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评社香港12月5日电／《联合早报》发表杜平的文章说，中国单方面取消原定于本周一举行的中国—欧盟年度峰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外交行动。此举虽然是针对法国总统萨科齐而来，旨在对其坚持会见达赖喇嘛表达强烈不满，但其力度之大，态度之果决，连欧盟其他26国都感到惊讶。
在中欧交往史上，笔者只记得1989年欧盟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强势地位，居高临下地单方面决定断绝与北京的高层政治接触。现在轮到中国，北京领导人在感到愤怒的时候，也可拿高层政治接触做文章。时移势易，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说，过去，中国曾对个别欧盟国家采取过强硬措施，但总体上很克制，影响范围止于双边经贸和外交领域。例如，为了报复法国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中国关闭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取消了法国参与广州地铁建设的计划；为了报复荷兰向台湾出售军舰，中国召回了驻荷兰大使，将双边关系降格为代办级。但除此之外，中国基本上都留有余地，控制损害范围，避免伤及高层政治关系，尤其是要避免伤到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北京此次在盛怒之下取消与欧盟的首脑峰会，显然已经打破了过去的反应模式，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而且更上升到多边高层政治。
为何对法国重拳出击？
再看一下中国历来重视欧盟的程度，就更能发现中国此次的外交决策为何显得非比寻常。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把自己与欧盟的关系视为外交战略的支撑点之一。在北京的战略视野里，欧盟不仅是其经济、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伙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借鉴对象，而且更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是制衡美国的战略伙伴。简言之，中国对欧盟的身份定性，更多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既然如此，中国为何一反常态，不留余地、不作妥协地报复法国？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盛怒之下”的举动，但实际上必定经过了一番审视和判断。笔者的感觉是，中国似乎幷不担心中欧关系的可能恶化，幷且似乎做好了在中短期之内与法国政府持续交恶的准备。我们不妨看一下此次外交出击的背后，可能有哪些现实的考量。
其一，法国目前正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中国拒绝与会，显然是要羞辱萨科齐，警告法国将来继续带头对抗中国之前要三思而行。北京曾经以“枪打出头鸟”来警告欧洲国家，提醒它们不要在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刁难中国，但过去一直是言语多于行动，包括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萨科齐的言行予以容忍。现在，这一枪终于打在了喜欢“出头”的法国身上，结果不只是中欧峰会受牵连，中国购买法国飞机的大笔订单大概也免不了会遇到波折。
其二，对于某些外交事务，中国民间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满情绪，以至于外交部被形容为“软骨头”，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显得过于迁就和软弱，包括对萨科齐忍让太多。在奥运会之前，萨科齐在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把拉萨骚乱事件与自己是否出席奥运会挂钩，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至今幷未平息。现在奥运会已过，此时又出事端，如释重负的中国政府正好乘势把旧账新账一起算。
其三，中国很清楚，法国和欧盟此时只关心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角色，幷且对中国有很多要求。至于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即欧盟何时取消对华军售禁令，萨科齐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因此，对北京而言，此时不出席中欧峰会毫无损失，只会打击法国在欧盟中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同时，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中，中国依然掌握着主动权，欧盟还会主动要求中国支持。
以前从未有过的自信
然而，以过去的一贯外交风格来看，中国尽管有上述多种考虑，但还是不大可能毫无顾忌地与整个欧盟翻脸，最多只会在双边关系上报复法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不再投鼠忌器，甚至豁出去也要让法国领教一下自己的愤怒？这一行动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考虑？是否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方向有所变化？在世界格局再次陷入动荡和重组之际，这一点也许更值得关注。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一直是与国际接轨或者“融入国际社会”，而其外交任务就是要为这一目标服务，为此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本这一目的，中国在外交上始终强调“维护大局”，主张合作，避免对抗，能忍就忍，能让则让，底线是“斗而不破”。中国民众一直批评中南海领导人“软弱”，甚至“怒其不争”，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特定发展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处境。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改变。首先必须指出，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不可能放弃开放政策，还会继续注重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就趋势来看，中国将会从新的角度、以不同的心境，重新思考“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和进程。
具体地说，此次金融危机虽然使中国经济遭遇冲击，但同时也使中国决策者更清楚地认识了“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的处境与利益需求，幷且从中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自信。过去，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大，它在国际事务中就越是受制于人，在外交决策中瞻前顾后的心理也越是明显；现在，既然外部市场的萎缩已成为事实，中国不如索性放弃其他幻想，改而专注于经营内部市场。从过去低三下四地有求于人，幷且急于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到现在不惧西方的施压和孤立，自信和自主地自救、自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外交更突出“以我为主”
固然，中国离不开外部市场与外部合作，但在不能完全指望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其发展战略的重心正从“外向”转为“内需”。就如同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一样，这个转变的过程，将必然导致外交决策者的思考角度和反应模式跟着转变。
换言之，在国际事务中，其实也是“无欲则刚”。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的减轻，加上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实力，有助于中国外交决策者放下很多包袱，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作出不同寻常的行动。中国此次对法国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也许就是一个标志。
中国当前的国力说强不强，对外开放的程度说全面也非全面，国际地位说高也不是很高，总之是处于尚未完成的大国上升阶段。在外部市场利益减少、外部环境不够友善、外部局势不够稳定的形势下，处于这种历史阶段的中国，其战略视野的焦点很有可能由远而近地收缩，而自力更生、自主图强的信念，将重新回到战略决策过程的显着位置。
最近，北京领导人多次强调，在世界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既意味着中国将专注于内部发展，也意味着中国在外交上将更加突出“以我为主”的自我意识，其抗拒外部干扰的力度也会更加强烈。中国绝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其开放的步伐也许会变得更加沉稳和从容。中国大概不会照搬美国当年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但在经济危机横扫全球的特殊时期，也许有必要把它拿来进行一番研究。
在中欧交往史上，笔者只记得1989年欧盟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强势地位，居高临下地单方面决定断绝与北京的高层政治接触。现在轮到中国，北京领导人在感到愤怒的时候，也可拿高层政治接触做文章。时移势易，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说，过去，中国曾对个别欧盟国家采取过强硬措施，但总体上很克制，影响范围止于双边经贸和外交领域。例如，为了报复法国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中国关闭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取消了法国参与广州地铁建设的计划；为了报复荷兰向台湾出售军舰，中国召回了驻荷兰大使，将双边关系降格为代办级。但除此之外，中国基本上都留有余地，控制损害范围，避免伤及高层政治关系，尤其是要避免伤到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北京此次在盛怒之下取消与欧盟的首脑峰会，显然已经打破了过去的反应模式，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而且更上升到多边高层政治。
为何对法国重拳出击？
再看一下中国历来重视欧盟的程度，就更能发现中国此次的外交决策为何显得非比寻常。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把自己与欧盟的关系视为外交战略的支撑点之一。在北京的战略视野里，欧盟不仅是其经济、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伙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借鉴对象，而且更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是制衡美国的战略伙伴。简言之，中国对欧盟的身份定性，更多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既然如此，中国为何一反常态，不留余地、不作妥协地报复法国？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盛怒之下”的举动，但实际上必定经过了一番审视和判断。笔者的感觉是，中国似乎幷不担心中欧关系的可能恶化，幷且似乎做好了在中短期之内与法国政府持续交恶的准备。我们不妨看一下此次外交出击的背后，可能有哪些现实的考量。
其一，法国目前正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中国拒绝与会，显然是要羞辱萨科齐，警告法国将来继续带头对抗中国之前要三思而行。北京曾经以“枪打出头鸟”来警告欧洲国家，提醒它们不要在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刁难中国，但过去一直是言语多于行动，包括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萨科齐的言行予以容忍。现在，这一枪终于打在了喜欢“出头”的法国身上，结果不只是中欧峰会受牵连，中国购买法国飞机的大笔订单大概也免不了会遇到波折。
其二，对于某些外交事务，中国民间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满情绪，以至于外交部被形容为“软骨头”，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显得过于迁就和软弱，包括对萨科齐忍让太多。在奥运会之前，萨科齐在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把拉萨骚乱事件与自己是否出席奥运会挂钩，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至今幷未平息。现在奥运会已过，此时又出事端，如释重负的中国政府正好乘势把旧账新账一起算。
其三，中国很清楚，法国和欧盟此时只关心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角色，幷且对中国有很多要求。至于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即欧盟何时取消对华军售禁令，萨科齐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因此，对北京而言，此时不出席中欧峰会毫无损失，只会打击法国在欧盟中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同时，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中，中国依然掌握着主动权，欧盟还会主动要求中国支持。
以前从未有过的自信
然而，以过去的一贯外交风格来看，中国尽管有上述多种考虑，但还是不大可能毫无顾忌地与整个欧盟翻脸，最多只会在双边关系上报复法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不再投鼠忌器，甚至豁出去也要让法国领教一下自己的愤怒？这一行动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考虑？是否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方向有所变化？在世界格局再次陷入动荡和重组之际，这一点也许更值得关注。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一直是与国际接轨或者“融入国际社会”，而其外交任务就是要为这一目标服务，为此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本这一目的，中国在外交上始终强调“维护大局”，主张合作，避免对抗，能忍就忍，能让则让，底线是“斗而不破”。中国民众一直批评中南海领导人“软弱”，甚至“怒其不争”，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特定发展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处境。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改变。首先必须指出，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不可能放弃开放政策，还会继续注重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就趋势来看，中国将会从新的角度、以不同的心境，重新思考“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和进程。
具体地说，此次金融危机虽然使中国经济遭遇冲击，但同时也使中国决策者更清楚地认识了“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的处境与利益需求，幷且从中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自信。过去，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大，它在国际事务中就越是受制于人，在外交决策中瞻前顾后的心理也越是明显；现在，既然外部市场的萎缩已成为事实，中国不如索性放弃其他幻想，改而专注于经营内部市场。从过去低三下四地有求于人，幷且急于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到现在不惧西方的施压和孤立，自信和自主地自救、自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外交更突出“以我为主”
固然，中国离不开外部市场与外部合作，但在不能完全指望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其发展战略的重心正从“外向”转为“内需”。就如同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一样，这个转变的过程，将必然导致外交决策者的思考角度和反应模式跟着转变。
换言之，在国际事务中，其实也是“无欲则刚”。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的减轻，加上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实力，有助于中国外交决策者放下很多包袱，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作出不同寻常的行动。中国此次对法国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也许就是一个标志。
中国当前的国力说强不强，对外开放的程度说全面也非全面，国际地位说高也不是很高，总之是处于尚未完成的大国上升阶段。在外部市场利益减少、外部环境不够友善、外部局势不够稳定的形势下，处于这种历史阶段的中国，其战略视野的焦点很有可能由远而近地收缩，而自力更生、自主图强的信念，将重新回到战略决策过程的显着位置。
最近，北京领导人多次强调，在世界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既意味着中国将专注于内部发展，也意味着中国在外交上将更加突出“以我为主”的自我意识，其抗拒外部干扰的力度也会更加强烈。中国绝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其开放的步伐也许会变得更加沉稳和从容。中国大概不会照搬美国当年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但在经济危机横扫全球的特殊时期，也许有必要把它拿来进行一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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