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小伞的蒲公英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撑着小伞走南闯北。如今降落在多伦多这快沃土，我愿把我在这里生活的甜酸苦辣讲给大家听。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故事。
下南洋闯北美，我的诗与远方（6）
13. 在日本小松公司亚洲总部工作的日子里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窥视企业文化的一个窗口就是看它的办公室，特别是老板的办公室。因为我曾在中国、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的公司工作过，并且参观过美国Google 公司，所以我可以谈谈自己的观感。
我工作过的新加坡自动化应用中心是一间百十人的公司。公司老板和项目经理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算不上很奢华，但是比较宽敞，有他们的私密空间。而员工的办公区域是将各个办公桌围成椭圆形的一大圈，没有隔离板，老板看员工是一目了然。
加拿大公司的员工有各自的Cubic，就是用不透明的玻璃围起来的小隔间，高度有1.4m左右，4、5个平方米大小。老板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也不大。项目经理没有独立的办公室。老板对员工形不成监视的压力。
最有趣的是Google的办公室，我在2006年参观Google时，儿子带我看了各种办公室，有一个员工的办公室里放满了玩具，我进去时看见正在奔驰的轨道小火车、正在前后翻滚的玩具小动物。员工甚至可以带狗和孩子上班。Google努力营造一种让员工开心、放松的企业文化，最大可能地让员工喜爱自己的办公环境。员工还可以自由选择与老板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印度裔的员工要求到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的办公室工作，佩奇答应了。虽然佩奇是世界巨富、Google的最大老板之一，但他的办公室和其他人的区别不大，只是位置稍微好一点。那位印度裔员工与佩奇共用一间办公室成了Google的佳话。
见过的最豪华的办公室是我的一位学生的办公室，他是一位中型国企的经理，办公室居然分内外两间，加起来有百多平方米，装潢之豪华让人目眩。而且位置在清华南门附近。看了他的办公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羡慕，我只想说，你最好去看看佩奇的办公室。
日本小松公司亚洲总部的办公室最敞亮，因为无论是总经理还是部门经理，都与员工无隔离办公。总经理的办公桌大一些，居公司中心位置。我们的部门经理与员工的办公位置稍靠后。各自的办公桌摆成一个长方形，员工面对面坐两排。部门经理坐在两排桌子的前面，可以看到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状态。我们部门的经理名叫Kobori 。我们称他为Kobori San。他称我为Zhang San.
日本人的加班文化很有名。我工作的这间公司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下班时间到了，只要我们的直接老板—Kobori San不走，大家就不敢走。像我这样的工程师是有活计做的。那些没有事情做的员工就非常难熬。记得其中一个做市场的，下班时间到了，Korori San 还在那里忙碌，他就假装忙碌，我看见他把文件夹里的文件倒腾过来，倒腾过去，真难受啊。
我在公司做的项目是自动化仓库管理。由于新加坡地盘太小，每一寸土地都要用到极致。所以有不少立体仓库。就是一个仓库置有许多几十米高的货架，货架分成许多层，货物要分层分区立体存放。用一种叫做Crane的机械在三维空间按照软件发出的指令存取货物。我虽然在多伦多工作时做的基金交易软件比这个仓库管理软件复杂的多得多，但是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看到我写的软件指挥着8台Crane 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前后左右上下地自动存取货物。那轰隆隆的声音像交响乐一样美妙，而我就像那个乐队的指挥。
14. 平生第一次醉酒
酒是一种美妙的饮品。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啤酒，自认酒量还可以。在遇到Kobori San 之前，从来没有醉过。Kobori 喜欢吃饺子。记得95年的春节前，他就嚷嚷着要我包饺子招待我们部门的同事。老板发话我岂敢不从。于是准备了三种馅的饺子，分别为猪肉加扁豆、加韭菜、加芹菜。年三十晚上，Kobori 带着一瓶日本清酒来了。还有五、六个同事也来了。我们有说有笑地吃起了饺子。 Kobori 一杯又一杯地向我敬酒。他皮肤原本很白，但是很快就变得通红。我从未喝过清酒，不知道这种酒有多厉害。到晚餐快结束的时候，Kobori的脸和脖子都红得发紫了。我也觉得头有点晕。等到他们告辞时，我站起来送他们时觉得脚下像踩着棉花，听他们说再见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等到他们上了电梯，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老公见我久不回家，去看我时，我已经吐得一塌糊涂，烂醉如泥了。好在没有被任何人发现，Kobori 直夸我好酒量。他哪里知道我醉倒了的惨状，第二天一整天都很难受。从此知道了日本清酒的厉害。
15. 走出新加坡
丹麦女作家凯伦走出非洲是由于她的咖啡种植园破产。而我走出新加坡却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是身体原因。由于我是北方人，习惯了四季轮回的气候，不适应年年月月日日都在高温高湿度（每日平均湿度是84%）下生活。因而在移居新加坡半年以后，身体就开始出现由湿热天气引起的寻麻疹，而且是全身从头到脚无处不痒。一痒就要挠，一挠就是一大片红红的隆起的疹子，疹子连成片，整个人都变了型。最要命的是，这种钻心的痒没有消停的时候，夜里痒得无法入眠，而且我还要上班，去面对高压力强脑力的程序设计工作。睡不好觉如何完成工作？没办法，只好找医生，医生开的是抗过敏的药，这种药带来的副作用是犯困。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每天吃这种药，有一次我上厕所时居然坐在马桶上睡着了，由于厕所的门拴没有插好，让进来的人吓了一跳。这种药我吃了整整六年多（到多伦多后这种病很快就好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新加坡的兵役制度。有人开玩笑说新加坡根本不需要养军队，因为新加坡太小，一发炮弹打来，就把新加坡打穿了，炮弹会掉进海里。但是，新加坡政府却有严格的兵役制度：该制度强制所有年满18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和第二代永久居民为国服役，体检合格的公民会成为全职的现役军人。（National Service Full-Time, NSF），役期为24个月，期间可获发放薪金，已经获大专院校取录的学生可以选择保留学位两年或直至完成兵役。两年役期届满以后，退役军人会被编入战备军成为“战备军人”（Operationally-Ready National Serviceman, NSman），战备军人必须每年回营受训一次（每次14天），并确保每年的体检能够合格，为期10年，直至年满40岁。
尽管我们多次收到新加坡政府的信提醒我们有入籍资格，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入籍。虽然我们不是新加坡公民，但儿子是第二代永久居民，若留在新加坡，他就必须服兵役。我与老公都有着在十几岁时遇上文革，在最适合学习的年龄段被迫中断学业的惨痛经历，我们绝不能让儿子在18、19岁的大好年华里去当兵。
介于这两个原因，我们就准备让儿子去美国或加拿大读书，而我们夫妇回国。
正在这个时候，从一个遥远的美丽的雪国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清华校友告诉我，加拿大现在开通了技术移民的通道，她已经办成功了。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经过详细了解，加拿大技术移民采用打分制，其中包括教育程度、年龄、职业、适应能力等各项分数指标，满72分便可获得申请移民的资格。我们粗粗一算，我们的得分超过85分。我们立即向加拿大驻新加坡大使馆提交了技术移民申请，那是在1996年的2月间。没想到四个星期后就接到了加拿大大使馆的面试通知。
记得面试我们的是一位个子很高的金发女郎。她极其优雅地问了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末了，她问我们是否在新加坡拥有房产，我们说有一间4S的组屋。那段时间新加坡房屋市场火热，几乎是一年涨一倍。我们93年用9.5万买的房子到96时年已经涨到27万（后来我们卖了27.5万）了。那个优雅的女外交官得知我们组屋的估价后，幸喜地说：“You can buy a big house in Canada”(你在加拿大可以买一个大House)。此言不虚，我们98年在多伦多买房时，只用了22万就买了一个那时我们认为的big house。这是后话。面试结束时，女外交官说了一句话：“Welcome to Canada!”（加拿大欢迎你们），这就是说，我们移民加拿大的申请已经接近成功了。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加拿大大使馆寄来的体检通知。我们立即去体检，最快速度提交体检报告。之后，很快收到了加拿大使馆寄来的Landing Paper（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证件），我们可以在一年内登陆加拿大。
这一切顺利得超出了想象。在我们之后的技术移民申请就要长达八个月甚至好几年，看来一切都要赶头班车。
广义上讲，加拿大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帮助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对世界面积第二大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陌生的西方国家，我们了解得太少了。我们从未踏足过那片土地，那么大的地方，去哪里呢？我的朋友说，她要去多伦多，因为她在多伦多有同学，而且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好找工作。于是我们也决定去多伦多。多伦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一无所知。赶紧去买了一本介绍加拿大的书恶补。翻到介绍多伦多的那一章，有一副彩色照片跃然纸上。照片上一座电视塔高耸入云，塔畔有一座蚌壳样的建筑相伴，不远处是灯光闪烁的玻璃幕墙建筑群。一轮硕大的明月挂在半空中。好熟悉的照片啊，在哪里见过呢？想起来了，前屋主留下的大衣柜有一扇柜子门的背面贴着一张大幅的风景照，照片上是一个西方的摩登城市，我不知道那个城市在哪里。我赶紧打开大衣柜，看看衣柜门上的照片，再看看书上的照片，一摸一样啊！这让我想起了1984年我被公派去香港时，我住的酒店叫新加坡酒店。命运啊，你是多么奇妙！原来在我拥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的时候，你却告知我，新加坡是酒店，是临时居住的地方，真正的家在远方，在多伦多。至今我已经在多伦多住了21年了，这是我此生住得最久的地方，越来越喜欢这个美丽、舒适的家了。这让我不得不相信命运，冥冥之中命运之神早已做好了安排。
当我们把将要移民多伦多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家里的人都说我们疯了。我们已经不年轻了，丢下干得好好的高薪工作，在年过45岁的时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地方一切从头开始令他们惊讶，他们为我们担忧。但我们却信心满满。其一，我们的专业是热门专业，我曾辗转找到我的一个学生的电子邮箱，他在渥太华工作，我发邮件问他，我去多伦多能否找到工作，他回信：“以你的能力，没有任何问题。”这给我巨大的鼓舞；其二，我与老公都不怕吃苦，而且多年从事更新很快的IT工作使我们一只保持着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要感谢新加坡）。如果语言过不了关（事实上我们在新加坡工作用的都是英语，当然，如果英语表达不清，在新加坡也可以掺杂着华语，到加拿大就不行了），我们吃积蓄学英语。事后证明，我们这一步是走对了。
当回忆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时，《走出非洲》的作者以充满感情的优美笔触写下了如下动人的诗篇：
“如果我会唱非洲的歌，我想唱那长颈鹿，以及洒在它背上的新月；唱那田中犁铧，以及咖啡农淌汗的脸庞；那么，非洲会唱我的歌吗？草原上的空气会因我具有的色彩而震颤吗？孩子们会发明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游戏吗？圆月会在我旅途的砾石上投下酷似我的影子吗？还有，恩戈山上的苍鹰会眺望、寻觅我的踪影吗？”
学着凯伦，我写下如下文字：
如果我会唱星州（新加坡又称星州）的歌，我想唱那圣淘沙的椰子树，以及它在风中摇曳的风姿；唱那牛车水的榴莲，以及空气中飘荡的又香又臭的气味；我记住了新加坡的点点滴滴，新加坡会记住我吗？小桂林的池水记得我临水照花的倒影吗？渺小如我者，如鸿泥雪爪，没有在星州留下任何痕迹。我像一只鸿雁，将飞往更遥远的地方去继续寻找我的诗与远方。
不过地方实在小，坡县人很狭隘!
那么快移民成功，确实很幸运。我们花了三年。
我也是，在多伦多，或者加拿大其他地方，时间越长越喜欢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