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十九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到了二十世纪初，仅仅40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2%，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强国！这期间的主力建设者是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今天你访问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拉斯维加斯……翻开他们的开发建设史，哪一个行业没有华工的血汗？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无人否认中国人对美国开发做出了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有。
11月5日上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
耶斯勒市长和伯克法官劝说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躲避风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难控制局势。他们说，现在暴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恐怕难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陈宜禧冷笑着告诉他们：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并不怀疑你对法律的忠诚，但是我怀疑你是否敢于为了法律而对抗大多数人的愚昧。如果我走了，你们面前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法制与野蛮的冲突都消失了。可是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能再掩盖矛盾。如果我遇到不幸，那是整个美国的不幸，因为那也就意味美国法制理念的彻底崩溃，你们这些逃离专制的欧洲移民的美国梦，也彻底破灭了。所以说要死，我就跟你们的美国梦一起死好了。
伯克和耶斯勒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7日，太平洋皇后号客轮的出航，成了西雅图排华大暴乱的导火索。上午7点，暴徒中的警察，谎称检查卫生，骗开华人的家门，然后一拥而入。把华人的财物丢到马路上，然后驱赶他们去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
最后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被驱赶上了码头。
陈宜禧让自己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唱歌。歌词却是中国话，告诫大家不要说自己身上有钱，不买船票。到了码头上，果然所有的华人都说自己没有钱，买不起船票。结果导致了船长拒绝华人登船。出乎司铎等人的意料，陈宜禧自己掏出钱，买了船票。这样一来陈宜禧就上了船，反而摆脱了暴徒。
上船之后，陈宜禧找到船长，请船长帮忙，从船上向西雅图市政府发电报。
接到电报的郡警长麦克劳带着一队骑警匆忙赶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执法人员，他为这个场面震惊。他大声命令暴徒解散，但是此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认为法不责众，对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
托马斯·伯克来到最高联邦法庭，找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格林，经过商量，格林大法官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命令暴徒必须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华人，让他们自由回家。同时格林法官和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分别致电美国总统，要求联邦政府派部队来西雅图实行戒严维持秩序。
在码头上，暴徒首领乔治·司铎意识到西雅图的警方会采取对己方不利的举动，他下令把华人押送到火车站。在船上的陈宜禧看到暴徒们把华人驱赶走，立即意识到司铎的目的。作为西部铁路建设的参与者，他对铁路时刻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有一列开往波特兰的火车即将发车。这是除了太平洋皇后号客轮之外的唯一驱赶华人的途径。
陈宜禧连忙再给市政府发电报。发完电报，陈宜禧为了给警察赢得行动时间，他从容地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暴徒们知道陈宜禧是华人的头，看见他都蜂拥过来。陈宜禧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自己决不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许会挨饿的。
暴徒被他的话更加激怒了，陈宜禧的话恰恰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转眼之间，陈宜禧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撕成碎片。然而陈宜禧却面色不改，仿佛他感觉不到疼痛。最终暴徒们甚至自己都觉得无趣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陈宜禧究竟为什么是这种态度。终于他们慢慢停住了手。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慢慢站在码头的货箱上面。他说，今天，我这个样子离开西雅图你们就满意了吗？
暴徒们互相看看，说：我们只要中国佬滚蛋。
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国家。
陈宜禧张开双臂，展示自己浑身的创伤，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陈宜禧说出这种话，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司铎等暴徒在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民团警察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
接着格林大法官依次让每一个华人表态，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决定。每一个人都表示希望尽快离开这里。最后问到陈宜禧。陈宜禧静静地说，他要留在西雅图。接着陈宜禧夫人素满也说自己要跟丈夫在一起。陈宜禧的两个孩子也高声说，他们跟父母在一起，哪里也不去。在陈宜禧一家之后，还有他公司的几个雇员表示坚决留下。300名西雅图华人居民中，共有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是任何人恐怕都会同意，耶斯勒市长、麦克劳警长、格林大法官、甚至是陈宜禧的好友托马斯·伯克都希望陈宜禧那个时候离开西雅图。如果是这样，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决不会发生，《西雅图历史》一书恐怕也不会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但是，陈宜禧选择了留下，等于把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逼到狭路相逢的境地。根据记载，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时候，被以司铎为首的暴徒阻挡在路口。这些暴徒询问民团要把那些“中国佬”送到哪里。显然，有华人居然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西雅图，在这些暴徒的眼里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同时也为当局公然无视民意而感到无比愤怒。于是他们决定以武力阻挡队伍的前进。
开始民团不得不用枪托击打冲击护卫防线的暴徒，但是跟着冲突升级，司铎带领手下人开始抢夺民团的武器。
在美国，抢夺执法人员武器的结果只能是一种。随着一阵枪响，司铎等五人倒在地上。身材魁梧的司铎被击中致命处之后仍然挣扎着站起来，试图鼓动新的暴动。但是看到态度坚决的民团警员，暴徒们迟疑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陈宜禧认真地记录了暴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对簿公堂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的，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即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作为华人他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在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成为第一个华人商会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的商业特区。
1929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西雅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有。
11月5日上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
耶斯勒市长和伯克法官劝说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躲避风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难控制局势。他们说，现在暴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恐怕难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陈宜禧冷笑着告诉他们：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并不怀疑你对法律的忠诚，但是我怀疑你是否敢于为了法律而对抗大多数人的愚昧。如果我走了，你们面前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法制与野蛮的冲突都消失了。可是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能再掩盖矛盾。如果我遇到不幸，那是整个美国的不幸，因为那也就意味美国法制理念的彻底崩溃，你们这些逃离专制的欧洲移民的美国梦，也彻底破灭了。所以说要死，我就跟你们的美国梦一起死好了。
伯克和耶斯勒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7日，太平洋皇后号客轮的出航，成了西雅图排华大暴乱的导火索。上午7点，暴徒中的警察，谎称检查卫生，骗开华人的家门，然后一拥而入。把华人的财物丢到马路上，然后驱赶他们去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
最后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被驱赶上了码头。
陈宜禧让自己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唱歌。歌词却是中国话，告诫大家不要说自己身上有钱，不买船票。到了码头上，果然所有的华人都说自己没有钱，买不起船票。结果导致了船长拒绝华人登船。出乎司铎等人的意料，陈宜禧自己掏出钱，买了船票。这样一来陈宜禧就上了船，反而摆脱了暴徒。
上船之后，陈宜禧找到船长，请船长帮忙，从船上向西雅图市政府发电报。
接到电报的郡警长麦克劳带着一队骑警匆忙赶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执法人员，他为这个场面震惊。他大声命令暴徒解散，但是此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认为法不责众，对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
托马斯·伯克来到最高联邦法庭，找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格林，经过商量，格林大法官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命令暴徒必须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华人，让他们自由回家。同时格林法官和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分别致电美国总统，要求联邦政府派部队来西雅图实行戒严维持秩序。
在码头上，暴徒首领乔治·司铎意识到西雅图的警方会采取对己方不利的举动，他下令把华人押送到火车站。在船上的陈宜禧看到暴徒们把华人驱赶走，立即意识到司铎的目的。作为西部铁路建设的参与者，他对铁路时刻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有一列开往波特兰的火车即将发车。这是除了太平洋皇后号客轮之外的唯一驱赶华人的途径。
陈宜禧连忙再给市政府发电报。发完电报，陈宜禧为了给警察赢得行动时间，他从容地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暴徒们知道陈宜禧是华人的头，看见他都蜂拥过来。陈宜禧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自己决不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许会挨饿的。
暴徒被他的话更加激怒了，陈宜禧的话恰恰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转眼之间，陈宜禧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撕成碎片。然而陈宜禧却面色不改，仿佛他感觉不到疼痛。最终暴徒们甚至自己都觉得无趣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陈宜禧究竟为什么是这种态度。终于他们慢慢停住了手。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慢慢站在码头的货箱上面。他说，今天，我这个样子离开西雅图你们就满意了吗？
暴徒们互相看看，说：我们只要中国佬滚蛋。
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国家。
陈宜禧张开双臂，展示自己浑身的创伤，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陈宜禧说出这种话，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司铎等暴徒在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民团警察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
接着格林大法官依次让每一个华人表态，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决定。每一个人都表示希望尽快离开这里。最后问到陈宜禧。陈宜禧静静地说，他要留在西雅图。接着陈宜禧夫人素满也说自己要跟丈夫在一起。陈宜禧的两个孩子也高声说，他们跟父母在一起，哪里也不去。在陈宜禧一家之后，还有他公司的几个雇员表示坚决留下。300名西雅图华人居民中，共有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是任何人恐怕都会同意，耶斯勒市长、麦克劳警长、格林大法官、甚至是陈宜禧的好友托马斯·伯克都希望陈宜禧那个时候离开西雅图。如果是这样，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决不会发生，《西雅图历史》一书恐怕也不会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但是，陈宜禧选择了留下，等于把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逼到狭路相逢的境地。根据记载，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时候，被以司铎为首的暴徒阻挡在路口。这些暴徒询问民团要把那些“中国佬”送到哪里。显然，有华人居然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西雅图，在这些暴徒的眼里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同时也为当局公然无视民意而感到无比愤怒。于是他们决定以武力阻挡队伍的前进。
开始民团不得不用枪托击打冲击护卫防线的暴徒，但是跟着冲突升级，司铎带领手下人开始抢夺民团的武器。
在美国，抢夺执法人员武器的结果只能是一种。随着一阵枪响，司铎等五人倒在地上。身材魁梧的司铎被击中致命处之后仍然挣扎着站起来，试图鼓动新的暴动。但是看到态度坚决的民团警员，暴徒们迟疑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陈宜禧认真地记录了暴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对簿公堂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的，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即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作为华人他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在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成为第一个华人商会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的商业特区。
1929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西雅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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