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刘文彩为了兴办一所公益学校,文彩
中学,看中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屋基、坟园。刘文彩动员农民搬迁是这样做的:用自己的两亩地换置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置规划区内的一间房。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的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按照约定应该给二十亩,但是这时因为刘文彩手里的地契至少是四十亩的数目,刘文彩嫌到县政府办事麻烦,因此干脆给了他四十亩地。
谁料陈启贤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多得的二十亩地,
中共建政后成分被化成
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跟一个少年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狗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拦腰砍下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陈启贤因为是地主,
大跃进时“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而身陷牢狱,妻子怕受牵连改嫁他乡。
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公益征地”事件,选自《刘文彩真相》一书。
“文彩中学”的故事
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更是要求极高。他自己投资了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但资金还是很紧张。即便如此,刘文彩坚持不减一砖一瓦,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
拿学校的礼堂来举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刘文彩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如今。这个礼堂至今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一个县级中学,它的规模让人惊叹,不说乡镇,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
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产,放弃了校产,还规定自己的子女不得占有,更不能继承。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文彩中学高男一班学生彭学鑫,当年因
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
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
抗战胜利后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二十四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
在教学设备上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它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刘文彩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学校建成3年后,安仁发
大水,全镇被淹,大水从地势高的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积水一尺多深。退水后,刘文彩带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一下,原来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以后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却经常遭灾,当街商户损失严重。
别以为刘文彩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独资兴建的,街上大多店铺是刘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但为了中学,刘文彩也顾不了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