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女儿:《好大一棵树》原是为纪念父亲而作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由他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即将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本书以女儿的视角，翔实地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作品蕴积多年，和泪而成，饱含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的无尽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 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转入北京医院全面会诊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1.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2.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3.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7时53分,父亲走了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好大一棵树》为他而唱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诗人公刘在杭州赋诗《哭胡耀邦》：“您爱人民，／把它看做一块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岖，／留下了战栗的温煦……”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这间小小的灵堂，不仅走进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领导同志以及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李洪林、红线女等文艺、科技、教育、理论、新闻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还走进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之后才宽慰地对记者说：“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哭诉着：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