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错误成堆，文学方式论外交可休矣

逻辑错误成堆，文学方式论外交可休矣 2003.08.24首发于万维读者天下论坛 “对日新思维”近日甚嚣尘土。南海之子拜读了三位亲日派代表人物——马立诚、殷时弘、和小国寡民鼓吹“对日新思维”[1] 的大作，不禁感慨“文人误国”确不为过。此三人的议论性文章逻辑混乱，前后矛盾。最惨的是“小国寡民”的“大作”，根本毫无逻辑可言。他们如果学习卫惠或者棉棉去写写一点煽情的文字，或许还能赢得一点掌声，可是他们却用写文学作品的方式来写政论性作品，未免让人觉得是不是时空错位或者精神错乱。 评价外交关系，通常应考虑“国家利益”。丘吉尔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国际外交赤裸裸的现实。人和人之间还可以有心灵相通、思想默契、志趣相投的朋友，即所谓的“君子之交”。国与国之间却很少有这种“君子之交”，而是奉行“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的现实主义原则。尽管现实主义的外交也需要包装上美丽的道德外衣，以减少推行时的阻力，不过其内核还是“利益”两个字。 遗憾的是，马立诚 [1] 整篇文章当中几乎看不到“国家利益”四个字，而是充满了道德说教，例如“非暴力准则”、“反对舆论暴政”、“避免泯灭人类公义”、“信任邻国”、“尊重个人行为”、“摒弃小农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有害”、“宽恕和容忍”。这可不是正经的论述外交政策的文章，倒象是散文或者随笔什么的。当然马立诚可以说外交除了讲究“利益”，还要讲究“道义”。 可是，既然马立诚想“道义论外交”，就应该完整把人类所共同推崇的价值观和道义一起列出来，而不要只列出一部分。如果把马立诚提的道义原则和中日关系割裂来看，每一条似乎很有道理，不少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一贯推崇的。但是“尊重历史”、“国家和个人都应诚信为本”、“民为重君为轻”难道不是人类所共同推崇的道义准则吗？马立诚为何要人民抛弃这些道义准则而去追求马立诚所提倡的道义准则呢？可见文学方式论外交第一可笑之处是：没有一个整体的逻辑框架，全文就象是用鹿皮狗皮牛皮拼凑起来的大衣。 文学方式论外交的第二个可笑之处是：使用双重标准，结果导致前后矛盾、逻辑错乱。马立诚用了很多道义准则来评判中国民众的行为，得到“中国民众不过是一群无理性‘群氓’”的结论。那么马立诚有没有使用相同的准则去评判日本民众的行为？马立诚自己说，日本民众一看到中国人搬到自己的社区就相互警告“赶快搬走，中国人来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恐惧，过分鼓吹“中国威胁论”。按照马立诚自己列出来的道义准则，难道日本民众就不是“非理性的‘群氓’”？马立诚认为日本只有“一小撮”右派，不足介意，那难道支持对日本开战、赞扬对赵薇泼粪的中国民众就是“一大撮”了吗？马立诚认为赵薇穿什么衣服，姜文是不是参拜靖国神社，都是“个人行为”，应予以尊重，那么马立诚为何又大肆批判贴出“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店家，难道这就不是“个人行为”，就不应尊重了吗？马立诚说鼓吹民族主义的书籍都是“缺乏良知”的表现，那么他自己主张的“忘掉历史”又不知道能体现出什么“良知”？ 文学方式论外交的第三个可笑之处是：论证无力，论据和论点毫无关系，缺乏逻辑感。马立诚认为，日本已经是和平主义盛行的国家，不愿也无法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经济对日本逐渐构成威胁，导致日本人普遍害怕中国；日本给中国很多金援，所以应该提倡“新思维”。南海之子看不出他的论据和“新思维”有什么联系，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显然并不是因为日本还有野心对中国发动战争，也不是因为日本不够害怕中国，更不是嫌日本金援不够多，而是对日本公然撒谎并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感到厌恶和反感。马立诚的逻辑推理等于说一个人的手、脚、身都健康，就不应该有头疼了。这类逻辑错误在文中比比皆是，例如他拿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日关系相提并论，可这根本是两回事。中日关系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滑坡，却不见双方经贸往来减少，可见外交关系好坏对双方贸易并无实质影响。通过改善外交来提高经贸关系无疑是痴人说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关系比以前够改善了，也不见中俄贸易往来比中日贸易更紧密。马立诚举欧洲共同体的例子和中日两国根本没有可比性，欧洲现在能够结成这么紧密的共同体，关键在于德国对战争做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已经清算了历史负债，而中日之间根本没有这种和法德关系相同的前提。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马立诚以卫道士的嘴脸宣扬了一大堆道义原则，到头来却呼吁大家为了经济利益去放弃道义。婊子立牌坊也没这么无耻的，马立诚真应该去东京的六本木（日本最著名红灯区）学学那里的性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不要收了钱还不想做。 总之，马立诚根本不是在写议论文，通篇既没有完整的逻辑架构，也没有严格的逻辑论证，充其量也是篇访日心得或者随笔而已，根本不是严肃探讨外交关系的文章。马立诚实在是没必要把自己的亲日心情拔高到国家政策的层次，用一些跟中日关系要害八杆子打不到的琐事来欺骗读者、误导国民。 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2] 就远远比马立诚专业得多，这次时的论述在逻辑推理上就比马立诚文有整体感，他的逻辑大框架是：1、改善中日关系可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2、应该使用5种不同方式来改善中日关系：搁置历史问题、提升对日贸易额、默认日本军队现代化、接受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体来看，时殷弘不象马立诚那样鼓吹道德原则，而是把“对日新思维”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对马文的不足进行了补充。 但是遗憾的是，时殷弘在具体的论证过程当中逻辑错误不断，导致全文几乎毫无说服力。显然想站在国家利益角度论证“对日新思维”，就要花大笔墨来论述“对日新思维”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可是看看时殷弘是怎么论述的吧，他认为1、中美日三角关系当中的“中美关系”难以改善；2、改善“中日关系”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3、所以中日关系改善可以达到迂回改善“中美关系”的效果。 时殷弘把“对日新思维有利于中国”分割成三个小结论，可惜他并未有力地论证这三个小结论，而是一笔带过，试图蒙混过关欺骗读者。稍加分析这些小结论，南海之子就找到一大堆逻辑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1、时文说中美关系回旋余地小且面临民间舆论压力，所以很难改善。那么使用同样的标准，难道中日关系的回旋余地很大且没有民间的舆论压力吗？这是第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2、时文说中日关系改善可以给美国压力，可是难道中国就不能改善中美关系来给日本施加压力？难道日本和美国就不能加强同盟关系来给中国施加压力？时殷弘未免把日本和美国想象得太弱智；3、中日关系改善是如何可以迂回改善中美关系的？时殷弘说：这可以促使美国朝“多反思、改善对华关系”方向发展。大家看到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了吗？反正南海之子看到这里不禁笑了出来，因为按照时殷弘的逻辑，中国如果大力改善和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阿富汗以及和中东恐怖分子的关系，更可以“促使美国反思并改善对华关系”，实在没有必要跑去和老仇敌小日本套近乎。 简而言之，时殷弘的“对日外交革命”论立足点和假设是：中国和日本都有共同利益，那就是反对和遏制美国。时殷弘教授这种论点实在是不值一驳，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到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实际上，美日同盟的立足点就是“遏制中俄两国”，在可预见的100年之内几乎不会改变，也代表了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则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防止日本成为东亚不稳定因素”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有政客曾叫嚣发展核武器，但是遭到中美联手的反对和封杀，这就证明了中美两国并非全然没有共同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当中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是三角形的长边，而中日关系是一个短边，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确实没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以美国一超独大的现实国际政治格局，中日联手遏制美国又能给中日两国带来什么好处？难道日本想进入联合国、想成为政治大国就可以无视美国的存在？难道中国想解决台湾问题就可以忽视美国因素？可见，在中日两国都需要依仗美国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为了反对和遏制美国而联手。 鉴于时殷弘教授鼓吹搁置历史问题，南海之子就在这里给这个历史盲时教授补一点历史常识：中俄两国在“遏制和反对美国”上比中日两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俄两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中日两国对美国的依赖更少，中俄两国国民的敌视程度远小于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敌视程度。可是中俄两国联手改善了中美关系吗？答案是“没有”。既然你中国可以利用俄国作为筹码向美国要价，难道俄国就不能利用你中国当筹码向美国要价？科索沃危机时，俄国大声反对美国出兵，本来中国在科索沃没什么国家利益，但是为了中俄同盟关系还是在道义上和舆论上予以支持。不料中国大使馆被美国炸掉之后，俄罗斯不吭一声，反而借此机会跑去和美国打得热乎。中国的左脸让美国扇了一记耳光，俄罗斯在右脸又加了一记。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瞅准时机大力讨好美国，把中国这个准盟国踢在一边，事先根本就未和中国商量对策，害怕中国跟它争风吃醋。就在本月举行的上海五国联合军演之前，俄罗斯还自行和中亚国家组织了一个军事组织搞了一次军演，并且和印度举行了联合海上军演。按照印度的说法，这是为了吓阻中国。其实90年代初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就象大老婆和小老婆争老爷一样，明明说好不理睬老爷的，不料老爷说“今晚去大太太房间”，大太太就一脚把二太太踢一边去了。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中俄结盟并未改善中美关系，反而引起美国的疑虑和警惕，并在1996年刻意怂恿台独兼黑金人物李登辉发飚，令台海关系急剧恶化，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幸亏中国被骗了几次终于清醒了很多，今年就没有挑头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否则还要当冤大头被别人当成筹码跑到美国那里邀功领赏。象俄罗斯这样和中国有这么多共同利益的国家尚且如此，真不敢想象没有多少共同利益的中日两国搞“中日友好”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多少正面效果。以史为镜，才能使人睿智和清醒，看清种种跳梁小丑。 既然时殷弘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中日关系改善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那么他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就成了垃圾。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看林治波 [3] 写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里面有对这些“改善中日关系”举措的批驳。 继林治波发文之后，网友“小国寡民” [4] 又发文《谁在背中日历史问题的包袱：质疑林治波》来批驳林治波。可惜这个“小国寡民”根本没有看懂林治波的文章就乱放炮，他对林治波的质疑根本就是虚假的，因为他对林治波的观点作了篡改——把“反对中国不顾一切交好日本”说成“支持中日对抗”。南海之子和林治波一样，是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放弃历史问题而去改善中日关系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南海之子反对中日关系改善，更不代表南海之子支持中日关系恶化。就比如南海之子不想和马立诚、时殷弘、“小国寡民”这样的人交朋友，难道说南海之子想和你们为敌吗？未免太神经过敏。“小国寡民”把反对马立诚、时殷弘的人一律扣上一个“中日对抗论”的帽子，不仅枉顾事实，也有文革手法之嫌。 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小国寡民”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很好解决、日本已经不再背负历史包袱、背负历史包袱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可是既然如此，岂不是证明“小国寡民”的偶像——马立诚、时殷弘的论调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们都是认为日本还没有把历史包袱甩掉的，所以才鼓动中国政府帮它甩。看来“小国寡民”不但没有认真读林治波的文章，连马立诚时殷弘的文章也没读过。“对日新思维”就是为了帮日本卸历史包袱的，如果这个历史包袱在中国身上，“对日新思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变成一个狗屁。我想马立诚时殷弘也不会支持“小国寡民”的论点的。 “小国寡民”的逻辑错误实在是太多了，要不是此人把他的胡言乱语到处乱贴，我也懒得帮他改逻辑错误。不妨举几例：1、时殷弘认为中日关系改善可以给美国压力从而促进中美关系，林治波则认为中国如果以此为目的和日本接近，将导致美国的敌意和警惕进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小国寡民”反驳说，1972年中日接近，怎么美国没有敌意呀？可是问题是，当时的中日接近并没有把美国当成共同目标来施压啊。可见“小国寡民”根本是没有读别人的原文就胡乱评论。“小国寡民”居然说中日接近促使美国从台湾撤军，这又是一个历史盲的见解。当时中美关系改善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的问题上有相互需要，跟中日接近毫无关系。2、把两件毫无关系的事情扯在一起，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经常出现在“小国寡民”的文章里面。例如他说：日本的形象在亚洲各国的心目当中好于中国，是因为中国有林治波这样争强好胜的人。这又是历史盲的见解，其实80年代中国的形象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中国曾经在东南亚输出红色革命，引发的内乱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跟林治波一点关系都没有。自从中国宣称奉行“对外五个基本原则”之后，中国的形象大大改善。说“日本形象好于中国”缺乏事实根据。3、“小国寡民”认为亚洲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深究历史问题，中国也不应该深究。不知道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应关中国什么事，其他亚洲国家都向日本要了赔偿，怎么中国没去要？“小国寡民”怎么不鼓励中国在这点学学其他亚洲国家？实际上亚洲国家并未象“小国寡民”想象的那样“不再深究历史问题”，只是“小国寡民”不知道真实情况而已。小泉2002年去马来西亚、印尼访问，有一大批人跑去抗议。中国媒体之所以不敢报道，是害怕中国的公众也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民众一样跑去抗议，给中国政府面子不好看。小泉造访靖国神社，整个亚洲的舆论都在猛烈抨击，“小国寡民”看看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的主要英文报刊就知道了。真实的情况是：整个东亚地区，只有中国是最不深究日本的历史问题的！不但中国官方压制民间抗议行动，连中国的媒体和舆论都在小泉造访靖国神社之后发点官样文章敷衍了事。南海之子认为，正因为中国处处不敢坚持道义力量，所以才无法凝聚民心民气，也让亚洲其他国家嗤之以鼻，把中国当成日本的二奶看待。“小国寡民”居然认为中国要拿出“大国气度”，这未免可笑了点，因为一个不敢坚持原则的国家根本谈不上“大国”两个字。美国的道义力量是“民主、自由、人权”，请问中国的道义力量是什么？如果是“经济利益”之类的东西，那么中国和妓女并无区别，不要怪别人不尊重你。日本年年都举行盛大的纪念广岛长崎核爆的活动，也没看见美国对此有何不满。反观中国，年年当低三下四的小媳妇，居然还有马立诚、时殷弘、“小国寡民”之流鼓吹中国的姿态还不够低。自作贱可以，不过不要以为其他中国人都和你们一样贱。4、“小国寡民”认为日本的右翼力量只是“一小撮”，中国人民无需在意，而应该“依靠日本人民”。可既然要“依靠日本人民”，为什么“小国寡民”之流还要叫“中国人民”抛弃历史呢？依靠“日本人民”不就可以了吗？实际上，日本国会顺利通过“有事三法案”，已经证明日本右翼根本不是“一小撮”，而已经控制了国会。中国官方媒体说成“一小撮右翼”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宣传手法而已。真正“一小撮”的是“极端右翼分子”，而日本政府和国会右倾化已经成为现实。“小国寡民”问中国跟日本政府签友好条约是不是“勾结日本右翼分子”，其实根本无需上纲上线。李登辉在台湾主政的时候，大陆跟他签了那么多文件，莫非能证明大陆“勾结台独分子”？“勾结”一词指的是“小国寡民”所提倡的中日友好论，和不冷不热的正常外交往来有本质的区别。 总之，亲日派的论调基本上毫无逻辑可言，且枉顾事实，处处表现出对历史的无知。“中日友好”作为一个感性的诉求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可是不适宜拿这种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性的外交政策层面上来。改善中日关系有无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不说，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亲日派能够不犯逻辑错误地告诉我们：抛弃历史包袱肯定可以改善中日关系。韩国对历史问题从不放松，不过韩日关系远远好于中日关系，不知道亲日派又是如何解释的。南海之子在此拜托各位亲日派最好回去恶补一下小学数学以后再来写议论文，千万不要继续犯愚蠢低级的逻辑错误。几个亲日派倒是难得的文学青年，写写文艺作品还可以，至于要用文学手法论外交，还是免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