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背后故事

围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一直有争论。一方认为是有人在幕后策划的，是个阴谋；另一方认为，是群众受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它的出笼，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还是仅仅被利用？陈伯达、康生这样的角色，何以成为凌驾于党的机构之上的“文革”干将？六七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余焕椿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给一位“文革”后期出生的年轻人的书信中，他翔实地叙述了“文革”中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始末。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其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当天，北大校园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的很快占了上风，有的甚至指责聂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很快，按观点不同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疑虑重重，对于毛泽东是否能够容忍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心里完全没底。为了避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群众串联，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呀。”隔了一会儿，陈伯达又打电话说：“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李雪峰为什么不答应？那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成定局，但还没有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要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非中央说话不可。与其说他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如说他根本不敢不推辞。陈伯达急了，第三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不松口，还是不肯答应。陈伯达说：“那我们一块儿去！”陈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不敢推辞了。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打电话，还是要他去北大。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却变卦了，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李雪峰虽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再变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会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二康生一边压北京方面去北大平息事态，一边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不知是真担心如果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还是有意煽风点火。6月1日，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天，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毛泽东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据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中说，这天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社。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等，集体起草对大字报的评论。接着说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报社。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本报评论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公布和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学生们愤怒地喊道，“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被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局面混乱，一发不可收。三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1966年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四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且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许多当事人还健在，但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比如，对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下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三说，即是以上朱悦鹏的叙述。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当时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他是当事人说的自然无可争议了。这三种说法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聂元梓的大字报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第一张大字报是民间意志还是被遮蔽了的官方意志？争论至今仍未休止。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歧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一则因为，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二则“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