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良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早上邻居老张的儿子小张把蔡淑兰背到了出租车上,父子俩把她送到了急诊室。陪着她等了一会儿,来了几个护士一个医生,给蔡淑兰量量血压、心跳,问了几个问题就走了。
周维良接到电话,还以为老蔡是高血压又犯了。她这些年一直靠药物维持着血压的稳定,时不时有一些状况。他送走了老张父子,坐在蔡淑兰的床边。蔡淑兰没有醒,头歪搭在枕头上,嘴里有一道口水流出来,淌在枕头边儿。她的头发都斑白了,脸色暗沉沉地,嘴上的皱纹一下子咧到了耳根。
淑兰年轻的时候,头发总是黑油油的,有时候绑个大辫子,有时候扎两个小辫,别提多精神了。她每隔天洗一次头,在搪瓷水盆里拎出一大摞黑头发,滴拉着水,叫他帮着拿块干毛巾来擦。她经常对着镜子剪自己额前的刘海儿,到三十了还要留那种孩子气的齐刘海儿,说好看。淑兰以前爱美,和别人一样穿着蓝棉袄,看着就格外干净俏丽。
一个胖医生走过来,他的白大褂有点发黄,穿在身上也稍显得短。他戴着副黑框眼镜,两个腮帮子上泛着红光,就好象刚刚赴宴回来。他倒是还算客气,对老周微微点了点头,简短地说:“家属啊,蔡淑兰是突发脑溢血。要住院手术。”然后哗哩哗啦在纸上写条子,刷地撕下来,递给他说:“到住院部去交钱吧,交齐了就过来,我给你排手术。”
周维良忙问:“医生,她不要紧吧。”
“回来再说吧。”医生转身叫一个护士说“小田,那个血检回来了没?胃疼的那个?“
“那您怎么称呼?”
“林医生。”
到底要紧不要紧呢,周维良心里有点儿打鼓。可是现在赶紧把钱交了住上院再说吧。周维良一看,自己也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先回家取钱,那么就要把老蔡一个人扔在这里了。蔡淑兰仍旧躺在床上睡着。
两个小护士在值班台后面唧唧呱呱地说“我老公......” “我婆婆......嘿嘿......”他过去跟她俩说:“护士姑娘,麻烦你们看着点儿那儿的蔡淑兰,我得要回家取钱去办住院。”高个儿护士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了。老周这才匆匆忙忙地往回家赶。
这半年多来,他们俩过着一种谁也不知道要怎样的生活。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淑兰跟他歇斯底里地吵过几次,可是很快,她就仿佛不在意了。她不大和他说话,却也不赶他走。
照着她的脾气,他想着她一定要离婚的。可是她只是仿佛把他看成了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如果他要离婚的话,她会立即跟他去签字。可是她自己不再提离婚的事儿,也许是怕被人说闲话,可是他总觉得她心已经死了似的。
老周再也不和那个女人有什么联络了,他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又一个可怕的错误。
接下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淑兰的冷漠他无能为力,她有权利这样对待他,一切都是他的错啊。他现在经常会埋怨命运,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折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那么率性、热烈、充满着希望的一个人。他读书、打猎、喜欢自己摆弄个小电器。闹文化革命,他整天闲散在家,偶尔也出去跟人混混。父母都怕他真的变成个小流氓,可是也管不住他,就让他到北方的二姨家里去玩。二姨父是个赋闲的军人,家里的孩子都老实听话懂事,让他跟他们去学学吧。他大哥被打成右派,死在了内蒙古,就剩了这么一个小儿子,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可别再出头了。
在二姨父那儿,他别的没学,就是认识了蔡淑兰。而且是一眼看见她就爱上她了,她那么漂亮,他们俩个好的没法说。就是那么多人反对,他们还是结了婚。
可是漫长的艰苦才刚开始,结婚不久淑兰就生了孩子。她不愿意离开父母,跟他去南方,即使她愿意,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到那个调动。他又怎么能够撇下他的老父老母呢。
后来文革结束了,他就去考大学,他是很聪明的,一考就考上了。毕业了,还是没有办法分配到一起,只好又回了老家照顾父母。多少年以后父母都走了,政策灵活了点儿,特别是周蓬的事发生以后,他终于能够有个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和她和女儿天天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这个家已经不像是个家了。女儿还好,淑兰经过那么多年的辛苦劳累和悲惨,对他只有怨恨而没有了别的。女儿毕业去了北京,一年还回来一两次。再后来就出了国,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她说是将来要接他们去美国玩玩开开眼界,他其实提不起劲儿。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只剩了他们俩个,面对着面,不说话的俩个人,生活在这个屋檐底下,继续着平淡而干枯的每一白天,和被痛苦回忆侵袭的每一个夜晚。
淑兰自从跟了他,命就一直不好。老了常去庙里烧香布施,怎么还是突发了这么麻烦的病啊。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会怎么样呢。周维良在心里对着神啊佛的,念了好几个来回,求你们保佑保佑淑兰吧。虽然他从来不信,这会儿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付了钱,周维良在心里拼命搜索,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是可能在认识这个医院的医生,可以说上个话,找一个好大夫,早点儿排手术。他想起来了,周萌表哥的同学好像是个大夫,可是个妇产科的,但是也许可以问一问,多半能够搭上个什么关系吧。
快到急诊室了,听得一群人似乎在吵吵闹闹,有人在哭,声音撕心裂肺的。老周想,多半是死了人,送来的太晚了。待他转了弯,才发现急诊室没事儿。而是从对面的儿童急诊室,冲出来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是泪的女人,一看就是个乡下人,脸上皴红的两个脸蛋,黑瘦黑瘦的。衣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格子衫。女人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小孩,孩子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也不哭,也不闹,倒像是睡着了。
接着又跑上来一个中年女人,也哭着,拉着她说:“你要去哪儿啊!咱再求求医生吧。”
女人干咳了几下,一大片眼泪从她的眼里汪出来,她的两个眼睛呆呆地,不知道看着哪儿。她站着没动,又看了看怀里的小孩,脸上似乎严肃起来。
她抱着孩子,回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弯着身子要磕头,因为抱着孩子,所以弯不下去。她只好佝偻着,也不哭了,大声地、好像念课本似的说:“医生大哥大姐,俺求求你们了。就收了他吧,俺们已经跑了几个医院了。你们再不收,俺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儿童急诊室的门半开着,并没有哪一位医生和护士出来。女人就在那里跪了半晌,她也不再说话。旁边的中年女人站在那里抹眼泪。周围渐渐围了一群人,探头看着急诊室,看着这女人,指指点点。一个保安过来,硬是把她拉走了。
人群很快散了。周维良进了急诊室,有两三个医生护士在交头接耳低声说着什么,有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好像在抹眼泪。很快,人们就忙乱起来,拿病历的拿病历,送点滴的送点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淑兰歪着头,还在昏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