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虎十问茅台酒，答案颠覆你的想象（图）

因为茅台酒的售价极其昂贵，一斤酒能抵一个普通家庭一月生活费，能喝得起茅台酒的人，在中国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可能连1%也不到。有关茅台酒的知识，则大多是以讹传讹，或者出于厂商宣传需要加以歪曲的假知识。

作为一个先后四次去过茅台酒厂实地采访，对茅台酒历史作了深入研究的资深媒体人（我甚至写过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违规持有记者证，后该证被注销、发证报社受处罚，还与作家莫言违规持有记者证一道，引发了全国记者证大整顿），我有必要把我了解的茅台酒真知识告知公众。大家也可以通过阅读这篇问答形式的文章，对茅台酒做一个既快速又深入的了解。给朋友聊起，能给他们以专业人士的感觉。

Q：飞天茅台酒的酒精度是53度，据说是因为在这个度数，酱香型酒的酒精分子和水分子结合得最完美，是这样的吗？

茅台酒是怎么改成53度的

A：茅台酒在中共建政以前，度数一直在60度到55度之间。后来它被从赖家、华家、王家三家民营烧坊成为国有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换取外汇。外贸部门反馈说茅台酒的酒精度太高，外国人喝不惯，希望茅台酒进行降度。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茅台酒由55度降低至了53-52度。后来很多酱香型酒厂家也效仿，把酒精度定为53度。

2015年2月，茅台酒厂“中国酒文化城”提供个性化定制飞天茅台酒服务，每瓶价格为1159元。

Q：茅台酒为什么会储藏3-5年以后才允许出厂？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A：如果喝刚蒸馏出来的新酒，茅台酒很辣，口感并不太好。强制增加存放时间，可以令酒的口感发生变化。这发生在1956年——是年，食品工业部发出通知，要求茅台酒厂延长酒龄，必须储存在三年以后才准许勾兑出厂。茅台不允许新酒上市销售的“传统”从那时起，延续到了现在。这是茅台“新酒不出厂”的真正由来。

Q：茅台酒卖那么贵，产品质量怎么样？

A：现在的质量如何，我不掌握。但是从历史上看，茅台酒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关心，酒质仍非常糟糕的时候。

1954年，朱德总司令亲自打电话到贵州省委，关心茅台酒的包装和质量，要求茅台酒采用传统工艺；1955年，周恩来也强调茅台酒一定要保证质量，轻工业部食品局还组成工作组，由局长杜子端亲自率队赴茅台厂，就茅台酒生产的操作、质量、声誉问题开展工作。然而，直到1956年，我看到的茅台酒厂一份内部资料显示，该厂的次品酒比例仍达到了惊人的55.39%。这真是产品质量极其差的一年。

而公开的报道还有不同的数据：《贵州都市报》2011年8月27日文章《五十年代茅台酒 不可不说郑义兴》披露：茅台酒厂1956年的合格酒仅有12.19%。1958年，酒厂对提升酒质有功的郑义兴“连升三级工资，奖皮大衣一件，并提升为副厂长，授予工程师称号”。

时至198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还在念念不忘，强调茅台酒要保证质量。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贵州茅台酒质量千万不能下降。千万不要忽视质量，我记得这是周总理生前一再交代的。”

Q：茅台酒真的是只有在茅台镇才能生产出来吗？是不是有这么神奇？

A：茅台酒是一种酱香型酒，而酱香酒是全国很多地方都能生产出来的。近的，如赤水河上游的金沙酒，赤水河下游的习酒、郎酒，离得不远的五粮液酒厂的永福酱酒等，最远的，东北都有酱香型酒生产。1980年，周高廉、邹开良、季克良等茅台酒厂主要领导就曾组成考察组，到湖南长沙、黑龙江哈尔滨、广东顺德县、北京昌平等地考察全国酱香酒发展情况。1990年，12个省市33个酱香型酒厂还成立全国酱香型酒协作组织，选举茅台酒厂为组长厂。

1980年，茅台酒厂领导考察全国酱香酒发展情况

“茅台酒只有在茅台镇才能生产出来”，是茅台前总工程师、前董事长季克良的宣传，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1985年10月，在贵州省遵义市北郊十字铺的“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基地，国家科委召集28位领导专家联合对易地生产的“茅台”酒品进行鉴定，鉴定成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化学学部委员严东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方心芳，白酒界泰斗、全国评酒委员考评组负责人周恒刚，全国评酒委员考评组成员曹述舜，著名酿造专家熊子书，贵州茅台酒厂工程师、全国评酒委员、后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的季克良，以及后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的沈怡方，全国评酒委员刘洪晃，后任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的贾翘彦等。

鉴定专家组签名得出的结论是：“该酒色清、透明、微黄，酱香突出，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香味及微量元素成分与茅台酒相同，具有茅台酒基本风格……”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尝过试制酒以后说：“我喝了这个酒，觉得不比茅台差。”他为此欣然题词：“祝贺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鉴定成功——酒中珍品。”

不过，“易地茅台”却没有成为茅台酒的分厂。原因是当时的贵州省经委为了培育更多的酒类品牌（贵州只有茅台和董酒两大名酒，而四川有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五朵金花”），于1986年在该基地成立“贵州珍酒厂”，为其取名“珍酒”，独立于茅台进行发展，亦成为国家级优质酒。

2010年前后，茅台酒厂为了增加产量，还在赤水河下游的二合镇建设了新的生产基地——301车间。2012年，这个车间已投入生产。

茅台为了宣传其酿造的神秘性、困难性以及数量稀缺性，支撑其暴利，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

Q：听说茅台酒喝得再多第二天也不“头疼”，是真的吗？茅台酒是否护肝，有保健作用？

A：“不头疼”只能说是酒太贵，喝的量不够多。所谓“护肝”，也是茅台前董事长季克良说的，不具有科学性。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协会（IARC）早在1988年就已经把酒精饮料定为一类致癌物；更不用说，酒精在人体内的初级代谢物乙醛，也在更早的时候被定为一类致癌物了。2017年来自美国临床肿瘤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41%的口腔癌，23%的喉癌，22%的肝癌和21%的食管癌，均于饮酒相关。

茅台是不是酒精饮料？别的酒都致癌，就它不致癌，还有利身体健康？逗你玩呢。任何酒都以少喝为宜，茅台不比别的酒更健康。

Q：茅台酒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是否可靠？

A：早在2013年，贵州茅台就被《时代周报》曝出酿酒原料的有机认证造假。该报走访发现，茅台遍布仁怀市21个乡镇的30万亩有机生态原料基地，在种植过程中常年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等高效化学农药，严重违反国家《有机产品标准手册》规定，完全背离了有机产品应遵循自然和生态学原理的种植规定。

该报还曝出，由于茅台原料供应紧张，茅台酒大量使用了外地原料。

对这家媒体质疑的酿酒原料有机认证造假以及原料种植使用农药等问题，茅台避而不谈。它当初顺利获得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认证；如今，这两项认证也没有取消。

Q：茅台酒的1915年“巴拿马金奖”是不是真的？听说茅台酒是在巴拿马展会上“怒掷酒瓶振国威，大长‘东亚病夫’志气”？

A：1982年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坎坷两千年，酒香飘万里漫话茅台酒》的文章，提到“（巴拿马）展览会开幕后，有人不慎，把摆在地上的一瓶茅台酒踢翻，结果瓶破酒流，香气四溢，轰动博览会。这也许是传说。”这后来成为谬误流传的“怒掷酒瓶振国威”故事。

茅台酒的前身获得了什么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监督兼筹备事务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陈琪1917年出版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讲的已经很清楚。该书尽列中国产品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名单。书中记载，白酒产品获得最高奖项即（甲）大奖章的，只有山西、直隶、河南选送的三种高粱酒，其中唯一具有品牌名称的白酒是汾酒，四川省、陕西省并没有任何酒类产品获奖。贵州公署选送的酒获得的是银奖，相当于五等奖。

2015年《长江商报》采访到时任茅台董事和名誉董事长的季克良。季克良承认对于当年到底得的是一个什么奖，不得而知。“有的说金奖，有的说是二等奖，具体的，因为我们是后来人，奖章奖状也没有了”。他表示，酒厂曾经想方设法找过，但没有找到。

季克良说：“用汾酒的说法，它是金奖，还有一个是老白干。可能（的确）是他们说的……你想想，汾酒的香气成分比较简单，和洋酒比较接近，又是洋酒（评委）评的，他们会不会就评这些跟他们香型接近的酒？他们很可能就排在……怎么样……现在我也不好说。它（汾酒）是什么奖，我（茅台）是什么奖，我觉得没有必要争论，就算是它得了金奖，也就是个清香型的酒，我觉得没什么了不得。”

Q：红军路过茅台镇时，贴《公告》保护过茅台酒吗？

A：茅台“中国酒博物馆”内陈列有“红军贴布告保护茅台镇烧坊”图片，以及一篇《关于（红军）保护茅台酒的布告》杂志文章（配有《布告》原物照片），称：1935年春，红军总政治部在抵达茅台镇前，为保护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在成义等三家酒坊门口贴上《布告》，不让任何人闯入，严格加以保护。此文章看上去有板有眼，来源于2012年6月《贵州文化遗产》杂志。

但该文章作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王云丽在2015年接受香港《亚洲财经》特约记者采访时已承认：所谓的保护《布告》文物经仔细甄别，为伪作。

中共建政后一些被封为上将、中将、少将的当年亲历者，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均讲述茅台镇上的酒按当时政策被红军“没收”，也印证了所谓保护《布告》子虚乌有。

譬如曾担任24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张云龙少将就在其《革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回忆：

就在绕圈子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大量歼灭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川、黔、滇等地方军阀队伍，而且还有幸饱尝了世界闻名的贵州特产——茅台美酒，云南特产——宣威火腿。

因为当时的茅台酿酒公司和宣威火腿公司，均属官僚资本，都是“没收充公”和“开仓济贫”的对象，所以，部队和老百姓都受益不小。

Q：茅台酒是“开国第一宴”用酒吗？

A：1949年9月21日，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会期共进行10天，9月30日胜利闭幕。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和闭幕之日以及开国大典之日，都举行了隆重的国宴，这三次国宴，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最早的国宴。

当时国宴用什么白酒？茅台多年来宣称，在北京饭店举办开国第一宴，经中央领导审定，国宴用酒定为茅台。“茅台作为‘国酒’所肩负的国家荣誉和国家责任，似乎从那一个永镌青史的日子就已开始。”“国运兴，国酒兴，当年为红军疗伤洗尘的茅台酒终于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喜酒’。”

著名历史教师纪连海研究认为，第一国宴用的酒，是汾酒无疑。因为这次用酒必须得有几个标准：一是须是中国名酒，二是便于运输，三是足量供应。当时的贵州还属于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无法运送大量的茅台镇烧酒到北京。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只有一种酒——山西汾酒。

汾酒2011年还曾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其才是共和国第一国宴的用酒正名。汾酒厂组织人员走访了在场目击者、专家学者，还找到了当时汾酒厂负责人杨汉三的日记。

原中央警卫局战士、北京饭店副总经理高彤证实：他曾亲历国宴现场，喝的酒是汾酒。

据《北京饭店史闻》记载，开国第一宴完全没有茅台酒的踪影：“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党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130多人来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共同商讨建国大计。为了接待好这些住店代表，饭店现从坐落在锡拉胡同的玉华台饭庄聘请了朱殿荣、王杜堃、孙久富等9位厨师。‘玉华台’是地道的淮扬风味，专门做大菜筵席的高级饭庄，在过去的北平颇有名气，来的这几位厨师也各有擅长……1949年开国大典的盛大宴会，就是完全用淮扬菜举办的。”

茅台酒厂自己拍摄的《百年茅台》系列宣传片，也只提到茅台酒1949年以前被卖到过重庆、贵阳、香港，并未提到北京。而且直到1950年第一个“国庆”典礼，周恩来决定“将贵州茅台酒作为宴会用酒。但偌大一个北京，竟没有茅台酒出售。”

Q：说茅台酒是带血的酒是怎么回事？

A：这是一段比较沉痛的历史。1959、1960、1961三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却不断增大规模，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

独立批评家、历史学者帅好研究，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而1959-1961年，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约等于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如果不酿酒，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根据历史记载，仅1959年，仁怀全县就“疾病”死亡（饿死）6130人；1961年仅1月1日至27日，就死亡1965人……惨不忍睹。

在这个时间段酿造的茅台酒，被称为“带血的茅台”恰如其分，因为它是用许许多多底层人的生命换来的。这段历史，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

今天，茅台已经绑架了中国人的意识，绑架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是时候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