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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20年前,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带着子孙登上列车,纵贯整个中国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深圳,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回首往事,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南巡讲话会发生在1992年初?这次讲话究竟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如何评价南巡讲话?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后的今天,南巡讲话对现实生活还有多少指导意义?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20年来,中国取得令世人惊羡的奇迹。中共认为这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方谈话”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和此后制定的政策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有关。
对于小平南巡,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阅读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了解到的。不仅如此,该文还引来西方世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新华社近日发表一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发表前后》。文章讲述了该篇文章的发表始末。
文章称,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陈锡添说,当时的形势特点是:思想领域在大做如何反和平演变的文章,不断提醒国人应该如何认真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力避重蹈覆辙。具体行动中,由于受姓“资”姓“社”问题的束缚,每出台一个改革的新举措都显得步履艰难。先行尝试进行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在这一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一些。不少人甚至因此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小平要来深圳视察,我觉得他此行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而且是邓小平同志亲自设计的中国改革的试验场。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针对当时争论最多的关于深圳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做法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番话,使得深圳人如沐春风。使得随后通过各种途径听到讲话精神传达的人,尤其是热情支持并直接参与改革事业的人欢呼雀跃。
与笔者交谈时,陈锡添一再表示:《东方风来满眼春》之所以广受世人关注,一方面在于它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题材,记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该文表达出来的贯穿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所有谈话始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时隔6年多,特别是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刻,重阅此文,重温老人家那些高瞻远瞩、富含哲理而又针对性很强的谈话,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开放事业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北京日报》1月16日发表文章《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该文称,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对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二是“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三是“南方谈话”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努力发挥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是中国创造奇迹的重要因素;五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
文章还认为,纵观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情况,尽管对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作了巨大努力,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对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从而其消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集中表现为“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钱权交易,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政策没有使先富者很好地带动未富者,有产生两极分化的潜在危险;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使人们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生活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这些问题的凸显,虽然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发酵的结果,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
文章分析称,这是因为: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富裕和繁荣之路的必然选择。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第三,这与不少人忽视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文章还称,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关键。如果说“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话,那么它在20年后应当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就会出现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文章还总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若干精辟论断、重要观点。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周瑞金1月17日在《财经》发表文章《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文章也总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伟大历史作用。文章称,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南方网1月15日发表文章《回眸南巡讲话,坚定改革的政治理念》。文章称,1992年底,英国金融时报将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为什么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授予一个没有任何公职的88岁老人?12年后,金融时报亚太区总编辑约翰•赖丁告诉新华社的记者,因为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广州,中国将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确立为“永久主题”,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时期。
文章称,南巡就邓小平本人而言,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他的政治理念。与其说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总结,毋宁说是他向人民提前交代的一份政治遗嘱,一个他14年改革历程的最终期盼。“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增强国力”,这些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反复提及,念兹在兹的,更多是改革的目标,执政的目标。正如傅高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他尽力于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论,给中共一个清晰的执政目标,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未来预期。
文章称,如果说20年间中国经济是一个奇迹的话,现在这个奇迹已越来越被淡化了,南巡讲话所激发的激情已经逐渐消失,对于中国而言,停留在那位老人坚持改革的政治理念的终点已经太久,似乎已经遗忘了最初的起点以及整个的设想。事实上这位饱经政治风雨的老人所一心要开创的春天的故事,其实是从冬天开始的。
文章还称,就经济改革而言,邓小平强调是放权让利,调动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1979年第一次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开始,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一直都是他的基本设想。就政治改革而言,他的基本理念是强调民主,“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形式有效管理国家,享有公民权利”。他在南巡讲话中专门提出要用30年时间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文章还认为,因其人生经历,邓小平对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无比期待,对官僚体制有极度的厌恶,同时对秩序又有强烈的偏好。他的思路事实上和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相契合,政府应该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 entingG overnm ent)”。国家保证人民的权利,避免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夺,鼓励人民追求幸福的生活,通过人民有序的市场活动,创造力的释放,社会的自主活跃与繁荣进而实现国家强大。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设想,完善成熟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为了他的未竟之业。他虽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却从来不缺乏理想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将改革视作一个崇高道德情怀的事业。虽然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他更青睐的是面对困难的担当。他强调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乃是他知道制度设计与改革的艰难性以及政治思想改革的不可回避。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经武昌站。
邓小平南巡到达武汉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南巡抵达深圳。一场举世瞩目、影响中国命运的风暴即将从这里席卷神州。
1992年1月19日上午,小平走进深圳市迎宾馆
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桂园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与广州军区司令员朱郭法握手
1992年,深圳迎宾馆。邓小平与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合影留念
1992年1月20日上午,小平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了整个南巡中最有份量的讲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上去了,他们才会相信你,支持你,拥护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是管十年,二十年,是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栽下一棵高山榕,老人家将改革开放的希望深深地根植在这片热土。
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抵达蛇口,准备乘船前往珠海。临上船前,邓小平再次嘱托深圳市领导:“你们的步子一定要更快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
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从蛇口乘船前往珠海,老人家留给特区的最后音容。
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南巡路经鹰潭,鼓励江西发展“胆子要大一点”。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右二)在杨尚昆(左二)、吴邦国(右一)、黄菊(左一)等陪同下,在上海杨浦大桥工地向桥塔上施工的工人招手致意。当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参观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邓的功勋业绩, 与美国的华盛顿, 俄国的彼得大帝是等量级的 - 他开创了一个伟大民族全面走向强大,雄视全球的新时代, 名垂千秋。
这是一个改革家的最后努力。
这是一个独裁者的末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