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茅盾研究與秦德君老人的通信[原創]

關於茅盾研究與秦德君老人的通信

    1983年3月，我在北京參加首屆茅盾研究學術會議，認識了報告文學研究學者、四川文藝出版社編輯段百玲老師。1986年11月，我出席在樂山舉行的郭沫若學術研討會之後，到成都拜訪她。當她得知我正在為上海文藝出版社寫茅盾的長篇傳記，就告訴我秦德君老人現正在成都，我於是請她帶我於11月22日上午去拜訪了秦德君老人，第一次聽她說參加革命的經歷，尤其是與茅盾的關係。此後，就開始了與秦老的通信，多次向她請教茅盾與她一起亡命日本的經歷，以及她對茅盾研究的看法。回到湖州不久，秦老便把她寫好但尚未發表的回憶錄《櫻蜃》寄給我，希望在我主編的《湖州師專學報》或學報增刊《茅盾研究》上發表。但此事由於多種原因未能實現，她的《櫻蜃》由日本的文學研究刊物《野草》在國外先期刊出。而秦老在給我的信中，就她與茅盾的關係和茅盾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的回復，以及所發表的看法，卻是茅盾與她之間僅存的兩位元當事人之一的寶貴資料。秦老逝世後，她女兒秦燕士（秋燕）還把她的《火鳳凰》寄贈我。而我手中的秦老的幾封談她與茅盾的信，卻未能在她生前發表。如今得以向學界公開，既可告慰在天的秦老，也有助於茅盾研究的深入探討。

1、1987年2月27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賢弟：

手示及彩照均收到，謝甚！胡蘭畦和我的近照謹尊命奉寄，請查收！唯蘭畦仍住醫院，且時有重病發生，加之耳不聰、目不明，恐暫時難以提筆。她既然向你說過她不認識茅盾，茅盾也不認識她，那就僅（盡）可把它擺出來，她不會否認的。

等到1932年吧？胡蘭畦跟宋慶齡一起回國，不但出了轟動一時的“德國女軍中”，並且又是宋慶齡的秘書，茅盾才求見過她。但到反右以後，胡蘭畦戴上了帽子，茅盾就表明他不認識胡蘭畦了。

至於陳學昭麼，那是1928年茅盾和我一路去日本以後，發表了“從牯嶺到東京”以後，第一個寫信給茅盾，說她要到日本來求見“北歐命運女神”，那時她對於我這個為茅盾所崇拜的“北歐命運女神”是仰天崇拜的啊！去年她在“隨筆”裏又放屁造謠污辱我，所以我置之不理。事實是事實，造謠就是造謠，是非自有公論。

我的回憶錄，原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派編輯倪進雲姊專程北京找我約稿，那時是1980年。稿從五四運動寫至審判四人幫。當時因為茅盾一節，她勸我省去，因我不同意所以退稿。

我的原稿是“三部曲”，一、“女囚”。寫我的一生從“五四”做學生代表到審判四人幫的一些經歷，主要是寫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監獄對待犯人的對比，也等於我的供詞。二、“暮雲深”。專寫我和劉伯堅的一些經歷。三、“櫻蜃”。專寫我和茅盾去日本的一段經歷。

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龍門陣”編輯室崔顯昌來要去，計畫在“龍門陣”聯載。今年第一期已刊出我的暮雲深，我郵送你一本玩玩唄。老崔說：“櫻蜃”是最寶貴的史料，他們要稍待日時，出版界的有識之士先放第一炮，他們就跟上來，因而他們下期擬出“女囚”。

我現在手裏的“櫻蜃”原手稿，寄給你參閱後，不管你怎樣使用，但原稿務必寄還給我。我用“櫻蜃”二字，乃取之蘇東坡的“海蜃”。有何見教，亦請函示。蘇東坡寫的是“海市蜃樓”，我寫的是櫻花樹下的海誓山盟。

請此祝撰安！盼多賜教益，小照兩張照寄。

 

1987.2.27秦德君

我還有些手稿，被人借去未還，現有的都在“龍門陣”編輯室。

 

2、1987年3月20日 秦德君兒媳郭月春致李廣德

李老師：

你好！三月九日的信收閱，媽媽近日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委託我給你寄一封信，屆時她老人家再詳函告。

隨信寄去“龍門陣”一本，請查收。“櫻蜃”原稿被“四川日報”編輯孫念忠同志借閱，前日才取回，待複印好後定速寄給你。

稚駒昨日陪媽媽到川醫探望胡蘭畦阿姨，她還好，近日即可出院。

就簡單寫這些，謝謝你對媽媽的關懷。

媽媽本月22日隨省政協委員乘車赴京。

祝

萬事如意，闔家幸福

秦老兒媳  郭月春敬上

3、1990年4月2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我從美國回來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一進門就收到你90.3.25手示，“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未收到，湖州師專學報收到，關於“茅盾與孔德沚、秦德君關係初探”在湖州師專學報的“茅盾研究專號”已拜讀過，我和學術界、茅盾研究界的反映是一樣的認為很好！很有價值，打開了研究之門，就不操心是非扯不清了。實事求是嘛！在當時文藝界的先知先覺者，頗不乏知人之士，當大革命遭受摧折，受苦受難的關頭，頂不住，打退堂鼓的，開小差的，大有人在，豈特一個文弱書生如茅盾而已哉！！！人非完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願我親愛的茅盾大師，勉為其難，有厚望焉！

祝

撰安

1990年四月二號  秦德君再拜

4、1991年10月23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

來件通通收到，所囑均一一向女兒秋燕說明，她已經記錄下來，只因我近日重病，尚未抄錄、寄來。一待我病初愈，就會詳情寄上，以慰遠懷。我很感激你的公正為懷！

祝

教安

1991年10月23日秦德君親筆再拜

付上小照一張笑納

即使我死了，問題也必須扯清楚。又及

 

5、1991年10月26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李廣德先生，您好！

寄來“茅盾學論稿”收到，謝謝！

關於大作《茅盾與孔德沚、秦德君關係初探》一文的通信（摘錄），說明你有一位你很熟悉的長者，你考慮到他信中所談的一些內容十分重要，極有價值，故將其姓名隱去。

請問，既然是十分重要，極有價值供學術界人士參考、研究，又何必隱姓埋名呢？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這個隱君子，就是那個對於研究茅盾和我的往事研究沒有發言權的“妄人”，狂妄之極也。

還有1990年3月9日來信（摘錄）：“文革”開始她突然來信要續舊情，未獲反應，又來信威脅要報復，以後就編造茅公是“叛徒”的謊言。

請問，兩個來信在那裏？！拿出來！不可以糊說！

我沒有油印過“回憶”，簡直是無中生有的瞎說，拿出證據來！

李先生，希望你實事求是的搞研究學問，弄清一些歷史問題。弄清是非，要核對事實。不可以是是非非，捕風捉影以迷惑眾人。

尚肅即致

文安，盼常賜教益，切勿虛構，以假亂真，如頌為祝！

1991年10月26日，秦德君於北京複外大街22號樓5門21號

大病新愈，提筆不易，語勿倫次希諒！  又

 

6、1991年10月31日 李廣德致秦德君

尊敬的秦老：

您好！打擾您了，請多原諒。

10月26日大函今日奉悉。您對我誤解了！拙著《茅盾學論稿》附錄的兩信，是韋韜給我的，現將影本（全文）寄上，請您讀後即可明鑒我用心之良苦。我在前日給您寄上一信，並談了南京會議的情形，信中提八個問題，希望您能一一給我回答，我將盡可能予以發表。至於韋韜給我的兩封信（其中都包含他對我及沈衛威的指責和威脅），希望您對涉及您及史實有錯誤的部分，能給予駁斥，研究者將會以科學的態度，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並予以正確的評判的。

南京會議，沈衛威因種種複雜原因而未能與會，我雖與會，也因被視為“秦德君派”而為人注目。您信中說：“希望您實事求是的搞研究學問，弄清一些歷史問題。”我將努力照此去做。為此懇切希望您能向我提供第一手材料，以供研究，以正視聽。

敬頌

健康、長壽！

晚學李廣德頓首

1991.10.31

 

7、1991年10月28日 李廣德致秦德君

尊敬的秦老：

您好！疏於問安，請多原諒。

今年8月，香港正之出版社出版了拙著《茅盾學論稿》。前些時，已掛號給您郵上一本，諒已收到。書中收進了《關於茅盾與孔德沚、秦德君關係初探》一文，並附錄了四封關於此文的通信，其第一、三封信（摘錄）是韋韜寫給我的，第四封是您的。請指正。

10月6日至11日于南京大學舉行“茅盾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期間，拙著已提交給與會的中外學者。大家在會議的小組討論和會下交談中，都議到了拙著中關於茅盾與您的關係的文章及附錄，也都議到了《許昌師專學報》發表的您與沈衛威的對話錄，表現了希望深入研究的興趣。

10月7日晚，會議安排了一個座談會，請錢青、黃源、韋韜介紹當時茅盾與您的情況。他們在發言中談的一些內容涉及到您的回憶錄《櫻蜃》、沈衛威的《秦德君對話錄》中的某些史實的真實性。為此，我想請您能進一步說明一下。現將我的問題請教於下：

一、錢青先生說，茅盾到日本後學日語、寫文章，很忙的。哪里有時間陪秦德君玩？秦德君寫茅盾整天陪她，根本不可能。請問：您寫的是真實情況，還是她說的對？

二、錢青先生說，茅盾與您在日本時，她曾與同學去看你們。茅盾為她們炒菜，他炒的牛肉絲既鮮又嫩，味美可口。記得我1986年11月22日在成都訪問您提到此問題時，您一聽就說：“胡說，他會炒個屁！只知道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都是我煮飯做菜給他吃的。”茅盾真的不會炒牛肉絲嗎？也許錢青先生記錯了，她們吃的是您炒的牛肉絲。是這樣嗎？

三、錢青先生在會上提交給代表的《茅盾流亡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一文中說：陳瑜清告訴她，“有人說他朝朝暮暮往女生宿舍跑，還說他和一個女人常在電影院裏廝混。我知道茅盾是一位謹言慎行的高尚之士，絕不會如此輕薄。”另一位當時在東京的王君說：“是那女人追求茅盾，追得很緊，很熱情，很瘋狂，他們後來到京都去同居了。”請問：當時是您主動，還是茅盾主動？即：誰追誰？因為錢青先生轉述吳庶五給吳曙天的信說“茅盾與同來日本的一位女士突然離開東京，不知去了何處，連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去向。茅盾恐將中‘美人計’，也許是落入‘魔掌’。”似把您說成是在使美人計而使茅盾落入您的魔掌。這是否是真實情況呢？

四、錢青先生在會上說：有幾次，我們一同去嵐山玩。嵐山風景很美麗。茅盾、秦德君、楊賢江等人都去的。那裏山不高，旁邊有水，水裏好划船。秦的文章說到嵐山玩時坐上山電纜，但嵐山山不高，是沒有電纜的，那是她造的，可見她對茅盾的歪曲。還有，從神戶到東京，那時坐火車要一天，秦的文章說是二小時，這是現在的情形，可見也不符合事實。您能否就此說明一下：到嵐山遊玩，您與茅盾是否真的坐“上山電車”（您在《櫻蜃》中用這個詞語）？

五、錢青先生的文章中說：茅盾與您回國後，孔德沚常給茅盾送家鄉菜肴、絲棉衣被……，因而“秦德君見狀，怒火中燒，日夜吵鬧，致使茅盾坐立不安。她甚至閉門自殺，茅盾急得破窗而入，急急救援。兩相對比，茅盾感到露水夫妻，不能久遠，茅盾要秦德君兩次墮胎，這就說明了茅盾對秦德君的情義與態度了。茅盾給胡風的信上稱秦德君為‘暴君’，也是因這種感受而發出的憤怒之聲吧！”請您對這裏的事情真相能談一談。

六、關於茅盾與您分手。錢青先生說，姚韻漪告訴她：“茅盾與秦感情破裂，只得二人協商分手。秦德君回四川，約定茅盾到碼頭送行。但到了秦啟程之日，茅盾未去。茅盾請人攜一筆錢款贈送，因為當時蔣介石的通緝令未解除，茅盾恐遭不測，另一原因，茅盾曾說，這也表示了與秦決裂的決心。”所以，不是秦德君所寫的“四年之約”。這裏所講的，兩者相差極大。請問：怎樣是真正的事實？

七、韋韜同志在會上談到：茅公對杯水主義的女性是討厭的，這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來。可是為什麼碰到秦德君又會在一起呢？茅公也有他的弱點。客觀上是政治思想上的苦悶，在日本又孤單單的一個人。他是被魔鬼誘惑，後來又清醒的。他理性地認識到兩人的關係不會長久，所以秦懷第一個孩子叫她打掉，懷第二個不知道，知道了就叫打掉，後來就擺脫掉了秦。78年，茅公看到秦的回憶錄（手稿）後對我說：她說我想投靠蔣介石，這完全不可能；如說我想找汪清衛，倒是有可能。因為汪曾是我的朋友……；邵力子是我的老朋友，說我想去找他，有可能。茅公又說：她懷了孕，我叫她打掉了。她這個人可共享福，不可共患難。至於什麼四年之約，既然決定斷了，還有什麼四年之約？韋韜同志又說，茅公寫回憶錄不願寫秦，是因為秦在“文革”時曾威脅茅盾並寫信“揭發”茅盾是“叛徒”，這完全是捏造、報復。請問：您對韋韜所述茅盾的話有怎樣的看法？

八、會上，丁爾綱研究員讀了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給東京市委的一封信，其中第四點為：沈雁冰過去是一同志，如他現在表現好，允其恢復黨籍。（大意）原件存中央檔案館。此信證明茅盾不是您文章所說的“是個被開除黨籍的叛徒”。如果這樣，楊賢江、郭彤先後對您所說的均是錯誤的，而您在文章中引用也就成了對茅盾的誹謗、中傷。對此您又作何說明呢？

秦老，我十分尊敬和欽佩您一生的革命經歷和對人民解放事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在茅盾研究工作中，您也不斷提供自己所知道的史實，大力支持人們研究茅盾在日本時的思想、創作和生活，中外茅盾研究學者都很感激您。正如您1990年4月2日給我的信中所指出的：“打開了研究之門，就不操心是非扯不清了，實事求是嘛！”所以，盼您在身體健康情況和心情都好的時候，能就我提的問題複我一信。如有近照能賜寄一幀，我當永遠珍藏。先謝謝您！

天氣已臻寒冬，盼多保重，珍攝。

敬頌

安樂、長壽！

李廣德敬上

1991.10.28

因考慮到您老冬天可能不在北京，故此信影本同時寄成都郭稚駒轉。附上名片供聯繫。又及

 

8、1991年11月2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收到“茅盾學論稿”閱讀後當即回了信。今天又收到10月28日來件裏，關於錢青的胡說，都看見了。她和陳學昭都是長舌婦，可能是茅盾的稿費和版稅在作怪，本應一一駁斥，只是由於我今春病“腦血栓”後，精神大不如前，對於研究茅盾的史實作出徹底的研究，目前力不能當，思前想後，還是由你抽空來和我當面談個清楚，務必！談好了，我簽字，我的兒女秦燕士作證明，火速飛快的來呀！別等我已停止呼吸了，你們仍然繼續道聼塗説，瞎說一些，你們研究者居然當作聖旨來頌揚。

我們在京都出遊的有楊賢江夫婦，高爾松、伯兄弟夫婦，漆湘衡夫婦，周憲文夫婦。出遊之地很多，只在奈良公園看見過錢青一次，她沒有到我家作過客，在楊賢江家也沒有看見過她，她那時在奈良女子師範學校學習。為什麼她扯出那許多把子出來傷害我，很像她就是我和茅盾之間的第三者。對於研究我和茅盾的往事，韋韜沒有發言權。……陳學昭和錢青都未必是茅盾與我之間的當事人，況且我還不認識她倆！好！等待你來了，再作詳談吧！祝撰安！

1991年11月2日秦德君拜

 

9、1991年11月11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信收到，謝謝你寄給我一些買不到的非言非語資料，以開茅塞。我和茅盾的一段往事，在《櫻蜃》裏說得明明白白的。然為何到了今天，忽然冒出一個什麼“錢青”的出來打醋罐子呢？

你們對於研究茅盾的生平，是什麼人主持？為什麼找一個不相干的“長舌婦”錢青，她不是我和茅盾之間的第三者，為什麼容許她插進來興風作浪“醋海風波”呢？

請將我寫的《櫻蜃》公佈出來，由大眾出來公平論斷！！！

我已是八十七歲高齡，在“文革”開始，就被送進“秦城監獄”達八年之久，斷了右腿骨，今年春間病“腦血栓”後，左腿也不能行動了，精神更不如前了，負擔不起醋罐子的壓炸！

我們在西京高原町的一群流浪者，沒有跟錢青出遊過，只是我們游奈良時，看見有個中國女人，茅盾說她叫做“錢青”，浙江人，在奈良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我們住在一起又同游的高爾松、高爾柏、齊湘衡等，全國解放後，都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你們可以去找他們出來作證人。

紙短話長，不盡欲言！

1991年11月11日秦德君

 

10、1991年12月17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我這次病很重，病的是腦血栓，所以恢復得慢。

你們研究茅盾問題，是怎麼搞起來的？有哪些人參加？參加者有什麼目的？

錢青為何許人也？我不知道她，我絕不同她對話，談及我的終身問題，只要你們都是端正的文人（治書人），否則，沒資格參加討論或研究！你們要把舊禮教來謀殺我這無罪之人，就請不要東拉西扯，困亂人意。

1991年12月17日秦德君拜

 

11、1991年12月20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你們研究茅盾問題，從何作起點？是些什麼人發起的？主持人是誰？什麼人參加？地點在何處？什麼人召集，研究的目的為何？

研究茅盾問題，沈夢韋（韋韜）本沒有發言權！錢青是個不相干的局外人，為什麼還來演主腳？我不知道她，也不認識她，她吹牛說她到過我的家。我想來想去，想不起她是個高的？短的？肥的？瘦的？

我們留浪在京都高原町的一夥人裏，沒有過錢青這樣鄙婦！為然何忽從天降一個魔鬼出來繞亂我們？！

廣德先生！你既然熱中於人間的不平事，那就請你高抬貴手，抓出幾個真有學問，有道德，有品格的好人出來，認真研究出一個結果出來，作為天下師表！為什麼你偏要跟那個對於研究茅盾與我的問題，沒有發言權的不肖之子沈夢韋（韋韜）出來當元帥來號召一些無聊的文人，都X茅盾辛苦一輩子的稿費與版稅來作威作虎，打死我這樣一個為黨的事業而上過國民黨的斷頭臺的人兒，你們就算勝利了麼？請回答！

1991年12月20日，秦德君於重病之中

 

12、1991年12月24日  李廣德致秦德君

尊敬的秦老：

您好！

12月17日、20日兩信均收讀。得知您重病，甚為不安，望多多保重！

我們從事茅盾研究的人，是尊重事實、實事求是的。雖然茅盾在其回憶錄中回避了他與您的關係，但是：邵伯周教授的《茅盾評傳》中寫了此事；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也寫了您與茅盾亡命日本期間的生活；沈衛威寫了您與他的對話錄。茅盾研究學界的大多數人是主持公道的。我認為，您不應該責備茅盾學界的研究者，而應該幫助大家，實事求是，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為此，我在南京會議之後，給您寫信，提出幾個問題，希望您能回答我。您後來給我的信中也同意，由您口述，讓您女兒筆錄，簽上名寄給我。但是我迄今未見您寄來。不知何故，如系身體有病，則可待病癒再說。我並不急需。

請恕我直言，您12月17日和20日給我的兩封信，是欠冷靜的，也是不理智的，可能是您心情不好，加上患病之故。但是，這卻不能促進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以為，您不應該罵韋韜同志和錢青同志，借用魯迅的話：“辱駡和恐嚇絕不是戰鬥”。您有事實，請擺事實；您有道理，就請講道理。這不是黨一貫要求我們的嗎？

我們尊重您為革命作出的貢獻，尊敬您為茅盾提供《虹》的素材並給予他生活上的幫助，最近中央電視臺播出封筱梅改編的茅盾小說 《虹》，也可說明問題。然而，研究者更服從真理、尊重科學。還是請您向我們提供第一手真實的材料，讓我們後來人去研究吧！

以上所寫，是由您的兩封信引發的一些看法，可能言辭過於尖銳或有許多不當之處，盼能批評和原諒。

匆此即祝

早日痊癒！健康長壽！

李廣德上

1991.12.24夜

中國茅盾研究學會是經黨中央批准於1983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掛靠在中國作家協會，辦公處在：北京交道口後圓恩寺13號。順告。

又，韋韜同志並沒有干涉人們的茅盾研究工作。相反，他也在向大家提供人們想知道的材料，以供研究。

 

13、1992年1月4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10月28日來信早已收到，關於你提出的問題，答復如下：

首先，我認為研究問題的方法應該端正，我不同意用佛洛德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人物，我也不同意用封建主義、唯心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這一段歷史和我與茅盾的關係，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用馬克思主義，也就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它，實事求是。我和茅盾去日本的歷史背景大的方面是相同的，就是革命正處於低潮時期，1928年底可以說是最低谷的一段，黨的組織被打散，而蘇區又尚未建立。而我和茅盾的具體情況又不同，茅盾當時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不管是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脫黨，他自己知道他已離開了黨組織（這一點他自己始終沒告訴我。）而且，他當時正由於他的三部曲《追求》、《動搖》、《幻滅》受到批判，他去日本是為了逃避，政治上是消沉的。而我當時正從轟轟烈烈的西北戰場上，由組織撤退到武漢，因汪精衛叛變，武漢大亂，被沖散了組織關係。我正在積極的尋找組織關係。我從武漢經南昌到南京轉上海都是這一目的。我已準備好路費，本欲去蘇聯，在上海經陳望道指點，他說去蘇聯難，去日本容易且日本也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他的妻子（應該說是前妻）吳虹弗又名吳庶五在日本，可以在生活上給我安排。因此，才與茅盾同行東渡，我當時在政治上是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這就是我和茅盾相逢、相愛、相離、恩恩怨怨以及茅盾回避我們這一段歷史、這種行為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的原因。

我本來是按歷史程式詳細的回答了你所提出的問題，由於我生了重病，至今未康復，抄錄起來頗費時日，現在就按你的意見，依你提出的問題程式，簡要的來回復。

其次，錢青這個人我不認識她，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我沒印象。他說經常到我家來是瞎說，她可知道我家窗從那邊開？門從那進？廚房在何處？廁所在那裏？至於共同出遊則更無此事。不過我們在遊奈良公園時，遠遠看見過一群人，茅盾說過其中一個是錢青，奈良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是浙江老鄉。奈良根本沒有什麼女子大學。

（一）我和茅盾一起從上海到日本，坐的是一條小貨輪。通常從長崎到上海有兩隻大客輪，一叫《長崎丸》，但茅盾沒有買大客輪的票，（因為票是他買的，也是他到陳望道家中來接我上的船。）這條船上只有在船頭有一個房間是裝客人的，一共只有10來個鋪位，除了我和茅盾兩人是中國人外，其餘都是日本人。在船上兩天，他和我談了很多話，茅盾很愛說話，也很能說話，從他文章受批判到他家庭生活不美滿。我也略為講了一點我的經歷，但他談得多，我談得少，主要是我聽、他講。所以一路同行到東京時，我們已經是較熟悉的朋友了。

到了東京我們一同先去找吳庶五。吳收到陳望道的信，已在她所住的北山禦佃町的中華女生宿舍為我預訂了一間三鋪席的房間。吳未料到茅盾和我一同去，就在中華女生宿舍附近的本鄉館為他找了一個房間住下，茅盾在東京一直住在哪里。

我們到東京後，先是吳招待我和茅盾在東京各地遊覽了幾天，幾天後我就上了東亞預備學校學日文。我原是想在日本找到關係後去蘇聯，如果去不成也把日文過了關，爭取庚子賠款（每月70日元）助學金，生活也不成問題，再從長計議。東亞預備學校教日文的老師叫松本，日文教得很好，本可以達到我的目的，卻因茅盾的干擾，這一目的就沒有實現。因為茅盾每天早上在宿舍門口等我，為我提書包送我去上學，中午下課後他也在學校門口等我，我們一路去吃中飯，吃完飯茅盾一般就約我陪他去看一場電影，我並不愛看電影，因為那些電影都是英文字幕，茅盾懂英文他一面看一面與我解識、翻譯。看完電影他就送我回宿舍，也是送到門口就回去了，他是有意避開吳庶五。後來日本天皇登基，把全世界的玩意兒都邀請到日本，熱鬧非常，茅盾就拖著我狂玩了好多天，茅盾對什麼都感興趣，有幾個項目還看第二遍，我則不是對每項都感興趣，每逢這種情況，茅盾總是抓住我的手不放，硬要我陪他玩到底。所以確切的說，當時是茅盾硬拖著我陪他玩，而不是象有些人或這位八杆子打不著的錢青所說是“茅盾整天陪我玩”。是我在學日文，而不是茅盾在學日文。茅盾英文很好，在日本懂英語就可以了，至於日常生活用語只要住下來幾天，不用多久就可以學會的。

茅盾在東京也寫了一些文章，他那時寫的文章一般都先把構思告訴我，寫好後又給我看，這也是我們的談話內容。至於茅盾是如何安排他的時間，而且他去遊玩總是邀我同去，而居然不去向錢青彙報，或向別的什麼人請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總之，茅盾在東京是天天來找我，邀我陪他玩這是事實，而不是可能或不可能，我想茅盾天天來看我，一同遊玩而沒讓別人知道，也不是什麼難於理解的事。茅盾寫“從牯嶺到東京”這篇劃時代的文章時，是在他住的“本香館”的住房裏的地板上，把我抱在他懷裏，邊說邊寫出來的。

要是當初茅盾不失約，實行四年完成《虹》的後半部，到了今天，比《子夜》就高大得多了啊！那才真正算個“文學巨將”咧！梅行素現仍活著，長期在成都住醫院而且耳聾眼瞎了，哀哉。

（二）關於錢青吃牛肉絲。我不敢說錢先生一輩子沒吃過牛肉絲，但我卻敢說她這一生決沒有吃過茅盾或我給她炒的牛肉絲。我們在京都都住在高原町，這是個貧民區，屋子很簡陋，沒有專門的廚房，是在一進門的過道做飯。用的是一個小電爐，鍋也不大。稍有烹調知識的人都會知道，炒牛肉絲一定要油多火大，而這種小電爐和小鍋是炒不熟牛肉絲的，更炒不出“很鮮很嫩”的牛肉絲。

而且我和茅盾是和高爾松、高爾柏夫婦共同開夥，一直是集體吃飯。高爾柏夫人叫唐潤英，她和我共同去買食品，她負責洗菜切菜，我掌勺下鍋。我們從不留客人吃飯，因為我們集體伙食成員已有五人，沒有力量和條件招待客人，偶爾有鄰居漆湘衡、和高喬平在我家吃一頓，因為他們二人輪流來教我日文，晚了就一起吃。除他二人外無人在我家吃過飯。

男人們從來不下廚。至於茅則更不會到廚房，他一向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連燒牛奶、熱牛肉汁（茅盾身體不好，經常吃成品牛肉汁。）都是我替他弄好。錢青不知在那裏吃了牛肉絲，卻端到我家來，其目的不外是謊稱他和我們很熟，以便造謠攻擊而已。

（三）關於第三個問題的前部分，我在前面已說明，茅盾這位“高尚之士”的確天天往我那兒跑，而且是經常一起看電影（請注意：並非我天天往他的本鄉館跑）。茅盾不告訴陳先生，我不能負責。至於到底誰追誰，我們在東京的情況已經可以說明茅盾是主動接近我。

我們在東京呆的時間沒有多長，究竟是幾個月我已記不清了。由於我累次提到想到蘇聯，茅盾表示願意和我同去。好像是28年秋天，天已轉涼，已是要穿夾衣的時候，茅盾提出我們一起去西京（即京都）找楊賢江，通過楊賢江接組織關係到蘇聯去。楊賢江和茅盾很熟，楊賢江這個人和我也很熟，1921年在北京開少年中國學會他出席了的，那時我隨李大釗在北京見過他。後來他和鄧中夏、鄆代英等到四川去演講，我們也見過，知道他是管組織的。因此，我相信了茅盾，就一起去了京都。去以前我們沒告訴任何人，當然也沒吳庶五，原本說好找到楊賢江接上關係再回來收拾東西去蘇聯。所以我去京都時，我住的宿舍東西都沒清理，房子也沒退，更未帶行李，是準備立即回來的。走時茅盾給我四川老家母親去了一封信，說我們一起去蘇聯了。

我們一到京都，楊賢江和夫人姚韻漪就在月臺上接我們，直接接到他們家裏去了，可見茅盾是事先通知了楊賢江的。楊賢江家是一樓一底的二層樓房，有一個小孩，還雇了一個下女。到了楊家，茅盾和楊賢江就單獨談了一陣，姚女士陪我。接著茅盾就病了，頭疼、肚子疼、胃疼，到後來牙也疼，眼睛也不好了。我當然很著急，忙著照顧他，楊賢江就把樓上的一間房間讓給茅盾，就這樣我們同居了，由朋友轉變成愛人。其實，就在楊賢江家的附近，高原町有一排可住七家的房子，住著幾位紅色青年，除了第七號住的是一家日本人外，其他都是中國人，這批紅色青年有高爾松、高爾柏兄弟夫婦、周憲文夫婦、漆湘衡夫婦。他們都是以寫文稿為生，非常歡迎茅盾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經茅盾介紹出去的文稿，可以預付稿費，而且稿費還可以高一點。他們早和茅盾聯繫好了，把第四號房留給了茅盾，我和茅盾在楊賢江家住了幾天，就搬到了他們高原町第四號房去住下了，這時已由孔德沚提出離婚條件，茅盾簽字，業已離婚了。由此，我也再沒有回東京，學也上不成了，也就沒有去得成蘇聯。茅盾是把我騙到京都去的，當然，我們在東京相處了幾月，他對我如此推心置腹，關心備至，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並非我對他沒有感情，但我並未想到要和茅盾在日本同居，我是一心一意想到蘇聯去，而且我也沒打算離開東京住到西京去。因為我在東京還有我的學校，我的朋友。當時楊虎誠夫婦也在東京，楊夫人謝葆貞是我的學生，還是我的通訊員，他們結婚是我主的婚，楊願意出資助我去德國。而西京（即京都）住的全是茅盾的朋友，除楊賢江認識以外，我一個熟人也沒有。所以從事實來看，這一切都是茅盾採取主動。

吳庶五說我們突然離開東京這是事實，從當時情況吳說不知去向也是可能的。但我和茅盾並未隱居，而是在京都公開同居，這一段生活，對我們雙方都是幸福的，都覺得很美滿。我們同居以前，由孔德沚提出了條件，茅盾簽字離了婚的。他寫稿、我抄稿，他還教我寫了一些稿，請了他的兩位朋友漆湘衡、高喬平兩人來教我的日文，我們一起寫了長篇小說《虹》的上半部。從我們相聚的這一段時期來看，茅盾情緒上是飽滿的，政治上從消極轉變為積極，創作上有了新的突破，精神狀態發生了根本轉變，請問茅盾落入了什麼“魔掌”？而誰又在施“美人計”？所謂計謀，一般是有動機，通過“美人”來達到一種政治上或別的什麼目的。何況我不相信吳庶五會說這種話，吳被陳望道遺棄很苦悶，她還把陳望道的像片掛在床頭，我很同情她，我和吳的關係不錯，我在東京有名有姓，有的是我的本名秦德君，上學也是用的本名。吳這個人很爽朗，她不會用“一位女士”之類的隱晦的字眼來說我，也不會轉著彎的來罵人。

事實是茅盾整個的導演了這一次西京之行。

（四）關於嵐山有無電纜？這要問日本朋友。我們不但坐過“上山電車”，而且還不止坐過一二次，還坐過高空電車，就是兩個山頭之間往返的那種。電纜車廂比較大，有點像公共汽車和電車那麼大，能裝很多人。我不排除小地名也許記錯了，也許不在嵐山，而是在京都或別的什麼遊玩的地方，事隔幾十年，不可能一點錯誤都沒有。但是茅盾在高空電車上和我說的話我不會忘記，這種話是會給人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的，我和茅盾之間的私情和私房話，錢青怎麼能知道？還有從神戶到東京電車到底幾小時，這種雞毛蒜皮能說明什麼問題？我記得的是兩小時，反正沒有多久。這就能證明我和茅盾之間就沒有戀愛？沒有結合？火車只要是同類型，幾十年速度也不會變。

我們這一群人經常集體出遊，凡收到稿費都要出去玩一次。由於稿子一般都是由茅盾的手同時寄出，所以稿費一般也是同時寄到，出去遊玩都是臨時動議，即興提出。根本不可能去約錢青同游，錢青沒有和我們這一群一起出去遊玩過，如前所述，有一次在遊奈良公園時，遠遠有一群人中有一中國女子，茅盾說那個中國女人叫錢青，是浙江同鄉，以後我也沒再見過她，茅盾沒有給我們相互介紹，我對他毫無印象。

（五）（六）（七）

由這幾個問題是前後重複互相牽連，我想放在一起來回答。

我和茅盾同居期間是打掉了兩孩子，這主要是因為窮，沒有這個經濟力量。我們在京都的生活是很清貧的。茅盾身無分文，我積蓄有一點去蘇聯的路費，主要靠賣文稿為生。而且我也很累，要做飯、採購、照顧那個毫無生活能力的茅盾。還要抄稿、寫稿、學日文、搞翻譯，主客觀都不具備養孩子的條件，所以我同意去打掉。如果是像今天韋韜他們所說，這個茅盾由於是不想和我長期相處，只是逢場作戲，一方面和一個女人有了小孩，一方面又強迫她，或叫她去打掉。無論茅盾當時有多少苦悶，無論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這個男人都是一個很卑鄙的玩弄女性的流氓，我認為這才真正影響了茅盾的“光輝形象”。要知道我是在茅盾最困難、最窮困時和他在一起的，說起來我還是夠勇敢的。

我和茅盾的分手，也主要是因為窮。我和茅盾秘密離開京都回到上海，大約是在1930年4月初，我們先在一個小旅館中住了三天，房間很陰暗潮濕。三天后就搬到楊賢江家中的三樓上去住，我們在楊賢江家搭夥，楊的岳母為他做飯。這也是一間較破舊的房子，房間不算大，借了一張歪歪裂裂的床，兩張骯髒邋遢的舊書桌，兩張東倒西歪的椅子，生活十分艱苦。一開始還平靜，我們在上海是公開的，正式的住在一起，我們一回上海就去拜見了魯迅，同一天還拜見了茅盾的母親，去出席過在鄭振鐸家的商務印書館的同仁會，去看過茅盾的盧表叔……等，無論去那裏，我們都是同進同出，形影不離。我們兩個人一起參加了左聯，茅盾還寫了我的名字（王芳，是我後來在日本用的名），去聯繫組織生活（當然是沒有下文）。這一段生活茅盾在寫稿子，我在搞翻譯（日翻中），我已經翻了兩萬多字了。記不得過了多久，孔德沚就上門吵鬧，送什麼小菜和絲棉衣被，我們早過了陽春三月才回的上海，四月的上海天氣早就熱了，還要什麼絲棉衣被？孔德沚是來吵鬧的，宣稱要離婚費兩仟元馬上就與姓張的結婚。這樣一吵鬧，茅盾的文章也寫不下去，我的翻譯也譯不出來，一點收入都沒有，身邊的錢花光了，我的儲蓄已盡，那裏去拿這2000元錢，生活都實在無著落了。相比之下，孔德沚的家生活還是較富裕的，茅盾的全部財產包括過去的稿費、版稅都在她手裏，孔每逢上街都是打打扮扮，珠圍翠繞的粉白紅唇。這一點她家的鄰居也是可證明的。茅盾還告訴我，說孔德沚有一個浙江同鄉幫，幫她出主意，參加圍剿我，我在上海是個陌生客人，孤立無援。心情也很煩惱。在這種情況下，茅盾不能保護我，也難免我沒有發過脾氣。

由於茅盾身體不好，過不了這種貧困生活，在日本京都，生活那麼清貧，他還要每天喝牛奶、飲牛肉汁。現在吃飯都成問題，那還來的牛奶和牛肉汁給他？加上茅盾很牽掛他的母親，孔德沚要和姓張的結婚，茅母唯恐她把家財帶到張家去了。我就提出他是否住回去，我一個人總歸好一些。這才引出了茅盾提出的四年之約，他向我提出等他四年，在四年中寫出一些著作、湊夠兩仟元離婚費，我們再團圓，再繼續寫出《虹》的下半部，並向我起誓此生不再愛第二個女人。這時候我又懷上了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我們決定再一次動手術，人工流產流掉他。至於茅盾當時是真心如此，還是假言相騙，是後來變了，還是一種想“甩”開我的手段，這當然也只有茅盾才能心裏明白。如果說他當時僅僅是一種手段，那麼這個茅盾也很不“光輝偉大”。

這樣，我和茅盾就協商分手。協商分手不等於感情破裂。當時我們感情並未破裂，不過我對茅盾居然接受了我勸他回家的提議，在思想深處也是有一些看法的，覺得好像對他有了一些認識，而過去我是絕對相信他。想不到，孔並未與姓張結婚。

我們決定分手後，就一起去告訴了楊賢江夫婦，還去告訴了丁玲，丁玲大發了一通脾氣，表示堅決反對。我們還一起去照了一張合影，以作紀念（就是現在這一張，兩個人臉上均無笑容）。然後茅盾就送我上醫院去打胎，還是那個福民醫院，還是那個板大夫，茅盾一直守了我三天，還假惺惺向我哭著說：他母親不同意打掉孩子，她認為一個孩子太少了。三天以後茅盾就回到他原來的家中重婚去了，而我則在醫院獨自躺了一個星期。今後的生活怎麼辦？路怎麼走？頗費思索。

一個星期後，我自己出院一個人回到楊賢江家裏三樓上我們那間破屋子裏，看到人去樓空家徒四壁，心中感到分外淒涼。我就下樓去找楊賢江，我向他問詢我今後的組織手續和今後的組織關係怎麼辦？楊很遲疑，低頭半晌才說道：“你上當了，茅盾早已不是黨員，是開除了黨籍的叛徒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後面再談我的看法。我一聽宛如晴天起了霹靂，平地響起焦雷，頓時覺得天旋地轉，我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地回到三樓，這一下是黑了天啦，我的前途在那裏，我今後怎麼辦，回想起東渡日本，學業無成就，蘇聯沒去成，歷經三載的追求與摸索，竟原來我早已和黨組織斷了關係。我徹底絕望了，正好茅盾留下了兩瓶安眠藥，我把這兩瓶藥全部吃下去，後來似乎我就完全不知道了。究竟是誰救的我，有沒有砸破玻璃等我就不知道了。醒來時才發現我是在紅十字醫院裏的病床上，身旁只有我的侄兒秦國士守著，他正跪在地上給我搓手臂，看見我醒過來，國士說：“么姑，我們回老家去吧！”醫生說我已昏迷了一個星期，醫院這環境使我很受刺激，我不願在醫院繼續住下去。秦國士把我背出醫院，回到楊賢江家三樓的那個家裏，睹物傷情，這間屋子我一天也呆不下去。我把剩下的唯一的一條金項鏈交給秦國士去變賣以作路費，當天就買了票上了開往四川的船。從在醫院蘇醒過來，和回家到上船離開上海，都是在一天內的事，我走得如此倉促，沒有和任何人告別，怎麼會出現與茅盾相約送行的事。我上樓下樓，行路上船都是侄兒背的，在船上我一路休克了好幾次。到武漢我上岸住了幾天醫院，到了宜昌，又上岸住了幾天醫院，到了家鄉的門口萬縣，侄兒又不得不送我上岸去住醫院，路費也完了，侄兒把我安頓在萬縣的醫院裏，從陸路回忠縣老家去拿錢來接我。我就是這樣淒慘的回到老家，從此走上了一條坎坷不平的崎嶇道路。

當初我衝破層層堅冰，走上革命的道路，紅得也有一些名氣。加上茅盾在我們從東京出發到西京時，給我母親的信，說我們一起到蘇聯去了。母親不識字拿著請別人看，因此我回家後就流傳，我是從蘇聯回來搞赤化的。在家也養病也養不住，家人把我化裝一個死人，偷著用木船把我送往重慶。在忠縣老家，我還接到過茅盾從上海寄來的兩封掛號信。在重慶時也收到過不少他的來信，有的是專門談論文學創作和學問的，我有一個朋友在重慶《新蜀報》當總編，名叫王伯侖，他把這幾封信拿到《新蜀報》上去原文發表，不是用通信形式，而是用德君這一筆名，當作一篇文章發表的，其內容就是茅盾給我的信，我想應該還查得出來。

我一直病了好幾年，常年是病病歪歪的，大約在1934年冬（大約是這個時候），我住在重慶的堂兄家裏病得奄奄一息，眼看就要不行了，我回不了信，由我堂嫂代筆給茅盾回了一封信，說明我已病勢垂危，後來他又來了一封信說他要搬家但卻沒有告訴他將搬到何處，以後就再也沒有信來。但我卻奇跡般的活了下來（前後加起來也病了三年之久），康復之後，回想種種往事，我由一個健壯活潑、朝氣蓬勃的革命青年，吒叱風雲的共產黨員、婦女領袖（在西北戰場），為了一個不值得的負心人，葬送了我的健康、前途與政治生命，我是等了他四年的，既然他已不再提此事，我也就學林黛玉焚稿，將我們的來往通信及像片通通付之一炬。

一切從零開始，道路雖然是崎嶇的，但我卻要站起來，我已經站起來在走了一段，我還要繼續走下去。

關於茅盾想去找邵力子推薦他到蔣介石那兒去當秘書一事，是確有其事。那是我們剛到東京之時，吳招待我和茅盾在三越百貨公司吃飯時，茅盾向吳庶五提出，他在國內大家都批判他，說他的三部曲反動，他站不住腳很灰心，他想去找邵力子，請吳庶五為他在邵力子面前疏通疏通，他想到蔣介石那邊去，有一個秘書的崗位就可以了，請吳先代他轉達此意。我和吳庶五都不同意，吳不肯去，我堅決反對，我勸他革命低潮很快就會過去，等到高潮來了我們再繼續幹，你不如和我一起去蘇聯，去找蔣介石沒有前途。那時我們都痛恨蔣介石，力阻他不可如此。回來後吳告訴我，她與邵力子、陳公博、葉楚昌、周佛海、沈雁冰、陳望道七人在上海時，曾經是一個馬列主義小組，而邵力子是浙江人，蔣介石也是浙江人。雖說邵力子與蔣介石關係很好，浙江人很認同鄉，愛結成幫。以後茅盾同意和我一起去蘇聯，也再沒提起過找蔣介石的事，這不過是一念之想，也沒真去找，經我們一勸，也就算了。茅盾說他要去找邵力子或汪清衛倒是有可能，而去找蔣介石不可能。這不過是遮遮掩掩的承認。當時的邵力子已經是蔣介石的紅人、親信，而在1928年的汪精衛已叛變革命，寧漢合流，找汪精衛與找蔣介石又差得了多少，我認為茅盾承認找邵力子與汪精衛有可能，這就等於承認這一事實。當初一念之想，事過幾十年不願提起，也是可以理解的，忘記了也有可能。

上面我已講述了我與茅盾的結合與分離事實情況，現在再來談談關於杯水主義、陷害及其他：

既然為錢青所言：秦德君依戀茅盾之深，寧肯放棄自己的前途；韋韜講：秦德君為了不肯離開茅盾而為他自殺，那麼，秦德君就不是一個杯水主義者。因為，沒有哪一個杯水主義者會為愛情而肯犧牲自己的前途，會為自己的愛情而自殺。如他們所講，茅盾只是因為自己的苦悶與孤獨，而與一個女人逢場作戲，聊以解悶，甚至不惜耽誤她的事業、青春、政治前途，和找一個臨時不花錢的下女，目的是將來甩掉她。這種玩弄女性的人還稱得上什麼“偉大”，這不恰好說明了茅盾是在玩“杯水主義”，是個玩弄女性的小人。杯水主義這頂桂冠送給韋韜自己的父親，豈不更加合適。

曾然，我與茅盾相逢之前，曾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和不得不放棄的愛情。前者就是你曾提到過的穆濟波，那是一段強迫的、片面強加於我的不幸婚姻。早在1920年我因參加“五四”運動被學校開除驅逐，而當時在成都有我的伯父他聲稱要將我綁上一塊石頭沉諸於東溪口的漩渦裏。由少年中國學會的同志協助我逃到重慶，穆濟波時為重慶《新蜀報》的編輯，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學員，有所接觸。在一次少年中國學會歡送陳愚生出川的宴會上，穆濟波來了一個突然襲擊，片面宣佈當天我們結婚，變送行宴為結婚喜宴，用酒將我灌醉，強制的造成即成事實。我當時僅是一個中學生，才十幾歲，有口難辯。以後我逃避了他七年之久，總也甩不掉，無論我走到哪里，他都會跟蹤而至，雖然我們早已分居，但他還是糾纏不休。我與劉伯堅的愛情不得不放棄，除了諸多別的政治上的考慮外，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當時（1926）正逢革命高潮，要團結各界人士共同奮鬥，我和伯堅都是党的代表人物，西北界的高級將領，在穆的問題沒有解決前我們不能結婚。這都是為的革命利益——政治影響，當然，如果是處於革命低潮時期，我和伯堅就不會這樣來處理。1928年我東渡日本時，我和穆濟波的問題是徹底了結了的。在這裏我不想來述我的自傳，總之茅盾是決不會以“杯水主義”者來看待我，反之，他當時是尊我為“北歐命運女神”。1952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時，教育部黨委曾派人去找過茅盾，瞭解我在日本這一段歷史，茅盾的回答是：“事實就是如此，秦德君在日本時思想是前進的。”而對於別的方面，諸如尋找組織關係等茅盾則以“我不是共產黨員，不能證明。”予以回避。白紙黑紙，見諸檔案。

至於茅盾筆下的女人，多半帶有色情色彩，那是茅盾的文藝觀和人生觀所決定的，與我無關。例如《虹》中的梅行素的原型胡蘭畦，我再三說胡交遊雖廣，但不是這種情調的人，茅盾則說這是藝術創作，不必拘於原型。

我與茅盾相逢時我也僅只有20多歲，不能因為我曾結過婚，生過孩子就構不成他在欺騙我，他玩弄女性是正確的。自從我在1934年焚掉茅盾給我的來信與我們的照片以後，我和他已情斷義絕毫無來往，我們見面我都不理他，何言文革中又去找他之事，可有證據？純系天方夜譚莫須有的事。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衝擊比茅盾大得多，1967年我即進入秦城監獄，何言陷害？至於我的自傳早在1952年忠誠老實運動中我寫的材料就是如此，何言文革中提出陷害一說？這才是無中生有的瞎編亂造。而且我的回憶錄在50年代就在開始寫，文革中抄走失散了，文革以後我又重新寫。而且，我的《回憶錄》又不僅是茅盾一人一事，但確實是因此而不能出版，韋韜揚言誰出版就要告誰，豈非是韋韜在作崇，怎能不叫阻擾。

（八）關於丁爾綱研究員在會上宣讀的資料，證明楊賢江與郭彤都說錯了。我認為錯了就是錯了，我可以在今後的引用中去掉這兩句話，但楊賢江與郭彤先後和我講的都是他們原話，並非我捏造出來的，我是把他（她）們的話當成代表黨組織的話來聽的。楊賢江過去一直是管組織的，早年的黨組織關係不像後來這樣嚴密，全靠黨員之間互相證明，茅盾向我隱瞞了他已脫黨這一事，同樣會對我的政治生命有巨大影響，我還以為他仍然是黨員。

我認為楊賢江所以講茅盾是叛徒，可能是楊賢江自己的看法，從丁爾綱的材料來看，當時無論組織上或他自己，都已經知道他不是共產黨員，這有兩種可能，一是黨在錯誤路線指導下，可能對茅盾曾經作出諸如開除之類的錯誤決定，後來糾正了；一是茅盾自己消沉，離開了黨組織，而黨組織原諒了他，還在爭取他。而楊賢江就據此認為他是叛變了。通常人們在口頭上常會說某人、某是叛徒，是叛變，這是常有的事，並非代表組織的結論，不那麼嚴格和確切，這是常有的事。而我是把他們的話當成組織的態度來看的。我以前引用過他（她）們的話，說不上是誹謗、汙陷或中傷。

因為我生了一場重病，對你的提問回答晚了一點，希諒。順便說一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政治概念，也就是違反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對某一個歷史人物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提不到這個綱上去，韋韜揮舞這一概念當成棍子來打人，是錯誤的。

以我現在的年齡與體力，我已不適合再參加這一類的論戰了，今後我不想再捲入這些紛爭，由人們愛說什麼就由他們說去罷。

元旦已過，春節即將來臨，祝你節日快樂！

你們是把謠言來當成史料作研究，請問我和茅盾當年在日本的日子裏，韋韜有多大，他懂得什麼，你們把他的糊說亂扯來作史料研究，對麼？

一九九二年一月四號  秦德君

 

14、1992年2月10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我近來病狀有好轉，但仍站立不起來，也不能行走，據說“腦血栓”的後遺症，就是殘廢與糊塗。

女兒代我寫的抄稿，回答你的八條，收到了吧？為何不回信？聽說：茅公子仗勢錢多，出高稿費動員錢青那樣的無賴造謠罵我。你們的研究會全都聽茅公子的指揮，都說他有錢有勢萬能，你們所有的研究者都聽他的，有很多的知情人，你們都不去採訪，就聽他胡說一氣，他的一些小朋友也只是笑痛肚皮。

究竟如何法落，請你回個信，不要保密！我的病很可能隨時惡化，但我希望在生前知道這個公平。

還有我的侄兒秦國士是1930年我服毒後以至送我回老家，是他一手承擔的，他是鐵的證人，希望你們搞調查要找知情人，知情人多得很他們放個屁也有幾分“真實”在。美其名曰“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啊！

再見

1992年2月10日  秦德君草

 

15、1992年3月22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二月二十六日來信收到，關於我的回答你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對頭麼？是否還有未盡之處？

關於《XXX傳記》的事，參加你們那年在廈門開的茅盾研究會時，從美國來的女作家“陳幼石”會後來看望我，她說她要寫一部《秦德君傳》，因行色匆匆，等到來年再來參加茅盾研究會時，再來找我要材料。只是你的去年你們在南京開會時，陳幼石與沈衛威一樣的命運，給韋韜把他們拒絕了，來不成，歉仄勿己！

去年胡蘭畦從成都介紹一位龍教授來找我，說：他要寫我的傳，恰巧，碰上我侄女的女兒（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編輯），他們談得不投機，吵起來了，吵到幾乎打起來了，沒有結果。

西藏新華社長李志勇同志介紹甘肅“作家協會”作家張X來，也說要為我寫傳，但他知我者太少，未知如何發落。

還有零零碎的一些寫作之士，有時來找我說，要為我寫傳，只好笑而不能答，不知段百玲同志有何高見？

關於解放後這幾十年來的事，說起來則不太一班了。

此祝   撰安

1992年3月22日  秦德君  頓首

 

16、1992年5月1日  秦德君致李廣德

廣德同志：你好！

四月廿八日來信收到，我苦於嚴重的“腦血栓”後遺症，既不能出門走走，又不能下樓，生命的運動權力沒有了。哀哉！

對於往事，已逐漸淡忘，對於今事記不得。我這一生，雖然與茅盾，只不過是一章或一節，但給韋韜以茅盾所留給他的金錢，四處活動，致使我的文稿在出版界到處碰壁，出不來，所以對於解放後這些年來過往，每每提起筆來又擱下了啊！

早在1949年創立人民政權的當初，我就遭冤案不得申時，我就感到還要天下大亂，結果體現在“文革”中的巫七八糟，又“六四”浪潮中的形形色色。到了今天，對於寫回憶解放以來的這樣那樣，已力不從心了。

回想1949年，因潘漢年、吳克堅等人，感于女國特“林華老九的黃金美鈔、鑽石（戴笠的經濟負責人）巫告，我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判處死刑，幸由解放軍進軍神速，把我從敵人的斷頭臺上救活來。而潘、吳都是地下工作中的主要負責人，出頭為女國特巫陷說，我在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自首，破獲好多地下機關，犧牲了好多地下黨員，而當時的領導並不是非明查，就召集大會撤銷我的新政協籌備委員職務，叫我多少傷心，多少難看？！

等到由李維漢辦手續叫我到上海找潘漢年作出結論說“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匪特逮捕後，雖受刑訊，但秦並未向匪特吐露中共關係、民革關係，及其他一切民主人士關係，這是很好的，不能得出結論說秦德君被捕後，有政治叛變行為。”雖然如此結論，但領導並未給我恢復名譽以及政治待遇，甚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把我放在惠中招待所，不分配工作，試想想，是個什麼滋味。而攀親待故者的親戚的親戚，舅子的舅子，老表的老表，都來在領導的機關裏工作得很滿意。到1952年，招待所要撤銷了，我則無處逃生，還是一位有義氣的朋友，叫重工業部去向人事部指名要我去工作，而潘漢年的好同夥楊翰笙依杖權勢，他是文委秘書長，叫劉凱豐把我弄到教育部參事室。那裏的參事美國博士趙勉與法國博士邵鶴停兩人，把我叫做“黃毛丫頭年紀輕輕的，到參事室來幹嗎呀！”

一天到晚忙著參加部務會議、高教會議、中教會議、小教會議、社教會議，會完之後，則會議不知何處去，參事仍然無聊的寫回憶錄，寫好了無處發表。到1954年參事室撤銷了，我的名字又到了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此後的不堪設想的事就太多了。

當時的國民黨的海軍陸戰司令周宇寰反攻大陸，在參考消息天天記載周的動態演講。敵工部知道周是我的侄女婿，要我出面爭取他，不料消息走漏，蔣介石就把姓周的殺害了。紙短話長說不完啊！

此祝  撰安

                                             1992年5月1節  德君上

聲明：原文載李廣德「茅盾及茅盾研究論」，2014年7月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版權所有，不得轉載。如學術研究使用，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