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波
心如止水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也是一种无奈与苍老。不管年龄多大，经历如何坎坷，有心如水，总是希望风儿吹过，带起片片涟漪，涌起层层水涛，掀起滔天的巨浪，将那沉淀水底的淤积尽情宣泄...
我叫罗伯特·埃克斯，今年三十四岁，是契卡诺人。 两年前，我离开了农场，因为我看到有必要改变加利福尼亚的现行制度，改变农业工人的生活。为此，我试图组织一个全美农业工人联合会，让那些大财东们不要再自视高人一等。
（他的双手布满老茧，拇指指甲的样子很奇特）
采收莴苣时，常在箱子上碰撞，拇指的指甲往往会掉下来。手也会肿的。这时，你若想慢一点儿也不行。二头儿站在那儿，比别人慢那可不行，你最好是接着干。然而，人们常会相互帮忙。假如你那天不舒服，那些兴致高的人常会帮你的忙。不管是黑皮肤，棕皮肤，还是红皮肤的人，所有受苦的人都得在一起苦熬，这不是由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的。
听母亲讲，我是在地里的一个棉花包上出生的，因为母亲没钱去医院。小时候，我家常在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两州间搬来搬去。看到的五花八门的事构成了我的生活。那时，我们全家常外出去捡胡萝卜，洋葱什么的。我们拼命在地里扒寻，想以此获得温饱。尽管全家都在拼命，我还是时常看到父母因绝望而哭泣。那时的工钱是每小时六十二美分。 一年大概能挣到一千五到两千美元。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而，时常需要孩子们干点儿活儿作添补。那些年里，农场主们常搞一种叫做“捡拾周”的活动。他们把这种活动搞得像公务事一样。每当收获高潮时，他们把所有季节工人的子女从学校招来，让他们下地干活。孩子们一周不上学，当再回到学校时，每人可得到一枚小金币。
我们什么都收过，莴苣，胡萝卜，葱头，黄瓜，菜花，甘蓝，西红柿…， 凡是你能用来做色拉的菜我都収过。还有柑桔，西瓜，随你点，我都干过。时常，我们在萨莱纳呆四个月，又从那儿到别的地方去摘柑桔。我们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动地点，兜着圈子。
父亲死后，母亲常回来。她进她的帐篷，我进我们的。帐篷很破旧，里面的东西也很不像样。有时我到母亲睡觉的帐篷去，常看到她在哭。问她为什么，母亲从不正面回答，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多苦多难，被生活压垮了的母亲，现在已辞工在家了。但母亲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遗憾的是，母亲一直没有看到好起来的那一天。
一次，母亲急需用钱。在一家餐馆做了临时招待，上夜班时，我也去帮忙。那些农场主们见了哈哈大笑。对母亲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要和她约会。看到这些，我常气得跑出去踢打他们。母亲劝我别理他们，说她能对付他们。但母亲还是常常受窘，遭到侮辱。 为此，母亲常常一个人哭泣。
母亲是一位非常自尊的女人。她把我们一手带大。没求任何人，没接受任何帮助。 母亲的存在使家庭安稳。人们常说，一起祈祷的家庭相安共处，而我却说，一起劳动的家庭才真正是相亲相爱的家庭，是所遭受的苦难把我们连在一起。
母亲英语讲得不好，西班牙语懂得也不多。因此，她没能上学。但母亲知道一些祷文，她常让我们朗诵，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每当我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许许多多不平的事，我就恨不得把教堂砸个粉碎。有谁见过那位牧师到田里帮助过人们？ 我也看不出今后他们会有这样的打算。我所看到的，只是他们不断地从百姓那里拿东西。
有一次，教堂搞了个集市。为了搞得成功，他们叫我们运些菜到集市上去。我们到那儿一看，唯一玩儿的痛快的是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是唯一买得起菜的人。
我常常赤脚去上学。糟糕的是，那些盎格鲁孩子总嘲笑我。笑我带煎饼和豆子做午饭，而他们则带那种精巧结实的小饭盒，保温杯里装着冷牛奶。他们笑我，因为我所有的就是那些干煎饼。这还不算，他们常常寻衅打架。青肿着眼睛回家，在我来说是常有的事。
真正令人难忍的是当你不得不领取社会救济金的时候，这种施舍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最大侮辱。常有一种罐装食品，标签上印着：“美国商品，不得专卖，不得交换。”用自己的钱买罐头该有多骄傲啊！可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我希望通过参加社会活动得到人们的认可。记得，六年级时，正是
无论何时，也不管是什么人和我谈论政治，人权等，我都不予理睬。这对我来说是件丢人的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往往表达不清自己。上课时，他们强迫我讲英语。为此，我确实尽力了。我讲西班牙语，他们听不懂，为这，我们常常打架。放学后，我常常被留下来，作为对我不讲英语的处罚。
我们住的帐篷是支在车上的。大部分季节，工人是住在农场事先搭在地里的帐篷中。我们自己有帐篷，虽说是买的旧货，可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每当我们结队出来时，常要受到那些盎格鲁人的嘲讽。他们大老远地叫道：“嗨，狂欢节的队伍来啦！”由于道路上满是灰尘，肮脏不堪，我们很难保持衣着的整洁，其它东西也是一样。我们经常驻扎在村镇外面。
我很不愿意进城，这对我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常到一些小商店去买东西，尽管所受的盘剥要多一些 。如去其它商店，他们经常用手对我们指指点点，讥笑我们。每隔两周，我们进一次城购买所需的东西。因为害怕，人们常结队而行。 闲时，我们常唱些歌子提提精神，对我们所处的贫困境地开开玩笑。如有个家伙要说：“ 我要有钱，我就娶个盎格鲁女人。这样，我就可以挤到那个社会中去了。”另一个就会说：“我要有钱，我就找个墨西哥女人，这样，我就可以到你那个盎格鲁社会中去，看看你因娶了个盎格鲁女人而被他们吊死。”我们的生活是围绕着土地的。
八岁时，我开始干活。虽干不了多少，但多少管点儿用。每当我睠卧在椅子后面睡觉时，父母的胡萝卜就会向我扔来。我常常做白日梦：“倘若我是个百万富翁，我就买下所有大农场，将它们送给人民。”我常想像母亲能永久住在一个地方，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往往这时我会被一块狠狠砸在背上的胡萝卜惊醒，整个梦都被打断了，你就得起来干会儿活，然后，回来接着做梦。
我们通常很早就起来干活儿，大约在早上四点钟，一直干到六点。然后，跑回家，换上我们自认为干净点儿的衣服，一路跑着去学校。 要不然就迟到了。跑到学校时，全都累坏了，样子别提多难看了。十一点左右，开始打瞌睡。为此，老师常常写条子回家，告诉母亲我们不专心听讲。各门功课中，我唯一成绩较好的是拼写，其它都不行，因为要下地干活，我们时常不能做作业。这些老师是不知道的。在学校，我也是常挨打。
四点钟放学，我们又冲回家，换上衣服，再到地里去干活，一直到晚上七点。有时是七点半。这还不算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从早上四点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半。钱就是这样挣来的。全家拼命地干活，休息日也不休息。
我时常帮母亲搬运箱子，用来码放胡萝卜，也时常帮母亲再把胡萝卜倒出来，将其按大小分类。我还常为母亲送水喝。采摘西红柿时，箱子格外沉重，大约有
最累的要属用短把锄间苗和锄草了。地垄有半英里长，一整天你都要弯着腰，曲着身子。有时赶上地硬，到家时双手全是茧子，腰酸背痛，还常常吃不上饭。别的吃的也没有，只是回家睡觉，醒来再下地干活。
记得，我们刚从亚里桑那州来到加利福尼亚收胡萝卜时，天气非常冷。地里风刮得呼呼作响，帐篷里，我们四个孩子仅有一条又小又破的毯子。冷得有尾巴都要冻掉了。因此，我从农场主那儿偷来两条崭新的毯子。晚上钻到毯子里面，真是再舒服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见我拿了，第二天，农场主告诉我母亲，除非主动把毯子消过毒交还给他，要不就把我们交给警察。所以，母亲和我，还有弟弟来到河边，砍了些木柴，生了个火堆，烧了些热水，母亲把毯子整个地刷洗了一遍，挂起来晾干，又烫好，然后还给了那个农场主，为此我挨了一顿好打。
我还记得那个由城市经办的劳动营。那曾是为德国兵办的俘虏营。我们曾在里面住过。四周都是带刺的铁丝网。如果你夜间十点钟后出去了，那么，直到清晨四点半你是回不去的。我们不知道有这规矩，也没人告诉我们。一次，我们出去看亲戚，回来时大约十点半，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没办法，我们睡在大门外的地里。清晨，我们才被放进去，到家赶紧吃完早饭，又得到地里去干活。
有个农场主常把一个个家庭分开，希望他们之间相互争斗。他有三四个营地，他让这个营地的人和那个营地的人为了工作而相互竞争。他总是把最好的作物交给他认为收摘最快的工人，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竞争，结果我们越干越快，越干越拼命。
十六岁时，我头一次尝到了做监工的滋味。看管那些从墨西哥来的季节工人。他们将这些人带到这里干活，季节过后再把他们送回去。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好好干活，拼命地干活。是的，我成了他们的人了。父母需要钱，我也想让父母为我骄傲，而做监工是与众不同的。那时，我真是太天真了。尽管我逼迫工人们干活，但我还是知道他们的难处的。很多人不会写信，我常代他们写。领他们进城买衣服，而不在农场的商店买。我的工钱是每小时一美元十美分。那时，农业工人的工钱是八十二美分。但有些季节工人比我挣的多，他们干的是计件工。我要求加点儿钱，场主说：“不愿干，你可以请便。”我辞了工，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十七岁时，我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那时思想很混乱。我想成为一个头等公民，想得到社会的承认。我对自己的军服感到非常骄傲。初时，母亲不愿在征兵卡上签字，但她知道我必须提高，改善自己，服役期间或许能受到教育。
我干过很多种工作，我参加过文职公务员的考试。居然通过了，为此，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其他人，大都是大学生。六十人当中，只有三个奇卡诺人。我在一所国家监狱中作过正误官。八个月后，我辞职不干了，因为我没法忍受我所看到的那些惨事。他们让我用一种软皮管抽打犯人。大部分是奇卡诺人和黑人。我下不去手，他们叫我“生着鸡肠子的人。”从那以后，他们时常和我找别扭。并不是怕他们，我才辞职的，而是，他们要我做一个邪恶的人。这我是不能接受的。那是在苏里德国家监狱的事。
我开始看到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平。农场主能用复杂的供水系统灌溉他们的蔬菜，而工人们的住房却连自来水也没有。家畜有兽医来照顾，工人们却没有必要的医疗保障。农场主的土地不种时可以得到补贴，而工人们却没有适当的事业补贴。他们对待工人就像对待一件农具。事实上，他们对农具到更好一些。家畜住的是有供暖设备的间隔圈室，而工人却住的是完全没有供暖设备，破旧不堪的工棚。
从事农业的得病率是从事工业的得病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由于潮湿和寒冷，风湿病，关节炎很常见，腰伤很多，弯腰的工作对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结核病也不少。此外，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农药，农业工人患有多种呼吸病。
政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农药和其它的化学实验。为了获得高产量，他们根本不关心需要采取哪些防范措施。一九六四年，一架飞机开始在地里喷洒化学药物，他们管这种飞机叫喷雾机。飞机飞得很低，轮子都碰得到铁丝网了。完事后，那个飞行员站起身来，掸掉身上的灰尘，喝了一杯水，立时痉挛死了。由于飞行员身上沾有药物，救护人员病得都很厉害。有个小女孩围着飞机玩，舌头碰到飞机上，即可也死了。
杀虫剂通过呼吸系统对人产生危害。工人们劳动时吸入很多化学药物，但根本得不到补贴。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我病了。”对病的起因，他们从不做调查。
我时常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所能忍受的极限。站在树荫下四十几度的高温里，望着那一行行没边没际的莴苣，我感到阵阵腰痛…，有一种再也走不出地块的绝望。我随时准备躲过任何一个用斗鸡眼看我的监工，但直到两年前，我所处的天地仍然十分狭小。
我经常阅读报上有关凯瑟·舍伍兹的报道。我常常痛骂他，因为我仍怀有做一个头等爱国公民的愿望。在墨西卡利，有人常会给我一些传单，这些传单我是看也不看的，随手扔在什么地方。我从不参与任何事情，因为我是收莴苣的，那个拒绝收葡萄的运动对我影响不大。直到舍伍兹来到桑迪纳斯，我才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当时，我正在地里干活。我参加了那次集会，尽管那时我仍是监工，但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懂，我总感到和农业工人们更亲近些。农友们不会讲英语，他们推举我做他们的发言人来赞成罢工。当时我也不清楚，只是紧紧地跟随着这一切，有一种团结坚定美好的感觉。
清晨，当我看到警戒线上那长长的人群，一堆堆升腾的火焰，忙碌的人群在火上炒豆子，热咖啡，做薄饼时，我产生了一种必须有所归属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变现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只是以前不明确罢了。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活。为了母亲，我也曾想有所改进。现在，罢工开始了。我对母亲说，我要加入工会，参加这个运动，还告诉母亲，我准备不要任何报酬地去工作。母亲说，她为我感到骄傲。（他的眼里放出光芒，停顿了很久很久。）是的，我对母亲讲，我要和自己的人在一起，如果我还是农场主的人，那么什么人也不会喜欢我的。而我，却一定要有所归属，而这一切，现在就在这里。母亲对我说：“早先我督促你努力提高自己，好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现在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向往与归宿。去吧，孩子。为你，我将会永远骄傲的。”
不仅仅是奇卡诺人，农业工人，包括各个种族的人，有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亚人，阿拉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是菲律宾人带头罢的工。 农场主曾一度让我们相互争斗，现在他们办不到了。这一次，把他们吓坏了。他们能组织起来压榨我们，而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起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凯瑟·舍伍兹告诉我们的。这在我们看来，理应是一回事。现在我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害怕了。
现在引进了机械，这需要懂得技术才能操作。不过，每个人都是能学会的。我认为季节工人应该得到这种机会。机器的种类很多，有采摘葡萄的，收莴苣的，还有摘收棉花的机器。这些机器从成千上万个季节工人手中夺走了工作，失业的工人挤住在城市里的犹太街区。他们的文化，家庭，集体统统被毁掉了。
我们一直寻求能在契约合同上做一些规定。没有农业工人的同意，农场主们不得使用任何机械，这样，我们就可以证实，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是完全能够掌握这些机械的。
在田里工作本身并不是什么下贱的事。很累，这是真的。但若能有规律的时间，较好的报酬，像样的住房，失业和医药补贴，以及退休保障的话，那我们心里还是很适意的。
但农场主们并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待你就像你没长脑子一样。现在我明白了，是他们没长脑子，他们的脑袋里只长了一个钱袋。你越挤它，他们叫得越响。
如果我们能得到适当的补贴，那么我们就无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必随着季节的变化到处飘移了。我们可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家，扎下根来。到处飘移，这使得家庭分裂，使你负债累累。当你工作一年离开这个地方时一文不剩，孩子是受害最深的。在一个地方读了三个月的书，又得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刚刚交上朋友，又要走了。就这样，孩子们的童年被夺去了。因此，在他们长大时，他们就要找寻那失去的童年。
现在，你还能看到地里结的冰， 我们整天整天地跪在哪儿干活。生上一堆火，匆忙地烤上一下，就要赶快回去干活。夏天，冒着四十几度的高温，在地里采摘西瓜。当人们吃着西瓜，黄瓜，胡萝卜或莴苣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怎样才到桌子上的，也不会考虑采摘这些蔬菜的人命运如何。假如我有足够的钱，我就用车把这些人拉到地里去，拉到劳动营。这样，人们就会知道，那精美的色拉是怎样才到桌子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