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支持政改 《炎黄春秋》力挺胡温

中共元老支持政治改革，并在《炎黄春秋》杂志中探索新的理论，今春不顾压力发表谢韬呼吁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发六四以后第一次心平气和的理论争论，引发社会巨大思想浪潮。虽然教条左派举行多次理论批判会，但中南海指示“不要批判”。《炎黄春秋》成为十七大前的理论前沿阵地。
中共十七大今年九月在北京举行，当下一大批中共元老顶著阵阵逆风，坚守理论阵地，展示支持胡锦涛、温家宝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
中共思潮论争已现高潮，政界学界思想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日趋白热化。这一态势被认为是十七大前的必然现象。在中共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发表意见，影响中南海决策层的理念，成为中国政界、学界人士的主动选择。
争论是由发表在北京《炎黄春秋》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的，作者谢韬是解放前《新华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这场争论被视为二十九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争论以来，中共又一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论争，是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一场前哨战。谢文发表后，传统教条左派至少举行了六次批判会。包装朴实得有点“土”味的《炎黄春秋》，却由此引起社会关注。
这本创刊了十六年的月刊，顾问、特邀编委、社长乃至大批作者，都是中共政界军界学界文化界的老人。他们不讳言现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呐喊，为中南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扫清障碍。《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说：“我们盼望十七大政治报告能把这些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出科学总结，将胡锦涛、温家?等中央领导人最近两三年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提法、口号、概念、框架、做法，写进政治报告里，把它们变成全党合法公认的共识。”
大批老干部支援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的《炎黄春秋》，长期来曾先后得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将军、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人的扶持。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生于一九零八年，是目前唯一在世的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也是目前在世的开国上将中唯一参加过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唯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将军、唯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军团长职务与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将军。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也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一九九一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创办《炎黄春秋》。《炎黄春秋》主要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萧克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
《炎黄春秋》的顾问、编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的部长和部级领导。用《炎黄春秋》的话说，“网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原来的大部分部长”，其中有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原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原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原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原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原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原新华社副社长冯健、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等。
《炎黄春秋》屡屡发表说了真话而引发社会巨大思想冲撞的文章，至今没有被当局“收拾”，这在中国无疑是新闻出版领域的奇迹。一位《炎黄春秋》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优势是：一是杂志社主要人员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在政治上的“度”掌握得较好；二是读者相当特殊，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中宣部如果采取过分措施，那几万读者是不会答应的，这会酿成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三是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的部长和部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可不容易，需要掂一掂分量；四是杂志社自负盈亏，不要当局一分钱，没有编制，如实纳税，当局也就控制不了他们。
中南海表示不要批判
《炎黄春秋》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亚洲周刊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期，曾发表对谢韬独家采访谈话。谢韬认为，“我们要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他说：“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说：“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谢韬认为：恩格斯在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最后的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谢韬认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于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迈出关键一步，标志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文章发表后，中南海和中宣部至今没有一个责备的字，新闻出版总署也未给编辑部打电话干涉。据悉，发表谢文的时机是作了精心考量的。一月刚发生章诒和等人禁书事件，而后当局对外国传媒采访奥运采取开放措施，三月是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十七大在即，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是恰当的。文章刊登后有人向中南海高层告状，但高层领导没有表态。亚洲周刊最近获悉，中南海高层表示，不要转载，不要扩散，也不要批判。
批判声四起
谢韬的檄文却引发激烈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谢韬是否篡改了恩格斯的原意，否定暴力革命，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是否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是在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还是在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如果说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改革开放，那么这次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将决定中共未来的执政理念。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已先后举行至少六次批判会。三月十二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思想家论坛——国家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一百四五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一天会议，原讨论电视片《大国崛起》，上午发言者有两三人点了谢韬名字和他的文章，下午会议发言者竟几乎都在批判谢韬文章。
三月十七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大江书社，在上海共同举办“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与会者数十人。同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和多所高校在杭州举行会议，与会者三四十人，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四月一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和“毛泽东旗帜”网站一百一十多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批驳谢韬的研讨会。四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南京高校四十人、五月中旬湖北武汉学者数十人也分别举行批判谢韬文章的会议。五月十九、二十日，第二届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二百多人，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两天的会议不同话题大都涉及谢韬事件。
《求是》杂志前总编辑、经济理论学家有林说：“谢韬的这篇文章挖了共产主义的祖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雄丞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蔓延不可低估，其危害性也不可低估。这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长盛说：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有关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但绝不能由此认为，社会民主党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充其量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性质相同，都可以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更危险。在中国，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化多数人不会赞同，但讲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人就分不清是非了……决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光明日报》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徐理”的文章《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也评论
《人民日报》五月十日以答读者问方式，用词纾缓替读者解惑，否定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重申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绝不走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路。四月十九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了观点对立的两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的《对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的再思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华的《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四月二十六日，《社会科学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钟哲明的《正确理解晚年恩格斯》。
《炎黄春秋》发表了谢韬的文章后，收到的有关这篇文章的读者来稿中，本专业的学者高调批判的有二成多，专业学者高调支持的也有二成多，半成是持中间立场的，非本专业的普通读者支持的达五成多。支持者以五六十岁以上为主体。《炎黄春秋》发表了谢韬文章后，继续推动这场争论。今年第四期发表了江平的《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章说，探讨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个制度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富民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社会层面，各阶层应该是大体公平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三是政治层面，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
《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了人民出版社前社长张惠卿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即将出版的今年六月号，发表杜润生的《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现象》、谢韬、辛子林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与中国改革》。正如《炎黄春秋》副社长、《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说，能争论就是民主的表现，希望这种争论能更冷静，更深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