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变当然是宋朝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他的作品也是阿笋最喜欢之一，特别是《雨霖铃》和《凤栖梧》更是脍炙人口，就是这首《鹤冲天》也是朗朗上口，阿笋不以为然的当然不是词的水平，而是柳三变的心态跟词的内容并不相符，当时他写《鹤冲天》的时候还是一介白衣，还有他在写之前已经参加了三次科考落第，这样看来，三变是绝不是一个甘于拿“浮名”来换取“浅斟低唱”的人，他也绝未达到这种境界，这应该是他在屡次不第之后的一种发泄。为什么敢这样评论他，就是因为他在写了《鹤冲天》之后还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47岁的时候才考取进士，一个愿意满足于“浅斟低唱”的文人就不会对“浮名”这样苦苦追求而弄得“为伊使得人憔悴”。
其实，柳三变的行为并无可厚非，只因“浮名”太有魔力了，没有超智慧的圣人是不可能超越的，芸芸众生之中，能有几个乔达摩.悉达多？又有几个妙善、几个李修缘？被誉为圣人的孔子也是在出仕重挫之后才周游列国，静下心来整理《论语》、著作《春秋》。
在俗人之中，众所周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我觉得也不例外。因为往事已经是往事，不可能再来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苟且来个假如，假如陶渊明的俸禄不止五斗米，假如他在任上不需要向权贵折腰，他是否会辞官？
再来说李白，他满腔热血来到都城长安，其目的就是为了施展才华，说到底也就是奔着“浮名”而来的，假如他不被唐玄宗当做取乐的文匠而是付之实权，假如他不被鸡奴羞辱刺激他是否会发出“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而黯然离开长安？
就是唐伯虎，戏台的唐伯虎风流倜傥、逍遥自在，其实这都是大胆的文人在戏说而已，真实的唐伯虎一生中潦倒的日子比得意的时光多多，他不是不愿意入仕，而是在官场的不得意。“扬州七怪”、“竹林七贤”大致也是如此。
周朝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采用“望风而参”的手段对官员大加杀戮，但赴考的仕子却前赴后继；明朝朱元璋洪武中末年大肆诛杀官吏，让官员朝不保夕，然“如伴虎”者还是愿意随“伴君”侧。
就是明朝御史王献臣归隐苏州园林，自命为拙政园，以筑室种林为乐也是在仕途失意之后。
古代的例子举不胜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名为名，名及利，名可以光宗耀祖！古代如此，当今呢？更是如此！只因为当今的社会，当官最威风，当官者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美酒、鲜花、掌声和女人，也就是有权就有了一切，如果没办法拥有这一切，不是说明权不好使，只是说明你手中的权不够大，或者权用得不够好！古代的柳三变想“浅斟低唱”还要“忍把浮名”来换，当今的官员却因为拥有了“浮名”就可以日夜“浅斟低唱”，甚至是“狂吼豪饮”，这就是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毕竟是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过了无数次的“革命”才拥有当今的世界，就理所当然要有这些“天之骄子”来享乐。
年年腐败年年反，年年反腐年年腐。社会的贪官层出不穷，每一个被揪出来的贪官背后都有无数的金钱和有数的情妇，这就说明了“人民的公仆”已经翻身做了人民的主人，可以攫取“老主人”的血汗了。这就是权力的魔力。这样的“浮名”，在当代更是国人谋取的对象，拥有的人也就绝不会去“换了浅斟低唱”的。
社会现象令人哀叹，但社会不会因为小人物的哀叹而改变，既然改变不了，空哀叹也只是让自己过得更辛苦，阿笋就试图用“几分清醒几分醉”去看待社会贪的人和贪的事，这样果然好理解多了，觉得当前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人人皆贪（有些过分）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太多正常事务中需要额外付钱，孩子读书需要、家人看病需要、寻找就业需要，还有调迁、升职、经商、办厂等等、等等都需要，除非自己没有渠道搂钱，否则不搂些钱进来，那有多余的钱去办理自己跟家庭所必须办的事？不管这事是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所以就会拼命去争取“浮名”，守住“浮名”。话虽如此，阿笋还是觉得有一些贪官也确实太贪了，贪得无道德，贪得变成“狼”（婪）。
写到这里，阿笋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假如柳三变生活在当今，是不是会用“浮名”来出换？假如陶潜、李白见到当今有权者的生活，是否会变得愿意折腰而拥有“浮名”？
梦醒时分，有时候阿笋会回想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不禁会扪心自问：假如阿笋还拥有“浮名”，是否还会为着这“浅斟低唱”而放弃呢？
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说容易，行动起来就不容易了，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