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三年半农民

我当了三年半农民

何钟林 ( 原大连轻工业学院教授 )

至今我大连的居民户口簿上还保留着一项记录： “1973 年 5 月 15 日由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迁来本市。 ”

我是 1970 年 1 月 1 日从沈阳被押送到农村的。由于我是 “ 定性不带帽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 ， “ 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 ，所以也不需要由公安部门 “ 押送 ” 。但是，我的沈阳市城市户口，却不需要群众拿在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给我悄悄地落户到宽甸农村。而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情。我甚至幻想：今后我的待遇顶多就是 “ 摘帽右派 ” 的问题吧，何况我还从来没有带过 “ 帽子 ” ，只是 “ 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 。但是，到底由哪些 “ 群众 ” 决定今后我的命运，这 “ 帽子 ” 将来怎么办？，不是很清楚。在不需要我搞清楚的情况下，我还是随同沈阳轻工业学院的 “ 革命群众 ” 下了乡。同时被 “ 押送 ” 的还有其他几个 “ 牛棚 ” 的老棚友，他们的问题也还没有结论，也被一同 “ 押送 ” 了。当时，已经决定沈阳轻工业学院集体搬迁到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我们就由第一批先遣队 “ 押送 ” 到达了。先遣队员们还可以来来往往，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户籍的问题。而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当然没有这个自由，此去便是农村定点的居民了。只给一天准备时间，扫地出门。决定在 1969 年 12 月 31 日晚，由沈阳乘火车出发。在一天的时间内，清理完所有个人的行李物品，不留一点东西，实在是够紧张的。为了准备下乡，我请假到沈阳市北行旧货市场买了一件大号棉坎肩，一副棉手套，一双大头鞋，准备在北方冬天农村户外干活用。又买了一个特大的柳条包。这样，我回来收拾东西时，便节约了不少时间。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用来整理，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包装。我祗需要把宿舍书桌抽屉内的、以及其他零碎散落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柳条包中就行了。看来我创造了世界搬家史上的一个新记录。虽然我大学毕业已经十二年了，但全部的财产，几个小时内便完全搞定了。

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距离县城约有 8 里，当地有一个暂时不用的部队营房，叫做 “ 东大营 ” ，正好做了沈阳轻工业学院下乡的落脚点。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再盖房子、搞基建，这省去了不少事情。 “ 东大营 ” 的北山，还有一片家属宿舍区。同时，营房周围还有很多菜地、猪舍和大田，。因此，沈阳轻工业学院下去以后，组建了一个试验农场。农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积肥、准备春播。祗是由于下去的人员思想不够稳定，指挥管理混乱。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全部归农场管理，农场的领导由原沈阳轻工业学院总务处几名干部组成。农场的领导当然把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当作主要劳动力。所有沉重的劳动都集中在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的身上。农场的几名领导也是久疏于农业劳动了，或者他们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也有某种情绪。所以，经常瞎指挥，我们的劳动常常是不讲效率的 “ 疲劳战术 ” 或者是没有结果的 “ 白干 ” 。例如，为了准备种菜，农场的领导决定要自己育苗。我看他们都是十足的外行，又不虚心求教于当地生产队的老农，而是自以为是。首先，他们在驻地西南两排营房之间的菜地上，选了一块地方作为 “ 苗圃 ” 。在不了解当地常年风向、气候和水文地质的情况下，指挥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挥镐动工了。一月的宽甸正是隆冬季节，一镐下去，在冻土地上只能打出一个白眼。原来我们选择了一个风口地带，冻土层有将近一米深。要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把这冻土层全部挖去，然后把挖出的冻土烤化，拌上腐熟的马粪，再放回去，做成一个个育苗池子。问题是整个土层全部打乱了，菜苗是不可能长得很好的。农场领导又命令我们把部队营房的玻璃窗户卸下来，扣在育苗池子上，把学院从沈阳搬迁运来的，学生用的很硬实的稻草床垫，铺盖在上面当作保暖层用，一层不够，要盖两层。早上打开，傍晚盖上。完全是不计算劳动力和功料成本的瞎折腾。我们早晨起得很早，早饭前还必须积肥一个小时。白天是全天候重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到马号给牲口铡草，差不多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休息。每天给我们派活的是农场的李场长，一个富农的儿子，他的口头语是： “ 干活累不死人 ” ，他学习和继承了他的父亲，对待长工的办法，十分阴险的 “ 笑面虎 ” 。开始的几个月，我们参加这样的重体力劳动，粮食完全没有补助，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下干活，我觉得比在 “ 三年自然灾害 ” 时期还要困难。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创人、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在他的一篇日记中，回忆在饥饿状态下不得不偷吃农民的胡萝卜的复杂心情，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没有去偷，而是去拣，同样也失去了人的尊严。一天，在食堂晚饭后，三两 “ 窝窝头 ” 吃下去，我仍然觉得腹中空空，正好我看到不远处的 ? 桌上有一个丢掉的罐头盒子，我马上拣了过来，加了一些开水，摇了摇，喝了下去。求生的欲望使我战胜一切困难，我不能无味的去死。幸亏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及时给我寄来了救命的粮票。但是，我的境遇却不敢向亲人们说明，以免引起他们为我担心。可是，我在经济收入上锐减，却没有办法隐瞒了。开始三个月，我还咬紧牙关，每月从 30 元生活费中，节省十元、八元钱寄给母亲。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只得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我得了肺结核病，急需营养，需要花很多、很多钱买吃的东西。我可怜的父亲在安徽凤台故乡得知我 “ 患病 ” 的消息，特地为我开了一个土药方，还在信封内寄给我三斤全国粮票。当时，我寄出的信。必须交给农场的李场长检查，由他们寄出，而我收到的信，也由农场的李场长拆开阅读检查后，才能交给我。但我又不好向亲友们说明现在我受到检查往来信件的这种状态。我担心这种方式联络，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给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于是，我只好把心一横，从今以后不再写一封家信了。我天真的想：没有去信，就不会有回信。免得以后节外生枝。这样，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写过一封家信，直到林彪出逃事件发生以后，全国政治形势有了一些变化， 1971 年底我才开始恢复与亲人通信。当时，我不愿意再写一封家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农场的李场长对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似乎在政策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李场长他们同意他们在原沈阳工会干部学校的老同事，一个原华北敌伪时期的汉奸书记官，也是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让这个人的爱人从沈阳到宽甸农场来探亲。他却同时要拆开阅读、检查我的每一封家书，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愤愤不平，我想这位书记官与他爱人一个晚上的谈话，相当于我多少封家书。不但我 “ 抗拒改造 ” 的心情有所发展，我发现我们所有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在劳动中、在相互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有一次在挖育苗池子的劳动中，我让一个曾经在国民党东北行辕总署当过中校参谋的人，镐头再往左边刨刨，他显然是十分不乐意。但是，他装着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声音悠扬的反问一句： “ 啊 ------ ？ ” ，依然我行我素。我碰了一个软钉子。仿佛让我突然感觉到 :“ 我们又回到了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的官场时代 ” 。我知道在李场长 “ 一元化 ” 的领导下，已经逐渐减少了我个人在组织劳动干活上的作用，劳动越来越趋向于公开的或隐蔽的的糊弄。但是，我这个人在劳动中总希望把活干得好一些，提高效率一些，尽量减少无用劳动的 “ 劣根性 ” ，仍然在起作用。终于，有一次在劳动中爆发了。我动手打了不听话的原华北敌伪时期的汉奸书记官，原因是他在劳动中又蠢又笨。这回可闯下了弥天大祸。我的这一行为，被看作我有意 “ 抗拒改造 ” 的 “ 阶级斗争新动向 ” 。正好是夏季挂锄期间，农活并不太忙，李场长等人亲自参加，召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最后，宣布撤消我在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中的劳动和学习小组长的身份。

总之，我在宽甸农场前两年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但是，我仍然勇敢地面对生活，相信天空不会总是黑暗，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愿意学习和思考的习惯也没有放下，我相信祖国和人民美好的未来。为了获得信息，有时候我冒着危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宽甸地区位于祖国的东北边疆，收音机受到干扰的信号很弱，相反，在沈阳和其他中心地带，一些不能收到的信息，在宽甸地区却可以畅通无阻的收到。不知道是因为是有人告密还是 “ 革命群众 ” 提高了警惕，有一天我们已经睡觉了，突然一些人闯了进来，宣布要搜查我们个人的物品。为首的是一位马列主义教员，我理解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党员的尴尬处境，为了表示积极，他已经申请到宽甸农场中劳动锻炼，当然要做出一些成绩来，他也顾不得是否越权违法了。他们这一帮人闯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被窝中收听广播。我很镇静地关闭了收音机，扭转了频道选择。并且，很快的把收音机塞到棉被的破棉花絮中。执行检查的一位老师，是我们原来化工系的一个老师，一位农民的儿子，可能出自于正义感，他并没有怎么认真检查，只是把我的棉被拿了起来，简单的对叠了两下，就放下了。我的这床棉被还是八年前辽宁大学的一个学生帮助我更换的，几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也 ? 有时间和精力，把这床棉被翻新改造，这床棉被的被罩在里面已经有了破口，棉花絮已经局部起团，并且可能还有穷人衣装特有的气味。天时地利人和，帮助我逃过了这一劫！

以李场长为首的一帮人，都自以为是干农业活的行家里手，但真正干起农活来却原形毕露。春天他们要播种一些小米，完全不顾宽甸地区多雨的特点，适合不适合种植小米。播种时又想当然地要搞密植， “ 八字宪法 ” 嘛。结果草长得比苗快，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 禾苗与杂草互相竞争营养。于是，派我们 “ 被监督劳动改造 ” 的人去间苗，按照李场长的指示，第一次间苗，要多留一些。于是，我们开始还能够蹲着间苗，后来全部跪在田垅间前进了，可惜没有留下当时劳动的照片。不能说这是 “ 天灾人祸 ” ，但是，说成是 “ 天时人祸 ” 还是完全恰当的。类似这种劳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但是后来，我也慢慢地适应各种农活了。我最喜欢的是耪地。夏天，在浓密的青纱帐里，你 “ 前腿弓、后腿蹬 ” 、 “ 左一锄、右一锄 ” ，左右交叉前进。回锄的时候还轻轻推过去。真是既节省体力，又提高效率。我第一个到了地头，还可以休息片刻。秋冬，是收获的季节，无论是收割、打场，还是上囤我都学会了，可能是年轻的原因吧，抗着将近 200 斤的粮包，走上高高的粮囤，绝对是个力气加技巧的活，特别是，当两个人拽起粮包，你得学会很敏捷地钻进去，然后把粮包抗起来。你要勇敢，然后你才可以体会到劳动的力和壮美！

我在宽甸农场中习惯于劳动的本色得到了新的考验，并且还能继续在其中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并钻研技术。所以，无论是杂交玉米的培育制种，还是马铃薯的二季作栽培，只要交给我干，我都能插得上手。在宽甸农场，我还喂过猪，从给母猪配种、给母猪接生，到喂养仔猪、克朗和肥猪，我逐渐掌握了技术，取得了信任。宽甸农场的各种生产和生活劳作，我都积极参与其中，例如过年的杀猪和杀牛、 “ 正扒兔子，倒扒狗 ” 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当那位曾经是国民党老兵的助手。虽然，这是一类很残酷的劳动，但是，人类为了求生存，也往往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劳动中，那位曾经是国民党老兵的宽甸农场农友，是我的老师，我跟他学习。我也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为了更好的劳动和生活，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1971 年冬天，我在猪场猪食堂通宵值守时，生了一桶旺旺的炉火，既是为了取暖，也是为了早上喂猪，准备热的精饲料苞米面稀粥的方便。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带着狗皮帽，身穿棉坎肩，仍然感到背后的风寒。只有那熊熊的炉火映照着你的胸膛。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是否浪费煤炭，你的任务就是保持炉火旺盛。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你可以享受生活，在艰苦中求得平静。夜也是出奇的静，仿佛仅仅能够听到 天籁的呼唤。突然，从猪食堂向外废置的炉筒中传来了嗖嗖的声音，顿时，令我毛发悚然。只见一团黄白色的东西窜落到地面上。显然，它见到我也是没有思想准备，我的面貌可能也是似人似兽，仓促间它夺路而逃，朝我的跨下冲去。我本能地双腿一夹，只抓到一个大尾巴，顺手提溜到炉火上，转眼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绝杀。接下来的两、三个钟头我都有活干了，剥皮、开膛、破肚，扔掉胃肠下货，到天亮时我已经炖熟了一锅美味的山狸子汤。不需要什么调料，我的早餐营养相当丰富和充实。整整一个星期，干起活来都觉得精力十分充沛。

我在宽甸农场劳动和生活的转折点，还得益于我特别有专长的砌炉灶和修理火炕技术，基本上是每叫必到。当然，我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我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并且注意观察效果，比如每拆一铺火炕或每修理一个炉灶，我都在事后想一想，或画个草图，再结合我在流体力学和燃烧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以提升。所以，无论是北方地区有特色的保暖火墙、食堂大口径的回风炉灶，还是比较考究的 “ 二龙吐须 ” 火炕（一种在北方地区不需要外砌高大烟囱的火炕）我都能够熟练地掌握。特别是， 1972 年 “ 东大营 ” 进驻了一支从老挝撤回的部队，是我们农场的邻居。农场领导为了表示搞好 “ 军民关系 ” ，对于部队要求农场帮助他们维修连队食堂的回风灶、安装简易的自来水管道、复修原来的洗澡堂锅炉等等，农场基本上派我带一、两个助手去完成任务或者让我指导部队派来的培训人员。让我十分感动的是部队的领导刘副参谋长和基层的贵州籍小战士。他们并没有把我当作 “ 阶级敌人 ” ，而是十分尊敬地看作 “ 师傅 ” 。刘副参谋长可能还在我们学院领导和农场领导面前说了不少表扬我 “ 人才难得 ” 的话。有一次我还和刘副参谋长一同乘坐小吉普车外出去办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能够乘坐小车，绝对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约在此十二年前， 1960 年我在辽宁大学时，曾经陪同学校的领导乘坐小车到辽宁宾馆，迎接当时的苏联专家 ЯНКО 教授到到东北访问。辽宁大学化学系请他做报告，这是对外的宣传口径。我还清楚的记得，在辽宁宾馆客房，还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化学系张青莲教授，陪同 ЯНКО 教授，当时也在座。后来才知道这基本上就是苏联专家全面从中国撤退的最后一幕。十二年后，我已经被打翻身在地，一点一点好不容易又爬了起来。我真的很感叹：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我们学院小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中间，见了面也不敢说话，更不能说真话，几乎是人人自危，互相防范。在这种情况下也更容易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是如此吧。而在工、农、兵和所谓的 “ 牛鬼蛇神 ” 中间，我却有一些十分友善的朋友，我还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1972 年以后，我在宽甸农场参加的纯农业劳动就比较少了。我除了参加上面提到的一些工作外，我的日常的主要任务是制造养猪场的发酵饲料。这是一个从培养酵母、通风制曲到发酵池发酵、土法制酒、生产酒糟的全过程。感谢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是前沈阳轻工业学院院长吴锦教授。早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可能还有一些历史问题，虽然早有交代，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被抛了出来，我们同为 “ 牛鬼蛇神 ” 在一起劳动已经有多年了。但他在宽甸农场期间，已是 “ 半解放 ” 状态，在宽甸农场建立一套微生物发酵设备，吴锦教授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我最早参加这一工作是从砌土法制酒的炉灶开始的。土法制酒要求炉灶燃烧的火力必须十分猛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酒坯中的酒浆蒸馏出来。所以，炉灶的下面是一个马蹄型的回风灶，除了利用自然通风外，还要用吹风机在前倾的铸铁炉排下面鼓风。我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在直径 1.2 米的铁锅上面，做一个的蒸馏装置。按照土法制酒要求，铁锅上面还必须有一口大铁锅，内盛放凉水，用来凝结上升的酒蒸汽。我沿着下面铁锅的边缘往上面砌了一圈圈砖作为蒸罐，在砖的高度超过了 20 公分以后圆圈逐行略微收缩，并且在 70 公分的侧面位置上留有一个小口，以便放置接酒的 “ 溜子 ” ，继续往上面砌到高度 1.3 米左右，同时砖蒸罐的直径也在 1 米左右。这样，可以在上面安放直径 1.2 米的大铁锅，里面盛放凉水。大铁锅的两边各有 10 公分的富裕度。可以通过一个吊环用杠杆使它很快安放在蒸罐上。在蒸酒之前，就需要点火把下面铁锅中的水烧开，再放上锅蓖子和廉子，然后一层层往上面铺撒用稻壳拌好了的酒坯，汽走到那儿，料铺撒到那儿，直到高度达到 60 公分左右。对准在 70 公分的侧面位置上留出的小口，在对面 80 公分的高度上，有一个小凹槽，迅速斜面放好 “ 酒溜子 ” ，把吊放盛放凉水的大铁锅，盖在上面 , 大铁锅的锅底对准 “ 酒溜子 ” 的中心。不久，下面铁锅汽烧足了以后，通过上面盛放凉水的大铁锅的冷却作用，就可以在 “ 酒溜子 ” 下面接酒了。

土法制酒的核心技术是培养微生物，制作酒母和曲子。而这些东西我都是从吴锦教授那里一点一点学来的。特别是吴锦教授他调回大连轻工业学院以后，在宽甸农场这一套土法制酒的技术，完全由我一个人来做了，我更得虚心谨慎。吴锦教授在日本东京大学学的是 “ 农业化学 ” 专业，这和我的父亲在国内南京中央大学学的是同一个专业。我在 “ 农业化学制造 ” 方面的实践得益于吴锦教授，而在后来我自己的实践中，遇到许多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常常通过书信向远在安徽故乡的父亲请教。两位老人家的无私教诲，使我在制酒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 1973 年春节，在整整七年以后，我获得了一次回南方探亲的机会，在安徽凤台，在亲爱的老父亲居住的小 “ 窝棚 ” 里，我们一起度过了 12 天的难忘时光，父亲把他的许多宝贵手稿和书籍的给了我，这些我至今仍在珍藏！在制酒的工艺和技术方面，如果我有什么发展的活，那就是从开始我们仅仅用黑曲霉 3324 和南阳酵母、生香酵母等系列，到后来我扩大使用了黄曲霉，糖化的效果有所提高。并且在制曲工艺方面，由曲盒制曲到通风制曲，劳动强度有所减轻。

1973 年 5 月，我奉令调回大连，看管农场在大连市内的仓库。我临走的时候，我在宽甸农场的一些农友和在农场的朋友都来送我，我也买了一些宽甸特产的木材和打了两件 “ 核桃楸 ” 和 “ 刺楸 ” 的家具。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 “ 兵徒弟 ” ，从老挝撤回的部队中、跟我学习做发酵饲料的贵州籍小战士，把他们自己珍藏的、用热带最密实的木头自制的木工刨子，送给了我。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礼物。这是在不能动 “ 一草一木 ” 的地方，带回来的无比珍贵的纪念品。此外，我也象一个返城的农民老大爷，带了一只活鸡、抱了一些蘑菇和其他的农副产品，回到了大连。我的三年半农民生活也暂告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