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尽管对于一个处于政治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和平的街头政治运动可以为修补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提供动力，是不成熟的议会政治的一个补充，不过既然议会政治这个基本游戏规则已经确立了（它也是以往民主运动的一个成果），那么各方面就应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遵守一个底线，即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应回到议会和法律的层面上寻求解决。
作者：庄礼伟 暨南大学教授
当前泰国的政治风波为发展中国家“后独裁时期”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据泰国媒体报道，目前曼谷的示威者手中已出现了枪支和炸弹，而警察在维持秩序时也出现了不冷静的粗暴行为，血案使政争进一步走向死胡同。一些医生和护士拒绝为警察疗伤并加入了抗议人群。于是有人呼吁军队出面干预，但《曼谷邮报》2008年10月10日的社论说：军方应严守不干预政治的承诺，不应妨碍议会和民选政府的运作。社论也批评民盟的领导人将自己的支持者置于险境而有可能引发军人干政———不过，这可能恰恰是民盟领导人希望看到的结果。社论提出，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可能是一条出路。
本文认为，尽管对于一个处于政治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和平的街头政治运动可以为修补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提供动力，是不成熟的议会政治的一个补充，不过既然议会政治这个基本游戏规则已经确立了（它也是以往民主运动的一个成果），那么各方面就应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遵守一个底线，即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应回到议会和法律的层面上寻求解决。
此外，泰国政治风波的解决，也需从社会、经济层面做出努力。这场政治风波从表面上看是民盟集团和他信集团之间的对抗，但它的持续发酵是由于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即城市中产阶级与乡村草根阶层在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缺乏交集和谅解，于是前者用街头行动支持了民盟集团，后者用选票支持了他信集团。城市中产和乡村草根之间的矛盾用我们的话语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不满、有成见，在那些已基本走出高度独裁体制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仍未结束的社会，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新课题，在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台湾，我们都可看到这种冲突。
说到要从社会、经济层面做出努力，就不能不关注泰国的农民。作为一个依附型的社会群体，泰国农民正在觉醒，他们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引发了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泰国社会各方面都应意识到，不能把农民永远压制在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体系的最底层。当然，他信集团用挖走城市中产利益来帮补农民利益的简单做法也是有问题的。泰国政治风波的出路，还涉及到如何创造一个帕累托改进。
泰国政治风波的复杂性，还在于它牵涉到议会民主体制下少数与多数的关系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提出民主意味着“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容忍歧见”，但在泰国，中产阶级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只关注眼前利益，对国家发展缺乏远见，为了眼前利益甚至容忍执政党的贪腐、任人唯亲，这样的“多数”岂能顺从、屈从？若是让农民（通过迎合他们诉求的政党）来主导泰国的公共事务，这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一起“往下笨”吗？
进一步的复杂性还在于：泰国的中产阶级也未必有远见。为了打败他信集团，中产阶级不惜欢迎军人干政和强化国王权威，这说明这个阶级也有其自私、狭隘的一面———没有哪个阶级必然代表“先进”。
关于当前泰国政治风波背后的复杂性，下文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泰国各利益集团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泰国政治生态具有以下特点：旧的利益格局快速分化，而新的主流价值观却迟迟不能得到实质性的确立，各种势力之间的结盟往往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共有理念。
在泰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存在3个内部成分复杂的利益联盟。A联盟：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利益的他信集团与地方政客以及农民的联盟；B联盟：城市中产阶级和受他信集团排挤的政党、政客的联盟；C联盟：由军队、官僚、国王组成的旧势力联盟。3个联盟各有各的政治资源：他信集团拥有集中化的财富，控制了内阁和议会；中产阶级拥有广泛的财富资源和非政府组织资源，控制了主要的言论渠道；旧势力联盟则拥有民众对泰王的崇拜、武装力量和部分行政资源。
「A联盟」该联盟以他信集团为龙头，以农民选票为后盾，以地方政经势力（“桩脚”）为前两者之间的纽带，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联盟而非价值观联盟，这也是一个奇怪的联盟：最富有的工商家族和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因选票政治结合到了一起。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
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的他信集团对旧的利益格局的冲击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四面树敌：1.该集团希望官僚系统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得罪了官僚系统。2.该集团在乡村的威望上升，使国王在乡村的威望受到削弱。3.该集团的朋党作风和对国际资本的迎合，排挤了其它一些工商集团。4.该集团连续多年一党独大（从泰爱泰党到人民力量党），破坏了轮流上台、利益均沾的政坛潜规则。
为冲破旧体制旧势力的阻碍，他信集团选择了走快刀斩乱麻的强人政治路线，此外由于无法从观念上团结农民而只能用物质恩惠向农民买票，这些做法都与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中产阶级除了关心其切身利益，也关注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合理性。
属于A联盟的农民群体与他信集团的结盟是策略性的。随着社会转型，泰国农民的自主意识逐渐增长，城市发展对农村资源的掠夺也引起了农民的自我保护运动。巴素·蓬拜七和克里斯·贝克这两位学者观察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农民的抗议活动渐渐出现在曼谷，他们同样会在议会外面扎营，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农民的抗议也极具策略性，例如在某次农民抗议活动中，一群手举国王和王后画像（象征着忠诚和保守）的乡下老奶奶（象征着脆弱和不幸）走在前头，跟在后面的农民队伍奏着乡村乐曲，跳着传统舞蹈，坚毅而和平地走向曼谷。
抗议成功了
不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国家高端政治中终究势单力薄，只能与需要他们选票的政治集团结盟。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如何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是一个普遍的难题，他们多半只能仍然由别人来代表。
「B联盟」B联盟中的中产阶级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从技术工人到中小企业主，从中下层公务员到文教科技人员），其内部不仅存在利益分殊，在观念上也有从激进到保守的不同光谱。
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属于M型社会而非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偏少并且处境困难，是理想与现实差异感最大的一个群体，这导致他们事实上成为一个抗争型的非主流群体。因此他们也常常与其他势力组建策略性联盟。
泰国的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在曼谷，他们在价值观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表达欲望，与媒体有较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传统政党热衷于议会政治不同，他们认为街头政治更有效率（电视直播对事件的放大效果使他们的这种观念更加坚定），而农民拥有多数选票也降低了泰国中产阶级对选举投票活动的兴趣，使他们更热衷于在媒体上发言和发起街头抗议运动。“人民争取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就是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
泰国中产阶级具有反军人政权、争民主的光荣传统，但现在民盟功利主义地选择了赞同军人干政、国王干政的反民主策略，这对泰国中产阶级的形象与核心价值观都是严重的损害。泰国有网友指责“人民争取民主联盟”已蜕变为“人民反对民主”（两者的英文缩写都是PAD）。而民盟所主张的议员委任制，更是要让议会名存实亡，委任制下的民意代表的特点是：要么在议会会场举手和睡觉，要么就提一些不痛不痒的鸡毛议案。
不过这种反民主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民盟领导人的选择而非所有中产阶级的选择。民盟领导人以防止金钱政治和打击哗众取宠的民粹政客为由主张大幅减少议会直选议席，但从种种事实来看，民盟领导人作为政客与他们的政敌在本质上并无太大不同，他信集团是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小集团统治，而民盟领导人所期望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黑箱统治。
当然，也有不少国际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历来是比较灵活的———在他们占人口多数时主张民主政治，而在他们占人口少数时主张精英政治。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泰国中产阶级的抗议行为与他们自身的经济处境也有一定的关联。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与动荡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昂贵的城市消费水平使他们生活艰难，在上述情况下，作为国家的纳税主体，他们对他信集团将公共财政的重心放在农村非常恼怒。
「C联盟」该联盟的主心骨是泰王本人。他不仅是当今世界在位最久的君主，也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君主之一，同时他还不是一个虚位君主，拥有一定的政治实权。由于自拉玛四世以来多位泰王在推动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方面的杰出贡献，王室在民众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至于现在的这位泰王，外界对他在泰国民主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他在历史上的一些举动显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客，维护自身权威是他干预国事的重要目标，因此他曾支持反军人专制的市民运动，但一旦政治民主化威胁到他的权威时，他就会暗中支持传统的军人-官僚集团。
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的他信集团在农村大举扶贫，侵消了泰王作为“最大施恩者”的威望；在政坛一党独大，削弱了泰王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地位；由于是依托多数选票上台，他信集团对泰王的权威也渐渐有所怠慢，尽管表面上的尊敬还是有的。所以一旦有反对他信的政治运动出现，泰王究竟支持哪一边，其实是很清楚的。换言之，对于泰国的政治风波，泰王难脱干系。这位很有威望的国王如果不在位了，或许议会民主体制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效忠。
泰国这场政治风波既可看做是他信集团与中产阶级的冲突，亦可看做是他信与泰王等旧体制势力之间的冲突。现在政争陷入僵局，泰王的“最高仲裁者”地位再度凸显。但可以预见，一旦这位泰王不在了而后继者缺乏威望，这个由国王、军队、官僚组成的旧体制利益联盟将会迅速削弱和瓦解。
出路何在？
当前泰国政治生态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图像：曾经不懈推动建立议会民主体制的中产阶级突然试图削弱民选议会，稳定的政党系统和稳定的政党理念仍未形成，各种政党忽生忽灭、忽聚忽散；政党们与其说是依靠其政纲的先进性而上台，不如说是依靠其政治手腕的高明而上台。在这样一个混乱平台上出现政治震荡并不奇怪。
泰国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可追溯到2001年他信集团上台。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是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特别是在乡村和非曼谷地区），但由于他信施政行为的简单化、专断化，以及他的裙带作风与贪腐嫌疑，于是他遭到了来自旧势力和中产阶级的联手围攻。
解铃还需系铃人，仍然在街头苦撑的泰国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应当对这个政治迷局有所醒悟，不再片面依赖图快、图省事、图效果放大的街头政治，而是广泛到全国城乡社会去深耕基层，以理念、政纲、实际施政效果和服务态度去赢取更多选民支持。试图用围攻和占领政府机关的方式来实现政权轮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信阵营可以动员更多的泰国农民来围攻曼谷，街头政治将进入恶性循环。此外中产阶级也应当对来自旧体制的反他信“盟友”们保持警惕，如果他们重新控制国家政治，这对中产阶级又意味着什么？过去年代的流血抗争难免再起，民主运动又要从头来过。而他信集团即便有些强人作风，也终归在是宪政体制内运作，并且他信集团一直对街头抗议运动基本上采取克制、避让态度，这与军人执政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他信集团或许应该因其执政失误而下台，但议会体制怎能一同泼掉？
泰国中产阶级还应看到泰国城乡利益冲突已积累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扶助农民、草根的他信路线也有有利于中产阶级的一面。农村的不发达、农民的贫困化，最终也会危及城市孤岛里中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大，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让农民告别贫困而成长为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逐渐上升为人口多数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才有可能走上稳健的轨道。
让民主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比民主的制度形式的降临更为重要。而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应当是多数决定型民主与寻求共识型民主的互补共存。应当说，泰国政治风波的另一个解铃人，便是握有多数选票的他信阵营。该阵营一味利用在选票、议席上的多数而采取“单边主义”式的立法和施政，在泰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国情下，这条路是难以为继的。继承了他信政治遗产的人民力量党，需要及时自我变革，向兼容型政党发展，兼容其他人口少数集团的利益诉求，以求得“更大的大多数”的支持。
通过对泰国政治风波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并不必然意味着正义，弱势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正义；正义首先意味着程序合理、正当，意味着遵守经协商后达成的共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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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乔治·W·布什
作者：庄礼伟 暨南大学教授
当前泰国的政治风波为发展中国家“后独裁时期”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据泰国媒体报道，目前曼谷的示威者手中已出现了枪支和炸弹，而警察在维持秩序时也出现了不冷静的粗暴行为，血案使政争进一步走向死胡同。一些医生和护士拒绝为警察疗伤并加入了抗议人群。于是有人呼吁军队出面干预，但《曼谷邮报》2008年10月10日的社论说：军方应严守不干预政治的承诺，不应妨碍议会和民选政府的运作。社论也批评民盟的领导人将自己的支持者置于险境而有可能引发军人干政———不过，这可能恰恰是民盟领导人希望看到的结果。社论提出，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可能是一条出路。
本文认为，尽管对于一个处于政治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和平的街头政治运动可以为修补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提供动力，是不成熟的议会政治的一个补充，不过既然议会政治这个基本游戏规则已经确立了（它也是以往民主运动的一个成果），那么各方面就应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遵守一个底线，即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应回到议会和法律的层面上寻求解决。
此外，泰国政治风波的解决，也需从社会、经济层面做出努力。这场政治风波从表面上看是民盟集团和他信集团之间的对抗，但它的持续发酵是由于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即城市中产阶级与乡村草根阶层在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缺乏交集和谅解，于是前者用街头行动支持了民盟集团，后者用选票支持了他信集团。城市中产和乡村草根之间的矛盾用我们的话语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不满、有成见，在那些已基本走出高度独裁体制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仍未结束的社会，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新课题，在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台湾，我们都可看到这种冲突。
说到要从社会、经济层面做出努力，就不能不关注泰国的农民。作为一个依附型的社会群体，泰国农民正在觉醒，他们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引发了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泰国社会各方面都应意识到，不能把农民永远压制在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体系的最底层。当然，他信集团用挖走城市中产利益来帮补农民利益的简单做法也是有问题的。泰国政治风波的出路，还涉及到如何创造一个帕累托改进。
泰国政治风波的复杂性，还在于它牵涉到议会民主体制下少数与多数的关系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提出民主意味着“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容忍歧见”，但在泰国，中产阶级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只关注眼前利益，对国家发展缺乏远见，为了眼前利益甚至容忍执政党的贪腐、任人唯亲，这样的“多数”岂能顺从、屈从？若是让农民（通过迎合他们诉求的政党）来主导泰国的公共事务，这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一起“往下笨”吗？
进一步的复杂性还在于：泰国的中产阶级也未必有远见。为了打败他信集团，中产阶级不惜欢迎军人干政和强化国王权威，这说明这个阶级也有其自私、狭隘的一面———没有哪个阶级必然代表“先进”。
关于当前泰国政治风波背后的复杂性，下文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泰国各利益集团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泰国政治生态具有以下特点：旧的利益格局快速分化，而新的主流价值观却迟迟不能得到实质性的确立，各种势力之间的结盟往往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共有理念。
在泰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存在3个内部成分复杂的利益联盟。A联盟：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利益的他信集团与地方政客以及农民的联盟；B联盟：城市中产阶级和受他信集团排挤的政党、政客的联盟；C联盟：由军队、官僚、国王组成的旧势力联盟。3个联盟各有各的政治资源：他信集团拥有集中化的财富，控制了内阁和议会；中产阶级拥有广泛的财富资源和非政府组织资源，控制了主要的言论渠道；旧势力联盟则拥有民众对泰王的崇拜、武装力量和部分行政资源。
「A联盟」该联盟以他信集团为龙头，以农民选票为后盾，以地方政经势力（“桩脚”）为前两者之间的纽带，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联盟而非价值观联盟，这也是一个奇怪的联盟：最富有的工商家族和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因选票政治结合到了一起。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
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的他信集团对旧的利益格局的冲击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四面树敌：1.该集团希望官僚系统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得罪了官僚系统。2.该集团在乡村的威望上升，使国王在乡村的威望受到削弱。3.该集团的朋党作风和对国际资本的迎合，排挤了其它一些工商集团。4.该集团连续多年一党独大（从泰爱泰党到人民力量党），破坏了轮流上台、利益均沾的政坛潜规则。
为冲破旧体制旧势力的阻碍，他信集团选择了走快刀斩乱麻的强人政治路线，此外由于无法从观念上团结农民而只能用物质恩惠向农民买票，这些做法都与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中产阶级除了关心其切身利益，也关注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合理性。
属于A联盟的农民群体与他信集团的结盟是策略性的。随着社会转型，泰国农民的自主意识逐渐增长，城市发展对农村资源的掠夺也引起了农民的自我保护运动。巴素·蓬拜七和克里斯·贝克这两位学者观察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农民的抗议活动渐渐出现在曼谷，他们同样会在议会外面扎营，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农民的抗议也极具策略性，例如在某次农民抗议活动中，一群手举国王和王后画像（象征着忠诚和保守）的乡下老奶奶（象征着脆弱和不幸）走在前头，跟在后面的农民队伍奏着乡村乐曲，跳着传统舞蹈，坚毅而和平地走向曼谷。
抗议成功了
不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国家高端政治中终究势单力薄，只能与需要他们选票的政治集团结盟。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如何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是一个普遍的难题，他们多半只能仍然由别人来代表。
「B联盟」B联盟中的中产阶级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从技术工人到中小企业主，从中下层公务员到文教科技人员），其内部不仅存在利益分殊，在观念上也有从激进到保守的不同光谱。
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属于M型社会而非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偏少并且处境困难，是理想与现实差异感最大的一个群体，这导致他们事实上成为一个抗争型的非主流群体。因此他们也常常与其他势力组建策略性联盟。
泰国的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在曼谷，他们在价值观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表达欲望，与媒体有较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传统政党热衷于议会政治不同，他们认为街头政治更有效率（电视直播对事件的放大效果使他们的这种观念更加坚定），而农民拥有多数选票也降低了泰国中产阶级对选举投票活动的兴趣，使他们更热衷于在媒体上发言和发起街头抗议运动。“人民争取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就是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
泰国中产阶级具有反军人政权、争民主的光荣传统，但现在民盟功利主义地选择了赞同军人干政、国王干政的反民主策略，这对泰国中产阶级的形象与核心价值观都是严重的损害。泰国有网友指责“人民争取民主联盟”已蜕变为“人民反对民主”（两者的英文缩写都是PAD）。而民盟所主张的议员委任制，更是要让议会名存实亡，委任制下的民意代表的特点是：要么在议会会场举手和睡觉，要么就提一些不痛不痒的鸡毛议案。
不过这种反民主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民盟领导人的选择而非所有中产阶级的选择。民盟领导人以防止金钱政治和打击哗众取宠的民粹政客为由主张大幅减少议会直选议席，但从种种事实来看，民盟领导人作为政客与他们的政敌在本质上并无太大不同，他信集团是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小集团统治，而民盟领导人所期望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黑箱统治。
当然，也有不少国际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历来是比较灵活的———在他们占人口多数时主张民主政治，而在他们占人口少数时主张精英政治。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泰国中产阶级的抗议行为与他们自身的经济处境也有一定的关联。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与动荡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昂贵的城市消费水平使他们生活艰难，在上述情况下，作为国家的纳税主体，他们对他信集团将公共财政的重心放在农村非常恼怒。
「C联盟」该联盟的主心骨是泰王本人。他不仅是当今世界在位最久的君主，也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君主之一，同时他还不是一个虚位君主，拥有一定的政治实权。由于自拉玛四世以来多位泰王在推动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方面的杰出贡献，王室在民众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至于现在的这位泰王，外界对他在泰国民主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他在历史上的一些举动显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客，维护自身权威是他干预国事的重要目标，因此他曾支持反军人专制的市民运动，但一旦政治民主化威胁到他的权威时，他就会暗中支持传统的军人-官僚集团。
代表新兴民营大资本的他信集团在农村大举扶贫，侵消了泰王作为“最大施恩者”的威望；在政坛一党独大，削弱了泰王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地位；由于是依托多数选票上台，他信集团对泰王的权威也渐渐有所怠慢，尽管表面上的尊敬还是有的。所以一旦有反对他信的政治运动出现，泰王究竟支持哪一边，其实是很清楚的。换言之，对于泰国的政治风波，泰王难脱干系。这位很有威望的国王如果不在位了，或许议会民主体制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效忠。
泰国这场政治风波既可看做是他信集团与中产阶级的冲突，亦可看做是他信与泰王等旧体制势力之间的冲突。现在政争陷入僵局，泰王的“最高仲裁者”地位再度凸显。但可以预见，一旦这位泰王不在了而后继者缺乏威望，这个由国王、军队、官僚组成的旧体制利益联盟将会迅速削弱和瓦解。
出路何在？
当前泰国政治生态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图像：曾经不懈推动建立议会民主体制的中产阶级突然试图削弱民选议会，稳定的政党系统和稳定的政党理念仍未形成，各种政党忽生忽灭、忽聚忽散；政党们与其说是依靠其政纲的先进性而上台，不如说是依靠其政治手腕的高明而上台。在这样一个混乱平台上出现政治震荡并不奇怪。
泰国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可追溯到2001年他信集团上台。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是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特别是在乡村和非曼谷地区），但由于他信施政行为的简单化、专断化，以及他的裙带作风与贪腐嫌疑，于是他遭到了来自旧势力和中产阶级的联手围攻。
解铃还需系铃人，仍然在街头苦撑的泰国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应当对这个政治迷局有所醒悟，不再片面依赖图快、图省事、图效果放大的街头政治，而是广泛到全国城乡社会去深耕基层，以理念、政纲、实际施政效果和服务态度去赢取更多选民支持。试图用围攻和占领政府机关的方式来实现政权轮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信阵营可以动员更多的泰国农民来围攻曼谷，街头政治将进入恶性循环。此外中产阶级也应当对来自旧体制的反他信“盟友”们保持警惕，如果他们重新控制国家政治，这对中产阶级又意味着什么？过去年代的流血抗争难免再起，民主运动又要从头来过。而他信集团即便有些强人作风，也终归在是宪政体制内运作，并且他信集团一直对街头抗议运动基本上采取克制、避让态度，这与军人执政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他信集团或许应该因其执政失误而下台，但议会体制怎能一同泼掉？
泰国中产阶级还应看到泰国城乡利益冲突已积累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扶助农民、草根的他信路线也有有利于中产阶级的一面。农村的不发达、农民的贫困化，最终也会危及城市孤岛里中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大，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让农民告别贫困而成长为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逐渐上升为人口多数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才有可能走上稳健的轨道。
让民主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比民主的制度形式的降临更为重要。而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应当是多数决定型民主与寻求共识型民主的互补共存。应当说，泰国政治风波的另一个解铃人，便是握有多数选票的他信阵营。该阵营一味利用在选票、议席上的多数而采取“单边主义”式的立法和施政，在泰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国情下，这条路是难以为继的。继承了他信政治遗产的人民力量党，需要及时自我变革，向兼容型政党发展，兼容其他人口少数集团的利益诉求，以求得“更大的大多数”的支持。
通过对泰国政治风波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并不必然意味着正义，弱势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正义；正义首先意味着程序合理、正当，意味着遵守经协商后达成的共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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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乔治·W·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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