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总是怀念长安街上那两排伟岸的白杨，风起云稠，仿佛又听到了那哗哗的树鸣；有悲哀，有欢唱，更多的是无以言说的惆怅……
华灯初上，十里长街，影影憧憧，辛劳一天的人们，换上为数不多的新衣，或结伴，或独行，呼朋唤友，来到宽阔的大街上纳凉。父母带我去王府井购物，那是当时京城唯一还算热闹的地方。王府井入口把角，有一处公共厕所，沿着公厕向东是一溜高高的挡土墙，路面与坡上高差将近两米。墙面上贴满五颜六色的油印小报，京城的人们热心政治，响应主席的号召，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围在墙前的人们在这里获取最新的政治动向，更想看的是那些心里喜欢的小道消息。还是顽劣孩童的我，既不想去那无聊的百货大楼，又不太理解大人们关心的政治。心里想的只是能够赖在这里，多捡几片杨树落下的老叶。
“拔根”是当时孩子们，每到季节最热衷的一项游戏。就是用杨树叶的根茎部位，两个人一人一根，相交成十字，双手拉住两端，使劲后扯，看谁能把对方的叶根拔断。那个时候，谁要是有一根百战不胜的“老根”。那种得意，无异于现在孩子们有一架会翻筋斗的遥控飞机。
谎称要上厕所，叫父母先走，自己随后就会追上。急急忙忙在厕所与挡墙的夹缝处，抓了一把带着臊味还有些湿漉的杨树叶，揣在兜里 。心里那叫一个美，这趟出来总算没有白来，明天肯定会把他们全都打败。学校的杨树都是小叶黄杨，长安街上的杨树都是大叶青杨。一根“拔根”会有学校的几倍大。想想我现在兜里面有一大把。紧按着自己的宝贝，随着父母逛街，眼里还有什么商店，什么街景，一心只想着赶快回家，把这些“老根”捂起来。闷得越老越黄，才越结实。母亲的鼻子尖，不时耸耸鼻子，皱着眉头对父亲说；我怎么老闻到一股尿臊味，不知是哪里来的，走到哪，闻到哪。父亲也使劲闻了闻；好像是有股味。看着大人们的困惑，我心里偷着笑。
回到家，赶紧躲在厕所里，把上面的叶子剪掉，顺着水道冲走。数一数，一共十九根，分两组放在自己的球鞋里，就是有味儿，母亲也认为是我的鞋臭，这个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了。刷得再干净的鞋，只要跑一天，就会恶臭熏天。而且只认准球鞋，解放鞋，别的鞋打死也不穿。
那个秋天，是我最得意的一个秋天，挑战时，可以让同伴两三根合在一起和我拔。而且还得到一个秘笈，“拔根”用尿泡了，会结实许多。至今还记得我最宝贝的那根“老根”。两头暗黄，中间棕黑，就是战到最后，只剩两根须丝，仍能把对方拔断。
毛泽东逝世第二年，长安街的杨树一夜之间全被砍到了，那些带给我童年欢乐的杨树不见了。 望着满街的断树残桩，幼小的心灵头一次感到什么是惆怅，什么是留恋，什么是无奈……
改朝换代，就要砍倒那些能活百年的杨树吗？封建，封建得一代又一代，望着千年古都，却没有千年树。现代文明掌握在个人私欲膨胀的人手里，比古之帝王更令人发耻。毛泽东时代，古都绿树依旧。华国锋砍倒了毛泽东时代的树，种上了自己的杨树。邓小平还知道保护五棵松的五棵树，让长安街延伸线拐个弯。江泽民入住中南海，砍倒了华国锋种的杨树，引进了能活千年，号称公孙树的白果树，使长安街永远不见杨树的伟岸，毁掉了整个北京城。想流芳千古的人，难道真的就靠几棵树，靠在世纪坛点把火就流芳了吗。历史是无情的，谁流芳，谁千古，谁会留一个骂名，不是一人能意定的。
寒风瑟瑟，我心如旧，长安街上的白杨在我心中永远鲜活……
至1979年下令停止拆除残余城墙、并保护遗留城门时，北京城墙遗存的只有北京站南、内城东南角楼以北和西便门附近三处内城城墙残余。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北京的大型工厂当推首钢，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冶铁所”，多数大型工厂集中在北京东南角的下风口，规划的人尚有环保意识。当时真正的城区仅限东城西城，外加崇文宣武，朝阳区在当时属于郊区，最有名的是朝阳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