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痴史迷
挖红楼，侃文史，走天下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多，初冬时节在这个钟点，天已经暗淡下来了。我陪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去前门商业区为他参加工作采买必备的生活用品回来。两天前，他收到了毕业分配组的通知，被分到北京兴建的石化工区。我们在家门口，也是学校门口的车站下车，刚要彼此道别，一个同学叫住了我，说：“你在这呀，我们找了你一下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学校分配组的老师和招工的师傅找你，叫你快去！”。
除了一个在远郊建筑安装公司的名额还没有最后确定外，其余工矿商店的分配名单，早在昨天以前就公布了。我和过去预料的一样，是名落孙山了。所有没有分到工作的学生，接下来的安排，都是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我的哥哥姐姐都在乡下和边疆，我应该是留城招工的照顾对象，但学校好像没打算对我开恩。好在这后两年中学生活中被歧视多了，习惯成自然，对公平不公平无力计较，也不敢计较。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好下乡插队的思想准备了。
到了分配组，老师已经回家。那个建筑安装公司的师傅，正在整理文件。知到我是谁后，说，根据政策，把我分配到这家公司。但还有三个月的试工期，如表现不好，还可辞退，云云。还说这是保密单位，在房山县，要住厂，要转户口，不能经常回家。我说要回家和妈妈商量一下，他说不行，现在就要定下来，因为明天早上，就要集体出发。我说我要是今天没来呢？他说那我们就不要你了。他说：“你要接受，就在明天早上带好行李到学校，算是报到；学校明天替你转户口”。
那天晚上，母亲一面流泪，一面给我收拾行装。母亲说，他们太欺负人了。分到远郊，还要吊销北京城市户口，和去插队有什么不同？不要去，和他们讲理，按政策，我们可以留在北京，以后会有办法的。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和处境；我一走，家里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68年12月，就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伟大指示发表后的第四天，姐姐离家去了晋西北最贫穷的乡村，插队落户。两个多月后，两个哥哥，因父亲问题的牵连，半强制性地送到甘肃祁连山下的军马场，接受再教育。(电影<<牧马人>>就是那个马场的故事，呵呵>>。临行前，连想见一见还在关押审查中的父亲的要求，都没得到批准。69年10月，父亲从牛棚出来后，给了几天假，就和母亲匆匆道别，去了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从那时起，我和母亲真象是人们所说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啊！
现在想来，我那时太小，太不懂事，太想去外边，去工厂见见市面。竟没有把母亲病弱的身体和伤痛的心灵，放在首要考量的位置，坚决要走。母亲从来尊重我们的选择，从未要求过我们为她而做出牺牲。为我收拾好行装后，很平静地说，早点睡吧，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我执意不要母亲送，怕看到她分离时的眼泪，怕她伤心过度。哥哥姐姐离开时，也是不让母亲到火车站送行---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母亲哭昏在充满悲情的站台，哭昏在火车开动的时刻。我们那时太幼稚了，看不到母亲最伤心的时刻，就意味着母亲不会痛心吗？今晚，当母亲孤独地回到家中，孑然一身面对这个四分五裂的家时，她有什么感受，我们能体会到吗？
就这样，1970年12月30日，我侥幸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那一年，我十六岁；那一年，我家六口人，全部分离，生活在六个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