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场灾难在劫难逃──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2） (图)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永毅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为了从“凡是派”手里夺权，先抢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说，这是实用主义的政治伎俩。但是今天用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倒是一句大实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对林彪的评价，是会议的第二个兴奋点。不少与会者说林彪并非热衷权力，野心勃勃，而是毛泽东把他拉进了权力的中心，推向了死亡的道路。曾与林立果在空军同事、今年68岁的陈昭先生说，林彪的家根本不像一个副统帅的指挥所，而是垂着厚厚的窗帘，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说，林彪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就连政治局的会议都让叶群去参加，他还说一位高级将领曾说，林彪是老帅中坏事做得最少的人。

维权人士郭飞雄。
　　郭飞雄分析了林彪的政治倾向，他认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追随毛泽东整治彭德怀的，主要是刘少奇等党内高官。而林彪朱德等是想保彭德怀的。林彪说，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别想逞英雄。这与朱德说，大家原本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异曲同工。言外之意，都是明里批评彭德怀，暗是劝说毛泽东。而彭德怀在文革时期的被关押之中，也曾预料到林彪会遭到毛泽东的整肃。他发言之后，有人递纸条，询问郭飞雄所引用的史料是否可靠。郭飞雄回答说，那都是有案可稽的，来自中国官方出版的史书和回忆录。
　　最后一轮发言中，李□提出了对林彪的重新评价。他说毛泽东的党斗人民、人民斗党的游戏，最后是被林家父子生命的代价中止的，他们被迫向毛泽东英勇亮剑，上演了一幕现代刺秦；虽然没能击败毛泽东的权力，却刺穿了毛泽东的神话。李□建议说，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为林家父子建立一座剑碑，在碑上刻上《“571”工程纪要》，让人们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文革是怎么被打断的，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从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中清醒过来的。
宗教情怀和文化批判
　　研讨会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把会议推向高潮。图书馆的会议厅里，坐满了听众。除了会议代表，还有许多旁听者。不少人是冲着大前天在白宫被美国总统接见过的余杰、王怡而来，围着他们徴求签名。
    最后一天大会发言，主席台左起：主持者、多维总编何频，基督徒、独立作家王怡、余杰，《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然而，余杰和王怡的大会发言，却在会议代表和其他听众中引起了议论。他们二位以基督教徒的身份，总结文革历史教训，讲说他们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看法。对此，有人认为，在学术会上，不宜布道。
　　这天下午的大会主持人何频，在开场白中指出，信息的扭曲、误解、误读造成分歧、对立，研究文革时要防止新的曲解。而迫害总是由一些自以为纯洁的人，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他们认为不纯洁的人。
　　王怡以布道自居。在他之前发言的余杰，对中国政治界、文化界过去对文革所作的历次反思，作了回顾和批评。余杰认为，以前的文革反思，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内，都缺乏精神上的高度，缺乏深刻的精神内容。余杰因此提出了基督教式的精神标高，并且强调，他们选择的乃是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非暴力方式，他们走的是和平抗争道路。
　　对此，胡平在台上插话，新一代的文化精英，不必把以前的努力一笔钩销。即便是具有基督精神的非暴力主义，也并非只有基督徒才倡导的。比如甘地就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甘地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中国的当代民运，一直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对非暴力的坚持，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任不寐提问。后排左起为：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美国迪金森大学东亚系教授周明朗和宾州盖迪斯堡大学教授司马黛兰。
　　隔天的大会发言中，任不寐也曾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发言，以《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为题，叙述了基督徒在中国受压迫的历史。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魏楚雄插话，指出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压制言论自由的中世纪时期。对此，李□在第二天的大会发言中指出，魏楚雄的插话，在理论上和历史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语境不对。因为任不寐的发言语境，是中国的基督徒家庭教会遭受压制的现实，并没有基督徒企图在中国建立宗教裁判所。针对余杰、王怡以基督徒身份的大会发言，李□说，他虽然也是个有神论者，但他的神明是在冥冥之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是可以通过静心来交流的。
　　会议结束之后，在旅馆的大堂里，余杰、王怡、封从德和李□等人，又围绕着宗教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李□认为与上帝交流的方式有很多，条条道路通罗马。余杰认为，通向上帝的道路，犹如父亲。只能有一个父亲，不可能有许多个父亲。对宗教颇有研究的封从德，随即对余杰说，这就是他无法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封从德也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走向上帝的方式有多种。
因为佛教没有上帝。与此相反，封从德以自己研究孔庙的心得，认定儒家是宗教。余杰则不认为儒家具有宗教性质，李□也这么认为，李□认为儒家是世俗的话语权力和伦理道德。
　　如何协调自己的宗教立场和文化批判，可能成为余杰、王怡和任不寐他们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在大会发言中，李□认为，宽容远比忍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上，不乏忍受者，但很少宽容者。无论是文化批判，还是政治抗争，宽容都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标记。

　　在特拉华州立大学任教的程映红，告诉李□说，对于在美国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说，李□的发言及其思维方式，跳跃性很大。不过，彼此没有来得及就此进入深入的讨论。那样的讨论最后也有可能会归结到宗教信仰和文化批判上去。由于发言的时间关系，李□本人也没能来得及细说有关文革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即思想、话语，必须和政治权力分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所以最后会演化出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就基于哲学家、思想家治国的柏拉图主义。
文革似乎还没有结束
　　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还陈列了一系列具有博物馆价值的摄影和收藏。来自深圳的朱健国把一张纪录了广东地区的一些私人文革博物馆的CD，在会上放映。而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66岁的李振盛，展示了他的文革摄影作品。看着这些残酷斗争的文革实录，与会的人们感慨万千。
　　为此，新闻学者焦国标说，文革似乎还没有结束。但是，更多的与会听众担忧，中国的未来还会不会再发生“文革”和“造反”？显然，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稳定；而人民没有自由尊严，就不会有公正稳定，看来中国的道路还漫长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