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从这一页路过

未原

前言

“日子从这一页路过”，这是诗人柏桦在<<途中>>的开头一句。我把它借用了，作为我这几页旧日记的标题。

这几页日记都是记于我出国之前。当时写下来的时候，心情大概很是激动不平的。从那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类似的事情时有所闻。再翻到这些所谓的老账，心情已经激动不起来。我们的日子大概就是这么走着的，我所记的不过是途中极其平常的一两页。正如柏桦所说的：

…
一撞房子拆了
必要的杯子拿走了
每天都要发生一些事情
但我们仍然这样走着

(未原，记于2007年10月)

 

之一：91年9月1日，记于南京

为了打印一份3000字的会议论文，上午我持会议通知书和论文稿去学院办理打印事项，心中就预料着不会太顺利办成。 

到院办公室，向张老师问：“请问张老师，委印单(注：交给学校印刷厂的委托印刷论文通知单)还在您这里吗？”

张老师回答：“不在。现在委印单都由教务处管。”
我去教务处办公室。“请问，委印单在您这里吗？”
“不在，这里没有。”
转身回学院办公室。“张老师，教务处好像并没有委印单啊。”
张老师说：“事情是这样。这里的委印单都用完了，没有新的。新的应该由教务处管，他们也不去拿，没得人管。”
无奈。叹声气。怅然立于学院门口徘徊。算了，我一个学生，怎么可能要他们专门为我去拿呢？！

回宿舍路上，见到季同学。说此事，季说，现在打印论文都无须委印单了，但要写张申请让院长签字即可。季提醒我：“现在什么都要院长签字，否则不行。”我说：“那好，我找院长去。”

回宿舍，认真写好一份打印论文申请书。再骑车去学院，直接到院长办公室。
“刘老师，我有一份会议论文，要打印，没有委印单了，听说写个申请您签字就行了。”
刘副院长犹豫地接过我的会议通知书，看过，问：“会议论文？有多少字啊？3000字。怎么找我呢？用什么经费？研究生经费？这你要委印单就行了嘛。”
“刘老师，办公室委印单没有了。听说现在写个申请院长签字就行。”
“那这事找办公室啊。”
“办公室找过了，张老师说是现在转教务处管了，教务处说现在还没有转过去。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谁管，只好找您了。”
“那也不能什么都找我啊。这事你再找找科研处的小于吧，啊，找小于看看。”
“哦，谢谢您了。”
我转身出门，骑车回宿舍。我知道，小于不可能管我的会议论文打印之事。

我在会议通知书上大笔自签意见：“不去！”

之二：91年1月14日，记于南京

今天中午读了一份报纸，心中既愤懑又沉重得象压了一块铅石。

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一个被公安局安排当诱饵以捕获色狼的十二岁的小姑娘，竟然在几个民警的眼皮底下被流氓轮奸了！这小小姑娘是在家长陪同下到公安局报案的，说有人对她图谋不轨，约她第二天在某处等人来接。公安局第二天就让她带了七位民警，到约定的地点去抓人。时间到了却没有见有人来，民警们就等得不耐烦了，顾自到附近的小店去抽烟。等这七位民警抽完烟，聊完天，想起正在执行的任务回到那地点时，小姑娘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报刊文摘>>90年12月25日) 。

在这愤懑难受之中，我想到这个少女和她的家人，她们的将来。她和他们将来无疑将永远承受这一打击的痛苦，她会自卑，他们会自责，她和他们还将承受起社会上种种的，勾起她和他们痛苦回忆的同情，怜悯，嘲讽。她和他们将忍受着这种痛苦渡过一生。尤其是她，那本应该快快乐乐地长大，浪漫地恋爱，幸福地结婚的小姑娘，她还能快乐，还能浪漫，还能幸福么？

在这愤懑难受之中，我想到了那七位民警的将来。他们据说是因为失职而被收审了。他们会被判刑么？我想不会，中国似乎没有这样的先例；也许会，为的是平民心。究竟会怎样，我不得而知。可是我确信，他们不久就会和没有这事发生过一样。即使他们会被处分，被判刑，我相信他们会因此得到很多的同情，中国的习惯是这样，失职不是犯罪。流氓无疑是要受法律的惩罚的，但还得看他们有没有后台。也许那几个流氓正好是某某厅长，某某书记的儿子，若是，他们就不必担心，即使判上几年也不会受什么大苦，说不定第二年就提前释放出来了。可是，报纸上并没有说那些流氓是否已经被抓了。

在这愤懑难受之中，我也想到了那些民警的上司，那公安局的局长，那诱捕计划的设计者。他们有罪吗？他们尽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觉得自己无罪；他们的朋友，那些什么别的厅的厅长，别的什么局的局长们，他们也认为他们无罪；中国的习惯，中国特色的民众心理，也会认为他们无罪；他们既不是失职者，也不是轮奸者，他们当然无罪。或许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会感到心中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快(不是内疚)，因为这事终究不是值得宣扬报奖的光荣。他们也许会在什么文件中，在什么会议上，说一两句“作为领导，我们也有责任”之类的话，但是，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如此而已。他们尽可以继续在原职上做出一年比一年更大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贡献；他们尽可以继续享受着家庭、人生的快乐。他们觉得每天的生活是那么美好，这一切全靠了他们在辛勤地保卫着。

在这愤懑难受之中，我反问自己：这管你什么事？你愤什么？你懑什么？你何必难受？可这愤懑难受却不象一本书，你想要就要你想不要就可随意扔掉。它附在你身上心上，你就得承，你就得受。你要想逃避，一个办法是免疫。就是抛弃你那些做人的情感，抛弃你那些对人类对朋友的爱心。这博爱之心要不得！不是吗？！听说89年春夏之交的“乱”就是因为一只“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招来的，于是这“乱” 一平，马上就有人画了一幅漫画在报上发表了，画中一只猫拿着话筒在那儿唱让世界充满爱，背后就站了另一只猫(或狼？)抓着匕首就要扎进它的背心窝。可见，这博爱之心要不得，它不是招来“乱”，就是招来你自己的难受。可是，你总要保持一点爱心吧？不爱人类不爱大众，也得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兄弟姐妹吧？博爱没有了，这份狭小的爱心又如何保得？如何能把爱心缩小得恰到好处地保存着爱亲人爱兄弟姐妹之心，而不致于缩小到仅仅爱自我的自私之心呢？我犯难了。

另一个办法就是发泄。既然免疫不能成功(我也不想免疫)，免不了就要时常承受这种因同学，因朋友，因陌生人的不幸而产生的难受，免不了要承受见到种种不公不平不负责任以权谋私等等社会现象时的愤懑难受之苦了。我自思无力压邪锄暴，那么我就只有发泄，以免这愤懑和难受久久压在心里不定那一日使我发狂，不定那一日从我胸中爆发出来，泱及无辜。

如何发泄？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独有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怕这悲哀，我本是为排除胸中的愤懑，故我也不想得到悲哀。于是，我只能记之于日记本上；于是，我只能“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罢了。

之三：91年10月27日，记于南京

人性之善恶美丑有多种表现方式。有表象的直接的，比如平和或暴力、民主或独裁等等；有含蓄的间接的，比如赞扬或嫉妒、欣赏或挖苦等等。

今天看到的一种，我是不知好歹，不知应该怎么归类。

今晚看电视，看的是电影界赈灾义演。在众多的军队演员作了一番翻跟头打滚之类的抗洪动作亮相之后，又从后台引出三位老中青的农民家庭成员。他们都穿着布衣布鞋，老的弯着腰，中的抚着老的，青年人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全然是朴素村姑的打扮。三人的共同之处，全是一种弱者的可怜巴巴的模样。报幕人让姑娘向全体观众说话。于是姑娘就哭诉受灾之苦，哭谢解放军救命之恩，哭得好悲伤。于是，演出效果就很好了。你看，那里站立着的是雄赳赳的军人，这里弯着腰的是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那里是恩人，这里是受恩人。如果姑娘哭得更伤悲一点，也许效果就更好一点。不知那些军人们对姑娘的哭诉的可怜程度是否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