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花絮 ：不兴称经理

题图：疯狂的列车（爱疯手机拍摄）

二十多年前，我课余在中餐馆打工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女孩儿。

这女孩是由当地高校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同志，从国内“进口”来美国当他老婆的。看上去，听说话，我估计她才二十出头一点儿；也是北京的哪所高校出土，懂是非辨高低的那种女孩儿。因为在家也闲着，主席同志就送她到这所餐馆见习，做扒士狗，赚些碎银。

这餐馆老板姐弟俩有些个来头；据说他俩的老爸曾是张学良东北军的军需官，也有个将军衔儿什么的。但这个将军衔儿到底是老蒋赐的，还是学良封的，我没逮着机会跟老先生细聊明了。总之老先生是左一口委员长右一口少帅的。还声称要不是少帅的西安事变，共党早就被委员长剿灭。

记不清老先生当时如何称呼西安事变的。但很清楚，老先生绝对没有用“西安事变”这四个字儿，指代咱们说的西安事变这档子事儿。

老先生的儿子，也就是姐弟那俩老板之一，叫戴维，通常也是西装笔挺的，身板也是挺直的。除了过去在台湾当过国军宪兵，别人看来，就颇有“白领”派头。所以那女孩儿，就管他叫“经理。”

经理，这个词儿，在我出国之前，还都是描写旧上海的小说故事或电影儿里头有。而当时据我所知，中国正鼓吹引进所谓西方先进的管理体系；经理，这词儿，应当是给平了反，特受器重，该是特别地家喻户晓。还有就是当时还没有公开搞私有制，没有老板一说。而老板，通常也是和旧社会喝工人血、系着领带、有着肥胖身躯并口叼雪茄的形象连在一起；在农村，那就是地主，恶霸。总之，就是个坏蛋。还有就是题外话了；就是当时已有某些中国留学生把自己的博导，在人后呼之为老板。但我自己和别人言谈之际，从不将博导唤作老板。这个也许因为我所搞的专业与他们不同所致。大部分把博导叫老板的学生，都在实验室做 research assistants，而实验室项目研究经费，多是博导从校外搞来的。这种情形之下叫老板，也还情有可原，拿人钱，说话嘴就软。但我总觉着叫老板，是很有封建的下人意识；这和资产阶级鼓吹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也是格格不入。所以我这样儿洋插队在餐馆打工的，对于戴维，也就直呼其名，不叫老板，更不叫戴老板什么的。再说，这戴老板，和军统的雨农，就直接挂上钩了。军统的雨农，就是戴笠；国民党军统特务都管他叫戴老板。若是戴维也被叫作老板，戴老爸，也就是学良的那位老先生军需官在场耳闻其声，恐怕空气会紧张。搞不好，弄上些个火药味儿都难说！

说到火药味儿，谈起戴维当过国军宪兵，我又想起另一个台胞跟我说的。他说在台湾当宪兵的，基本都是高干子弟。他这个说法，我相信。因为台湾地方小，当时又搞义务兵役制，青年人年龄一到，都得去军营报到当兵。而那时，老蒋要反攻大陆，就会随时打仗。要打仗就会死人，而台湾军队的规模太小，不用立马开上前线直接交火的军事单位，就只有宪兵队了。 戴维算是高干子弟，当过宪兵。台胞的话，不会全是胡说八道。

所以话说回来，我们不叫戴维老板，就更不会叫他经理，或戴经理什么的。再说，英语的美内蹶，如何也联不上那个中文里头的“经理”一词。

但是主席同志的那女孩不理会这些啊，她那会儿，就不是长在红旗下的那些个儿的了。见着戴维，就问声经理好。有事没事的开口就先是一声经理，挺有礼貌的。

总而言之，经理这词儿，本来是个职务，从女孩嘴里溜蹦儿出来，就搞不清到底戴维本该以经理一词命名，却阴差阳错地取了个半洋不中的名字？ 还是经理这个词儿，本身就该单属戴维。也就是这世上儿，经理就是戴维，戴维就是经理。就这样言必称经理的，就把个活生生当过宪兵的戴维喊成了个没血没肉的职称 - 经理！但就这气氛给弄得，给我的印象，就好如大白天就这么做梦似地一脚踏进了矛盾《子夜》里头所描述的旧上海滩上去了（没读过《子夜》的，恐怕会难以理解我那时的感受）。

不管怎样，女孩儿还是做她的扒士狗。而扒士狗或扒士袍爱，和我这类打工的喂特高手搭档，真是不要太舒服哦，基本就没他们的事儿干。

比如，这厢边一桌客人的单子一接，转身就把去厨房进单路上客人桌上吃完的盘子给全收了。就这么地从手掌一直将碗碟给交错平衡叠上，直到前臂与上臂的弯处关节。一进厨房，哗啦，很有力学原理地把一手臂碗碟，相互不会碰碎地倾倒在洗碗工的工作台上。然后就是上单、出菜；五、六个菜碟放在一个直径几乎接近一米的大托盘上，五指一撑，就给手臂伸直了托过头顶。不仅如此，还得保持平衡躲避来往的其他人员。那个功夫啊，现在想来，还真不知自己当初是如何练就，达到如此高超境界的。

厉害啊！

遥想兄弟当年，风华正茂；餐馆人头济济高朋满座，兄弟我就是如此手持满臂腕碟疾步飞入厨房，而后又手托过头满盘菜肴左躲右闪，于错若有致的餐桌间，行走如飞。功夫了得令人扼腕击节！

这一招，也不是我天资聪颖所致。当时餐馆有一青年台胞，职业喂特，在纽约的中餐馆混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是跟他学的。总之，咱哥们当时打工，进出厨房没有空手的机会。一桌客人走了，桌上即刻留下的就光是客人的茶水杯和布质的耐不净。因为客人未走，茶水杯是不能拿走的。否侧，就全清了。

所以扒士狗或扒士袍爱，跟着我这类喂特干活，基本就只有给换换桌布之类的活儿可干喽！

这一切，都和戴维，也就是女孩嘴里的经理，或戴老板的管理和经营方式有关。

戴老板的餐馆开在一个离高级住宅区不远的一个消拼中心。中午摆个长条桌放置不菲。晚上将不菲撤了，就干照单点菜的买卖。餐馆还有个钢琴酒吧；一到夜晚不分周日周末，就有附近住宅区内的老同志们，前来喝酒、弹琴、唱歌。唱的弹的，还都是过去时代的。时常有喝得醉醺醺的老同志，看我从门口闪过，叫住我，要厨房上几条春卷或鸡翅什么的；塞给我的小费，却有五、六块，甚至十几块之多。像我当时这样的年轻人，眼看着昏暗灯火之中这帮看似欢乐的老同志们，却别有一番说不出所以然的伤感之情。

戴维的餐馆生意很好，很忙。午餐过后，或晚餐之前的闲暇时光，很多时候那女孩的“经理”之声，就特别的不入耳了。

“经理，你好，” 这不，又来了！

女孩儿的话音刚落，我就接口，说：“我们这块儿不兴称经理，叫同志！”

“真的吗？” 女孩儿一脸儿认真地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