人似乎还是一个收入中、上等的家庭。自然灾害真是毫不留情，不顾及任何人的身份和面子。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十分渺小的。我们在鞍山一直坚持完成了这本书的编辑和印刷工作。我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贡献了绵薄之力。我特别得意这本书的“绪论”，它是我重新改写的。现在看来，其中有许多大话、空话、假话，但是那是一篇七十年代不可多得的科技文献。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吹牛，又怎样把科技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得意”主要是表现在我也很快学会了适应当时的形势，虽然有许多困惑和不解，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