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情感》的创作谈——那一抹感情挥之不去 白林
我写《水银情感》是因为我无法挥去一个男孩的影子。这影子并不完全是小说里的毛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象一种感觉。
感觉在人的记忆里总是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中的“毛弟”是我外婆的邻居。自幼体制虚弱，但聪明绝顶。由于家境贫寒，他母亲不得不精打细算。有一年夏天，我在外婆家门口纳凉，无意间听他父亲说他考进了市西中学。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重点学校，但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父亲为儿子所感到的自豪。事实上，“毛弟”的聪明并不是单纯表现在读书上，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正象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他确实替我装过一个黑白塑料外壳的半导体。不过毛弟装电视机的细节则是来自我丈夫。70年代中期，我丈夫装了一台没有外壳的“赤膊”电视。这台电视不仅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好奇心，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夜生活。小说的底色就是由此打下的。但是促成我写这小说的感觉却是在一个下午突然产生的。那是我念大一的时候，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无意里和“毛弟”提到一道难题。我自以为他也不会有办法。谁知几分钟后，当他把答案给我看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答案竟和书后的一模一样！由此我确信如果他能读完大学，他是完全可以考取清华研究生的，可他却把这现成的机会整个放弃了！无论如何我压制不住心里的惋惜。而这惋惜很快又变成了哀叹。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考大学？其实心里明明知道他不考大学的原因是不愿离开上海。尽管后来他有了工作，但对一个有能力读博士的人来说，这份工作实在是大材小用。著名作家苏童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在你脑子里盘旋多次的事件，就是你该写的素材。我不能不把这个挥之不去的感觉写出来，这是我写《水银情感》最初的冲动。也是感性上的冲动。在创作中我又加强了理性上的想法，那就是人在环境中的局限性。当人看到命运之光向你微笑的时候，你却用畏惧来捆住你的手脚，自己把自己锁在困境中，不让命运光顾你的门庭，这是很不幸的。这种不幸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上海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那时上海的物质条件比外地好，还因为这座曾经称作“冒险家乐园”的城市，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所谓的西方文明在那时的年轻人眼里带着许多神秘的幻想。因此，他们热衷出国留学，惊叹在飞机翅膀上格斗的电影镜头。更滑稽的是他们提着四喇叭收音机在大街上炫耀的时候，那种自鸣得意，自以为具有超时代的神情，是绝不会让人看出这收音机其实是借来的。至于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四条大围巾”也确有其事。当年在淮海路上，确实走着被人称作“淮海路上四条大围巾”的四个女孩。我在此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女孩中有一个是我妹妹。
如果说《水银情感》属于纯情小说，它就是我第一个纯情小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一种原始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断变化。关键是它在我们的一生中所扮演的绝不是个匆匆过客。它伴同生命而来，也伴同生命而去。我让毛弟和兰儿都感受到了这种永恒的情感，这是因为我想让读者也倘佯在这种纯洁的情感里。这是值得珍藏，值得回味的情感。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关注过这篇小说的朋友。一位是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两年前我把这篇小说给他看时，还只是个粗糙的短篇。他觉得如此拿去发表有点可惜，不如再好好想想。另一位是《上海文学》的副总编金宇澄先生。这篇小说最初的题目叫“毛弟”是他亲自替我改名为“水银情感”。毫无疑问，这两位朋友在文学上的直觉是不能不让我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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