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前校长撰文 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惯式思维模式 (图)

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教育界对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曾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但鲜有人从思维模式上进行剖析的。作者首次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高、大、全”的思维惯式模式，列举了它的种种表现，剖析了产生这种思维模式的认识、体制和文化的根源。
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2008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23％，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2700万人，就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学生质量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学风浮夸、学费变相上涨、债台高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研究生质量泡沫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舆论，甚至存在严重的不满情绪。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对此，论者颇多，有的认为是教育产业化，有的认为是大学体制问题，还有的人从大学理念、官本位和左倾冒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应当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也确有某些参考的价值。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尚没有看到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分析的，如果不刨根溯源，即使其他因素消除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教育上的问题。我所说的思想根源，就是“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它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惯式，不仅根深蒂固，而且陈陈相因，几乎渗透到一切方面。因此，只有转变了国人的思维模式，不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上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消除在诸如经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痼疾。
（一）
乍看起来，“高大全”似乎是一个人名，但它不是人，而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已经似乎已成了一种思维惯式。
什么叫思维惯式？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惯”字，“惯”即习惯之意。所谓惯式思维，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日本哲学家三本清（1897—1945）在谈到习惯时说：“一般以为习惯是同样行为的反复所造成的。”⑴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受着社会形态、群体生活方式、文字、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三本清甚至认为，“可以说东方的传统文化是习惯文化。就如习惯是自然一样，东方文化的基础中存在的也是某种自然。”习惯是非纯粹的精神形式，它们是在人们思考和行事的时候表现出来。
一般说来，惯式思维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定势型，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脑子不转弯”。这种思维方法是从事发明创造最忌讳的，因为他们总是见怪不怪，把现存的一切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想要去改变它们。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当面对多种并存复杂的事物时，不注意多种纵向线索之间的互相关系，往往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条线索进行精心处理，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的选择。
第二是趋同型，也即随大流的思维方法。总体上，我国不少人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毛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思维习惯。为什么我国经济或教育建设中出现重复建设，为什么我国常常出现“热点”，如下海热、出国热、考研热、从政热……这些都是趋同思维导致的结果。
第三是形而上学型，即只图表面而不注重实质的思维方法。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容易走极端，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只看形式不注重实质，只图表面不顾内容。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一种省心的懒汉思想，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抹杀事物的个性，用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的思维看问题，从而抹杀了人们的创造性。
东西方各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历史进程、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等，他们的思维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与归纳，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思维方法上至少有三点不同：中国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也有人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夸新知，也许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的原因。
为什么“高、大、全”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自古到今，无论是官员或是老百姓，也无论是商人或是科学研究人员，他们崇尚“高、大、全”，我们只要打开媒体看一看，冠以“高、大、全”或变相的最、快、多等词句，简直是满天飞。既然“高、大、全”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行事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
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1933—）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读后感慨颇多。⑷作为一个日本人，居然通过中国近代小说，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我们至少应当感到愧疚，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由我国学者写出有一定力度的这类著作。在书中，她罗列了中国人思维上的弱点，如缺少立体思维、缺少好奇心、缺少虚幻思想、缺乏游戏意思、缺乏幽默感等。她毫不隐讳地指出：“历史上所谓的中华‘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这种阻碍渗透到小说中，使周游异国的故事变得无聊乏味。”她进而说道：“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的鲁莽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触摸的领域中……”。她的分析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而且也指出我国国民当今仍然缺少创造性思维的根源。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说：“但是假如个人的单独的习惯其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共有的联合的习惯，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⑵对此，列宁也深有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⑶因此，如果人的习惯一旦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它的破坏作用就是十分巨大的，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这种惯式思维模式所造成的。
（二）
在惯式思维模式中，“高”居于首位，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速度、高指标、高跨越等，以及在办学过程中为数不少人所追求的“高级”（级别）、“高攀”、（高攀名校）“高峰”（高峰论坛）、“高规格”（建筑和装修）、“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等等。然而，却偏偏忘记了高质量（教学）、高素质（人才）高标准（论文）、高难度（科学研究），而舍弃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只能导致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和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
近10年的大学扩招，最明显不过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高速度、高指标的指导思想。自1999年开始，我国大学开始以超常的速度扩招，当年高校招生160万人，比上一年净增加52万人，增幅速度高达48％，相当于新建了52所万人大学。这是典型的冒进，是1958年教育大跃进在新形式下的翻版。问题是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增速为19．2％，头7年的增速为25．3％。与此同时，研究生的招生也急剧增加，自200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为23．06％，最高年份增速为46．2％。
据国家教育部网站消息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是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又没有现代工业基础，在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50到100年需要走的道路，这不是冒进又是什么呢？在师资、设备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怎样能够保证教育的质量呢？可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竟然说，10年扩招没有方向问题，但是政府投入不足严重的制约了教学质量。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风严重浮夸、教学评估弄虚作假，这不是方向问题，那还有什么是方向问题呢？
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是不可以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但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可是，我国在扩大招生问题上，既违反了经济的规律又违反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具体执行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重点大学本是肩负提高的任务，完全不应该扩招，但也下达高指标的扩招计划，以至于造成了师资、设备、图书馆、宿舍、运动场所等严重紧张的局面。
为什么历时10年的扩招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地推行呢？除了跟风的同向思维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因为扩招会给大学带来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学费收入。
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例外，该校10年不扩招，每年招生的数字是1860人，它被认为是一个恒数。在全国大合并、大扩招和搞大而全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大学是个另类，他们不跟风、不合并、不扩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独立精神，还愁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和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吗？
（三）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对“好大狂”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好大狂’也受到了攻击。‘大就是好’的鼓吹者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小就是漂亮’鼓吹者的非难。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一本《小就是漂亮》为题的书，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极有影响的畅销书。”⑸
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树立了“小就是好”的生产、消费理念和审美观点，而抛弃了“好大狂”的思维方法。可是，我国虽然初步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初期阶段，抱着“大就是好”的老观念不放。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大”情有独钟，它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里。例如，讲朝代要加上“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街道要命名为大街、大道；楼房要叫“大厦”、“大楼”；破旧立新要叫“大破大立”；整风远动叫“大鸣大放”；形容有智慧的人叫“大智大勇”；结婚叫“大婚”，出自传叫“大传”；有关“大开发、大跨越、大发展”的标题，在各种媒体上屡见不鲜。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也是高喊“大上海”、“大武汉”、“大西北”、“大都市”。1990年提出了国际化，于是就有47个城市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是明显的浮夸，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也只有一两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怎么可能建成这么多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呢？⑹近年大兴“论坛”和“讲坛”之风，但觉得不过瘾，又纷纷推出了各种“高峰论坛”、“百家大讲坛”、“世纪大讲坛”、“和谐社会发展大讲坛”、“健康大讲坛”、“长江美联大讲坛”等。甚至连月饼、保健品包装盒越来越大，书刊的版本也越来越大，街心花园和草坪也越来越大。每思及此，我都感到心痛，国人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呀！
同样地，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上“好大狂”的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92年开始的大学改名、升格和合并浪潮，就是“好大狂”典型的表现。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0年，历时8年进行大学的大调整、大合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部委参与了这次合并远动，全国900多所大学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大学合并始于1992年，把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目的是要挤进“211工程”，打造全国的名校。接着，1998年把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从而掀起了全国大学合并的浪潮，2000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似乎已经造成了一种舆论：“合并则兴，不合并则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面，强行进行合并，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并。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高校大合并的指导思想是值得怀疑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所谓的实现“强强”联合，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很多被合并的大学并不是重点大学，甚至把一些专科学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合并进来，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相反地，真正的重点大学并没有实现合并，所以很显然合并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大”，而并非是“强”。
合并指导思想之二是建设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校的规模没有线性关系。大并不意味着强，这是人所共知的浅显道理，为什么国家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就不明白呢？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好大狂”。
指导思想之三是中国大学多了，不便管理，所以需要调整、合并，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真的中国大学多了吗?结论是否定的。美国只有2．81亿人，有4000所大学，而13亿人口的中国只有1900所大学，怎么能说我国大学多了呢？到底是分散超大型大学好管理拟或是小型大学好管理，道理也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
我们不妨看一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吉林大学是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解放军军需大学等6所大学合并的，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分散在6个校区、9个校园，占地661万平方米，在校学生7万多人，堪为全国第一。白求恩医科大学是一所既有特色又有纪念意义的大学，为什么把她取消？当地群众讽刺地说，要找长春市就到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找。更为荒唐的是在遥远的珠海，建立一个分校，占地居然达到330万平方米，这到底是办教育还是搞创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水平和效益到底是提高呢抑或是降低了呢？事实事实胜于雄辩，除了规模居全国第一以外，剩下的恐怕就是30亿的高额债务了。
另一个例子是贵州大学，她是经过几次合并，最后由6所大专学校合并的，其中专科和干部管理培训机构就占了4所。合并后的贵州大学，有24个学院、101个专业，在校本科生为45000多人，研究生3030人，一下子进入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列。据说，合并后顺利地进入了“211工程”，如果不合并就进不了。这是典型的拉郎配，是纯粹“好大狂”的表现，明显的是以功利主义推动大学的合并。
对于这场大学改名与合并，舆论纷纷，反对者亦众。但是，当政者置群众的舆论于不顾，完全由上而下，由长官意志拍板决定。为了指导大学的改名与合并，国家教育部制定了大学改名的7个必备条件，规定学生在8000人以上，正教授在100人以上，硕士点需要10个以上，必须具备3大门类学科，等等。正是在这种“求大”的指导原则下，掀起了大学改名的浪潮，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各大学追求大、求多的风气。
目前，专科学校都改成学院，而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而大学的名称是一改再改。纵观这场改名与合并的浪潮，反映出了“求大”的普遍规律：一是地名越改越大，如由城市、省名、大区（如华东、中南、西南等）直到冠以“中国”才罢休；二是学科内容涵盖越广越好，如原来的工学院改为理工大学，后又改为科技大学；三是原来的化工、煤矿、石油等学院，也都改成“工程大学”了。
随着大学的改名，大学中的系也水涨船高，统统地升格为学院了，如数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物理—物理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环境资源学院、中文系——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学院（也有改为旅游学院）、经济系—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信息情报学院、政治学系——行政公共关系学院、哲学系——哲学学院、新闻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一而足。
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改名与合并远动，是世界从没有的先例，完全是违背科学和教育规律的。如果按照中国教育官员的逻辑，那么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巴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巴黎行政管理学校等，早就应该改名了，但他们却坚持不改名。可是，这些学校，有的是拥有“媒体实验室”的发明创造的摇篮，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户，有的却囊括了世界最多的菲尔兹奖（7人），有的培养了多名总统。然而，即使中国拥有再多的“航母型”的大学，与包括上述那些大学在内的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从与国外大学办学思想的对比看出，中国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严重，“好大狂”的思想又是何等的狂热啊！
与大学合并的同时，国内又掀起了一股“人为造城”的运动。自1999年北京外企投资建设廊坊东方大学城奠基开始，又拉开了大建大学城远动的序幕。⑺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03年12月，全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学城共有54座，占用耕地1646万亩，占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65．6％。这股人为的“造城运动”有以下上个特点：
第一，相互攀比，规模越来越大。最初，上海松江大学城只有几平方公里，可是后来大学城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是17平方公里，二期工程又扩大到43平方公里；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占地50平方公里，陕西西部大学城占地400公顷，辽宁大学城占地543公顷，而重庆和江南大学城占地居然达到5万平方公里。据说，南京市的大学城的规模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严重的供大于需。
第二，追求时髦，越来越洋气。一些大学城中建设了度假村、娱乐设施，东方大学城中居然建了占地6640平方米的高尔夫球场。
第三，上行下效，中等城市也建大学城。例如人口不到200万人的郑州，仅有20多所大学，规划要建4座大学城。其他的还有：甘肃渝中大学城占地18——24平方公里，无锡大学城占地10平方公里，常州、泰州、大庆等也都争先恐后地建设大学城。
值得指出的是，“大学城”这个名称是从国外舶的，但我国对大学城的理解的片面的，建设大学城的方向是错误的。国外的大学城是历史逐渐形成的，是围绕着大学自然形成的为学校服务的社区。我国大学城是人为建造的，是政府与开发商联手促成的，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政府是为了炫耀政绩。所以，群众讽刺说，大学城中没有大学，大学城不是为学生服务的，像这样的大学城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四）
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求全是其中之一。成语“十全十美”，是形容事物完美无缺，把它作为人们追求理想的目标，当然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任何完美无缺的事物是没有的。同样地，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中，盲目追求“高”和“大”是是不可取的，而求全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近10年高等教育大发展中，一股追赶时髦和贪大求全之风盛极一时，又掀起了一股“大办文科的远动”。⑻例如，关于发展法学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文革以前，我国大学中只有6个法律系。可是，在恢复和发展法学教育时，又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情况，不仅普通综合大学、工科大学统统建立了法学院，而且师范大学、农业大学、海洋大学以及各民办大学，也都建立了法学院。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600多所法学院（系），培养的毕业生严重过剩，大约只有30％的毕业生能够就业。这是贪大求全思想造成的。有人讽刺说，全国砍掉60％的法学院，也不会影响法学教育的生态平衡。
再一个例子是生命科学学院，这是在“21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口号的导向下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其实，所谓的生命科学学院，绝大多数都是由原来大学中的生物系升格而建立的，现在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涵盖极其广泛，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病毒、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农业、医学、人体科学、古人类学等。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各大学里的生命科学学院绝大多数都名不副实，充其量只是挂一漏万而已。目前，不仅普通大学都建立了生命科学学院，甚至出现了“院中院”的现象，如九江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沂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佛山科技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中国计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其实，这些所谓的生命科学学院多是由师专或中专升格而建立的，如果由他们来培养生命科学的人才，那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
在大学办学的过程中，求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表现之一是，什么是热门就上什么专业，如随着开放，为了迎合人们出国的心理，又出现了大办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财会等专业的热潮。表现之二是，什么时髦就办什么专业，如WTO（World Trande Organization）学院、国际软件学院、艺术学院、城市学院、边界学院等。表现之三是，什么吃香就上什么专业，如艺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时很吃香，于是不少大学争先恐后地上这些系科，甚至连一个艺术教授也没有，也要办艺术系，这是求全的思想作怪。
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建设研究型和一流水平的大学，并不要求规模大和学科齐全。在这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堪为一个成功的典范。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man）是该校建校260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她认为：“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我认为，小就是一种美！”⑼令人难于想象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居然没有被认为最热门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正是他们独特性的表现。对此，蒂尔曼认为：“不设这三大学院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
我相信，国外这些大学的经验，我国大学的校长们不可能不知道，“小而精”的道理也不是不懂。但是，为什么还要追求“高、大、全”呢？这充分的说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对他们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已经深深陷入到了传统的“高、大、全”的思维模式而不能自拔的地步！
（五）
中国传统的“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要转变这种思维模式，就必须要剖析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采取必要的和坚决有力的措施。那么，产生“高、大、全”的思维模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通过学习与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认识的原因。一般认为，人类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逻辑分析为代表的言传认识，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发达，故言传认识论较强；东方人直觉领悟源远，故会意认识论较强。刘仲林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潜含着这个民族思维的全部奥秘。谈到中华传统思维，我们不能不谈及中华的语言，特别是汉字。”⑽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对华夏民族的智慧与思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整体上说，中华传统思维可以称为“象思维”，或“意象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受《周易》影响很大，意象思维不仅是贯穿于《周易》思维的主线，也是贯穿于中华思维的主线。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从形式上用相似、象征的手段进行思维的一种方式，这就很容易演变成为“高、大、全”的思维模式。本来，长于”象思维“的民族，其想象力很丰富，应当富有创造精神。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文化，就形同“三道紧箍咒”，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从而失去了由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的活力，同时也丧失了创造精神。
其次是体制的原因。我国近代大学起源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期间，是在“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下从西方舶来的，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集权统治之下。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使公办大学成为独霸的一统天下，教育集权的体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目前，我国教育依然是“大一统”的领导体制，它的特点是：教育领导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了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大权。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政出一门”，剥夺了大学本来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权。实际上，这种集权教育体制是与国家的集权政治体制相一致的，它们相辅相成。
十分可怕的是，一旦教育主管领导部门的决策错了，那么各级学校都会跟着犯错误。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主管部门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例如，大学合并、学院升格、大学改名、系升格为学院、大学扩招、兴建大学城、教学假评估、特聘教授假引进，以及用计划经济指导思想制定的许多“教育工程”，没有一项不是出自教育主管部门，或是由他批准和倡导的。在官本位盛行的情况下，如果领导部门不转变观念，这些错误是很难纠正的，甚至会用新的错误来掩盖旧的错误。这就从反面说明，教育当局必须尽快彻底放权，实行大学独立自主，即使大学自己决策有了失误，他们不难进行自我调整和纠正。
再次是文化的原因。在我国历史上，“高、大、全”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帝王或是圣贤、领袖人物、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象征。由于受文学作品的熏陶，大多数人都有追寻圣人的足迹，立志做一个完人的愿望。于是，在国人的心目中，圣明都是完人，如孔圣人、孟贤人、诸葛孔明、关圣人、神医华佗，等等。在这种视野之下，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扭曲，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这是一种简单化、程式化的思维方式，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的。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高、大、全”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循旧性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种表现，它是通过陈陈相因、代代相传沉淀而形成的，根深蒂固。“高、大、全”是传统思维中的三种表现，它们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你中有我，而我走有你，相互影响，并由它们衍生出其他种种表现。由于惯性的作用，要克服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必须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趁他们思维尚没有定势以前，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的个性，训练他们的创造思维方法，并把这一教育原则贯穿到各各级各类学校中。唯有如此，才能开发我中华民族本具有的创造潜力！
参考文献：
⑴〔日〕三木清著，张勤、张静萱译．《人生探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0页。
⑵〔英〕培根著，水同天译．《培根论说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3月第1版，第145页。
⑶《列宁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⑷〔日〕中野美代子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9页。
⑸〔美〕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3月第1版，第332页。
⑹朱文轶．多大的城市？标准之争。《三联生活周刊》（J），2006（29），32页。
⑺程方平等．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科研与决策》（J），2004（21），总169期。
⑻许纪霖：反思高校的‘大办文科运动’，《中国新闻周刊》，2004（6）。
⑼唐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专访，《环球时报》（N），2006-04-11.
⑽刘仲林著：《新思维》，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87页。

[舞动的双手]

从照片看是我们的老校长刘道玉，高校教育改革的先锋，为顽固保守派所不容，六四后被借机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