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笔屋
军旅生涯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梦 这不仅仅因为我是军队大院里长大,更重要的是我也曾经是军营里的兵！当兵苦,当兵甚至要牺牲生命、亲情、爱情。
一锅燴菜
時間：1971年1月
1971年1月的一个冬日，父亲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对母亲说：“老战友要来，点名要吃山西烩菜。”母亲愣了一下：“烩菜我不会做呀。”父亲挽起袖子：“我会。”
母亲的眼神里写满了怀疑。父亲从未下过厨。
一
父亲不会烧菜，却唯独会做烩菜，这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他出生在山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从小是少爷派头，别说进厨房，连家务都不曾沾手。但1937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日本人杀害了掌管家族生意的大爷爷大奶奶，爷爷被迫接手掌管生意，不久也被抓走，倾尽家财才得以脱身。爷爷恨透了日本人，将十几匹骡马和大量粮油无偿支援抗日前线，又以自家商号为掩护，秘密为八路军购置药品、布匹等紧缺物资。
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爷爷将大哥的三个儿子和自己还在上学的大儿子——我的父亲——送去参军。父亲那年十三岁，在八路军120师，跟随即是校长也是师长的贺龙，在晋西北的土地上边打仗边学习。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部队急需扩充兵员。父亲所在的彭358旅号召当地青年参军，一大批山西青年走进了这支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分到炊事班，从此，山西口味成了这支部队伙食的一大特色。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支部队的序列一变再变：从彭358旅到晋绥军区3纵独2旅，从西北野战军3纵独2旅到第一野战军三军第七师，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七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那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山西籍战士，由普通士兵一步步成为师团级干部，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职务在变，年龄在增，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山西胃。
部队从山西转战甘肃，又从甘肃杀到朝鲜，回国后在河南信阳驻扎了十七年。这时候的兵源主要来自湖北、河南、四川、甘肃、河北，再也没有招过山西兵。连队里没了山西籍炊事员，而那些当年的山西炊事员，如今已是师团级干部，不可能再去做饭。想吃山西口味，就得另想办法。
办法其实简单：娶个山西婆姨，一劳永逸。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父亲这支部队的师团级干部，一半娶的不是川妹就是湘妹。这些女兵都是1950年从城镇入伍来到部队的，有文化、有专长，年轻漂亮，当连队文化教员、当医院护士、当文工团员。她们上过战场，经历过惨烈的朝鲜战争，是值得尊敬的志愿军女兵。朝鲜停战后，她们在朝鲜与同部队的战友结婚生子——所以我们部队大院的孩子，有许多生在朝鲜。
1956年全军第四次大裁军，大部分女兵转业退伍，留在部队的只有少量医护人员。我母亲就在那次裁军中转业到天津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因文革动荡，不得不离开天津回到老部队避难，在部队幼儿园当音乐老师。而大部分女兵脱去军装后成了随军家属，除了生儿育女，就是为丈夫和孩子做饭。
于是，这些家庭的饭菜不是川味就是湘味，不是麻就是辣。山西籍丈夫们叫苦不迭——山西人哪里吃得惯麻辣？可又没办法，稍有不满意，就要遭妻子白眼，甚至被拒绝做饭。好在部队有食堂，丈夫们大不了去食堂吃，虽然没有家乡菜可口，起码没有麻辣。
但想吃家乡味，就只能到那些娶了山西婆姨的战友家蹭饭。偶尔一次还行，去多了，家里的“麻辣妻子”绝不会轻饶，轻则抱怨，重则怀疑，据说有人连床都不让上。川妹湘妹不仅嗜麻辣，性格更麻辣，有文化又能言善辩，把山西籍丈夫们整得哑口无言。
其实她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部队里从没出过那种事。可怀疑是一把刀，有些妻子天天盯着丈夫，聪明的用厨艺慢慢改变丈夫的口味，笨的只能生闷气。她们不明白：一个人的家乡口味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川菜湘菜再好，也只能偶尔为之——在山西人心里，最好吃的永远是家乡饭。
一些娶了川妹湘妹的山西籍丈夫开始后悔，羡慕起那些娶了同乡的战友。可一看战友的山西婆姨，不是没文化就是长得土气，有的甚至还是小脚——当时已经是七师副参谋长、后来当了总参谋长的傅全有，妻子就是小脚。而且认知上有差距，经常吵架拌嘴，甚至全武行。想起这些，娶川妹湘妹的丈夫们又释然了：看来美貌和美味，不可兼得。
再看那些娶了同乡的战友，那真是味觉上的幸福。今天刀削面，明天猫耳朵，后天拷栳栳，山西婆姨用巧手把小麦、荞麦、莜面做出各式各样的面食，时不时再变个花样——包饺子、炸糖糕、蒸包子，天天不重样。山西菜花样不多，但都是丈夫吃惯的家乡味，把一个个丈夫养得红光满面。见了娶川妹湘妹的战友，故意打个饱嗝，乐呵呵地说“吃得过瘾”，惹得人家抓耳挠腮，只剩羡慕和嫉妒。
我们家刚到部队时的邻居就是这样。1966年底，我们家从天津搬到部队，住在十九团的家属房，一排三户：左边是团长家，夫妻都是山西人；中间是政委家，政委山西人，太太四川人；我们家居右。刚搬来不久，就尝到团长妻子做的山西油糕，是用团长亲戚从家乡带来的大黄米磨成粉做的，比糯米粉还香。做法是先用水拌成散面上笼蒸，趁热揉成团再下油锅炸。如果炸好后再上笼蒸半小时，出锅的油糕又软又糯，散发着黄米特有的香气，蘸上白糖趁热咬一口，那种香甜瞬间爆满口腔，绝对是人间美味。团长儿子说，这油糕在他们老家，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到，很珍贵。
团长家亲戚还带了些苹果干、大枣、核桃、果丹皮和晒干的咸菜，都会分给我们一些。我老家来亲戚，带的则是四川特产——成都海会寺的白菜豆腐乳、涪陵榨菜、永川豆豉、宜宾芽菜、南充冬菜，我们也会送一些给他们。
山西人做面食在中国属第一，炒菜却很一般。但有一样菜是山西人特别喜欢的，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山西烩菜。
二
文革初期，武斗愈演愈烈，全国一片混乱。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父亲所在的七师十九团奉命从河南信阳开赴湖北黄石地区的广济（今武穴），制止当地两派武斗。
1968年春节前，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军营经武汉乘长江轮（东方红八号）到广济看望父亲，一家人过了一个特别的团圆年。没想到大年初一，师政治部主任来家中与父亲谈话，下达了新的任职命令。第二天，父亲就带着刚住了三天的我们回部队述职。此后短短一年里，父亲经历了数次职务调动。
父亲回师里担任新职不到两个月，七师所有支左部队奉命返回，开赴湖北汉川的沉湖农场围湖造田。父亲没去，而是在新职务上增加了七师留守处主任的头衔，统管全师近千名留守人员。那段时间，我几乎见不到父亲——以前他在团里任职，每个星期天还能见一面；当了留守处主任后，他经常下各团巡视，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
也许是我们的想念感动了上苍，才当了几个月留守处主任，父亲的工作再次调动。这次调动的职务相当于副军级，但要他离开野战部队，去郑州铁路局担任革委会和军管会副主任。父亲心里很不情愿——他知道，这一去就脱离了野战部队，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军号，见不到生死与共的战友了。尤其是让他离开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老部队，去领导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半军事化铁路系统，处理繁杂的地方事务。郑州铁路局管辖着陇海线和京广线这两条全国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一旦出问题，影响的是整个国家。责任太重大了。
我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压力。但他是老军人，接到命令，就只身一人去履新了。
父亲到任一年多后，形势有所好转，他也渐渐熟悉了铁路工作，压力小了许多，终于可以休假回部队与家人团聚。但回到老部队，父亲一下子成了闲人，常被老战友调侃，说他以后买票不用发愁了。父亲拍着胸脯保证：“就是票再紧张，也能让战友坐上车。”
他不是吹牛。当时郑州铁路局是大局，管辖河南、湖北和陕西多个分局。父亲有一张全国铁路通勤免票，随时随地不用买票上车，待遇是软卧，没有软卧也必须给硬卧——这是当时的铁路特权。不过这种特权只能他自己享用。战友们说的“票”是卧铺票，那个年代卧铺票很紧张，尤其是从郑州上车，一票难求。帮战友买票，竟成了父亲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但也有一些人对此眼红，酸言酸语的，让父亲很难堪。他跟母亲商量，等路局军管家属楼盖好就搬家。母亲夫唱妇随，没多久我们就搬离部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郑州最大的特点就是铁路，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知道他的新职务后，有的专程来探望，有的路过转车也来看看，顺便吃个便饭叙叙旧，有的还住上几宿，更有的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好在我们家房间多——除了四间卧室自用，父亲将多余的两间专门用来接待南来北往的战友。临走时，父亲会帮他们买好车票（票钱都是战友自己出，大家都可以报销），时间允许就亲自送上车，没法亲自送也会派车专人送进站。父亲对老战友有求必应，从不敢怠慢——他太想念部队，太想念那些在战火中结下生死情谊的战友了。
母亲毫无怨言，因为父亲的许多战友也是她的战友和上级。我也适应了家里经常来人的状况。最开心的是搬个小板凳听他们聊在山西、甘肃和朝鲜打仗的经历。父亲最关心老部队的近况，他们谈论的许多人名我都记得，因为那些名字在谈话中会频繁跳出来。
每当父母的战友来家，父母都开心得像回到部队，我则感觉像过年——因为父母会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东西便宜，父母工资加起来两百多块，根本花不完。不过父亲有个规矩：不管谁来都不喝酒。后来我才知道，这规矩源于朝鲜战场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他在后记中讲起过，这里不再展开）。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滴酒不沾，直到现在。
那时候还不兴去餐馆吃饭，在家吃既免打扰，气氛也随意。说是“家常便饭”，在那个年代有肉就行，讲究的就是实惠。可当时肉、蛋、鱼都凭票限量供应，一个月就那么点肉，怎么招待那么多战友？父亲自有办法：叫我去路局小饭堂买几个肉菜。那小饭堂专供局领导，大师傅手艺一流，价格不贵。我们家没搬来之前，父亲一直在那里就餐。我最喜欢买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鱼，回去一加热就能上桌，味道好，菜色也漂亮。遇到父亲战友来，母亲只需烧两个青菜即可，省时省力。运气好碰到烧鸡，我会立刻买一只。父亲平时备了许多小饭堂的菜饭票，想吃就去买一两个菜，很方便。
三
那年寒假的一个早晨，父亲去路局办公楼还不到半小时，就兴冲冲地回来了。
“几个老战友打电话来，要在郑州停留两个小时，转车去开封军部开会。”他高兴地对母亲说，“点名要吃山西烩菜。”
母亲一愣：“烩菜我不会做呀。”
父亲一边挽袖子一边说：“我会。”
母亲不相信地看着他。父亲忙解释：“我当年在军校连队经常帮厨，炊事班大部分都是山西兵，老做烩菜，看也看会了七八分。今天天冷，正是吃烩菜的好时候，我要露一手。”
看父亲又兴奋又忙乱的样子，母亲笑了：“你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啊！别搞砸了。”
“放心，砸不了。”
“那还准备什么别的菜？”
“不用了，就一个烩菜。别的菜他们不稀罕，今天就是冲着烩菜来的。不过量要够，肉要足。”
父亲从钱包里拿出十块钱递给我：“儿子，去买猪肉。”
“买多少？”
“看这个月肉票还剩多少，都买了。”
我从抽屉里翻出肉票，只剩一斤半。父亲说：“快去快回。”
不到半小时，我就把肉买回来了，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父亲很满意，对母亲吩咐了几句，就急匆匆去车站接人了。
母亲按父亲的吩咐，泡上一大把粉条，把白菜切成片、土豆切成块，足足装了一大盆。姜葱也备好，又把五花肉洗净去皮，切成厚厚的肉片，等着父亲这个大厨回来烧菜。我说：“我吃不惯烩菜。”母亲一笑：“谁吃得惯？只有你爸喜欢。你赶紧去小饭堂买两个肉菜，再捎上三斤馒头。我现在做米饭，咱们和你爸他们分开吃。”
将近中午，楼道里传来父亲和战友的说笑声。我打开门，母亲迎出来，与几个叔叔一番寒暄。我一看，都认识——其中三位太太是四川人，也是妈妈的战友，只有一位的太太是山西人。心想怪不得想吃烩菜，原来是太太不会做啊。
父亲让母亲在客厅招呼战友，自己则把家里不常用的大铁锅洗了放在炉上，扎上围裙，倒了差不多半碗菜籽油，一手举着锅铲，一手端着满满一大碗肉片，等着油冒烟。油热了，他把肉片匆匆倒入锅里，手忙脚乱地翻炒起来。我在旁边看着父亲那生疏的动作，想笑又不敢笑，只觉得滑稽。
肉片出了油，透出香味，父亲急忙放下姜葱，又是一通毫无章法的翻动，然后冲我喊：“儿子，酱油在哪？”
我赶紧把酱油递过去。父亲接过来，不假思索“咚咚咚”倒了半瓶，随即有点懊悔：“哎呀，倒多了……不过不要紧，一会儿少放盐。”其实他只放酱油不放盐的做法歪打正着——这样炒出来的肉片颜色更好看，也更香。
看着毫无炒菜经验的父亲笨拙地挥动锅铲，我既担心他做的菜难以下咽，又怕打击了他难得的热情。但酱油入锅后，肉片慢慢释放出浓郁的肉香，一位老战友被香味吸引，站在厨房门口吸着鼻子赞叹：“真香！没想到老战友还会做菜？”
父亲眼睛紧盯着锅里的肉，根本没听见。突然，他端起那盆土豆白菜，一股脑倒进锅里，又是一阵翻炒，然后冲我喊：“儿子，快给我开水！”
我忙递上暖瓶。父亲拔开软木塞，“咚咚咚”将一壶开水全倒进锅里，水一下子快到了锅沿。看着这满满一大锅汤水，我都发愁怎么吃得完。父亲却坦然站在那儿，一点也不担心。
水很快开了。父亲把泡好的粉条倒进去，搅了几下，盖上锅盖。这时他的额头已沁出细细的汗珠，他随手抹了一把，长长舒了一口气。真是难为从不做饭的父亲了。
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父亲掀开锅盖一看，汤水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吸饱汤汁的粉条膨胀开来，几乎要从锅里溢出。他赶紧翻炒几下，用筷子挑起一根粉条尝了尝，十分满意地说：“就是这个味！”
站在厨房门口的战友早已口水直流，央求道：“老战友，让我也尝尝。”父亲这才发现他，赶紧夹起一筷子烩菜送过去。战友顾不上烫，一边吸气一边嚼，说不出话，只能伸出大拇指。
受到表扬的父亲愈发开心，也不忘奖励我这个跑前跑后的小伙计，夹起一块颤巍巍的肉片让我品尝。肉片经过炒炖，已经软烂到恰到好处。我说“好吃”，父亲满意地点点头，把锅端离火炉，随手撒入一大把绿葱段，盖上锅盖，冲着客厅喊：“老战友们，开饭喽！”
几个战友像是听到部队的吃饭号，迅速到餐桌坐定。我把馒头放在桌边，父亲把那满满一大锅烩菜端上桌。锅盖一掀，扑鼻的香气立刻弥漫整个饭厅。锅里的粉条油亮，肉片酱红，土豆软糯，白菜翠白相间，再点缀着碧绿的葱段——战友们纷纷夸赞：“真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手！”
父亲乐呵呵地实话实说：“我是在军校帮厨看会的。今天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他给每人面前盛了一大碗：“赶紧吃，尝尝味道怎么样？”
几个叔叔早饿了，面对日思夜想的烩菜，毫不客气地夹起来送入口中。父亲急切地等着他们的评价。只见几位老战友不约而同地齐声夸赞：“香！绝对地道！哈哈哈！”
看着战友们吃得那么开心，父亲也夹起烩菜放进嘴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四
这时候，我的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我赶紧到另一个房间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吃从小饭堂打来的菜。父亲烧的那盘烩菜，我们每人只尝了一口就不再动了——我和妹妹只把里头的肉片挑出来吃了，算是给父亲捧场。母亲悄声说：“我看你爸做了那么一大锅，估计要剩不少。今天晚上咱们只能吃剩烩菜了。”
我听了不禁皱眉。我们家有个规矩：不管饭菜好不好吃，都要吃完，不能浪费。想着那么一大锅烩菜不知要吃几顿，我心里就发愁。
饭厅里不时传来父亲和战友们的说笑声。我想，那烩菜大概又把它们带回了那难忘的岁月——大家蹲在地上，围着一盆烩菜大口朵颐。不过那时候的烩菜肯定没有肉，有点油星儿就已经很幸福了。
母亲感叹道：“你看看你爸今天多高兴。自从离开部队到这里军管，我就没见他笑过。回到家经常站在窗前默默抽烟，望着窗外——他是想部队，想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今天多亏这么多老战友来看他。”
过了许久，父亲那边结束了午餐。他的老战友过来跟母亲道了谢，由父亲陪着去车站了。母亲叫我一起去收拾餐厅。一进门，我就被桌子上的锅碗惊住了——锅里和碗里干干净净，只泛着油光，什么也没剩下。
母亲脱口而出：“这些山西人太厉害了！包括你爸！没想到他们对家乡的菜这么钟爱，真是让我震惊！下次你爸的山西战友来，我也学着做。”
我眉头微微一皱。母亲看出我的心思：“放心，妈少做点，够你爸和他的战友吃就行，不做这么一大锅。你爸他不容易啊。今天他破天荒地做了一大锅菜，还这么受战友捧场，真没想到。不过他做的烩菜，咱们真是吃不惯。”
其实父亲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并不长。从参军到我们搬到路局之前，他几乎都在食堂吃。即使我们从天津搬到部队，也只是星期天能见一面，一起吃一两餐饭。现在终于每天都能见到父亲，还能一起吃饭，我觉得特别开心——更何况，还吃到了他亲手做的菜。
父亲如今已是快百岁的老人了。自从那次做完烩菜，他就再没有进厨房炒过菜。也许是我们不捧场，也许是没了那帮战友的光临和鼓励。
现在的老父亲，依然会站在窗前眺望远方，依然会想念他的部队，想念那些战友兄弟在一起的时光。也许，他还会想再给他们做一次烩菜。只是遗憾，他的那些战友，都走了。
父亲腿脚已经不方便远行，想去曾经的军营看看，也已经是一种奢侈。但我相信，这篇烩菜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
后记
1972年8月，林彪事件后不久，中央及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郑州铁路局军管会很快撤销，父亲欣喜若狂——他原本担心可能要脱军装，没想到还能回老部队。他立刻赶回去报到。
可这时部队已没有他的位置了。军管回来的干部多得无法安置，全军各部队的团、师、军级副职都有十几个。1975年，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后决心整改部队，大量多余干部转业。那时父亲已调到一军军部，受命负责一军各部队在西北三省的干部转业安置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军队成立干休所——军委规定，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师团级以上干部不再转业地方，而是免职离休，进部队干休所。
父亲离开部队去军管前是正职，回来后更难安排。提拔，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委屈地去军史组当组长编写军史，赋闲了一年多。但父亲很开心——他又回到老部队了，又能听到军号声，又能常常见到那些老战友了。
那时我们家还在郑州，父亲又要从部队去郑州休假。我们也很不习惯郑州的生活，1974年重新搬回部队。没想到搬回不到一年，1975年5月，一军与驻浙江、江苏的二十军换防，我们家又搬到了浙江。
父亲不喝酒的规矩，源于朝鲜战场上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时父亲是营职侦察参谋，临时执行向前线输送兵员、弹药和补给的任务。途中，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补给物资里有酒，就打开不停地喝，父亲劝阻也不听。这时美军飞机飞临，父亲听见警戒哨音，急忙命令停车，让所有人下车躲避轰炸。可那个干部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失去意识。车上只剩下父亲和他。父亲大声呼喊，毫无反应；用力摇晃，还是不起作用。急了眼，父亲一手揪着那个干部的衣领，一手掏出枪，怒目呵斥：“你他妈再不下车，老子毙了你！”——这是父亲亲口告诉我的原话，他说当时情况太紧急，他就这么骂的。醉酒的干部一下子被吓醒了，连滚带爬跳下车。
就在父亲也跳下车的瞬间，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在车辆附近纷纷爆炸。父亲和那个干部就地趴下，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把他们抛起又重重摔下。轰炸结束后，父亲耳孔里全是血。虽然及时救治，但已形成永久战伤性耳聋，听力越来越差，成了伤残军人。那个干部事后一个劲感谢父亲救了他，又为父亲因他受伤而愧疚。父亲倒没说什么——毕竟是战友，相信正常情况他不会那样，只是太贪酒险些丧命。
可父亲对那次任务中车队一半兵员在轰炸中死伤的事，始终耿耿于怀。那次执行上前沿阵地任务的是一个营，损失有多大，可以想见。虽然不是父亲的责任，但别人喝酒误事，却让父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许就是从那天起，父亲不再饮酒。
这事发生在志愿军刚到朝鲜初期，那时父亲属于总参谋部——因为当时一军还在甘肃。父亲是总参谋部1950年最早派遣进入朝鲜执行秘密任务的人员之一，而且是在南北朝鲜战争爆发前。他也是最晚离开朝鲜的——1958年随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在朝鲜整整八年。朝鲜给他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聋子”这个外号。
现在，我已经不再给父亲打电话了——因为他已经听不见了。
